十賭九輸

十賭九輸（隨感）

最近一段時間，街頭巷尾出現許多「夾公仔機」鋪和「彈珠機」鋪，吸引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光顧。媒體報道，有「夾公仔機」在獎品出口處有人故意設置障礙，令已經夾到的公仔很難取出，似有「坑人」之嫌；「彈珠機」吸引學童流連忘返。有尊貴議員認為這類「遊戲機」容易令人「上癮」沉迷，也似乎有賭博成分，提請政府立例監管云云。近年來，也有不少「警方冚賭」新聞見諸媒體，市民已經麻木，老牛其實也不太關心，只是為一些人沉迷賭博而嘆息。

也許華人是特別喜歡賭博的族民，你看看澳門的各大賭場、美國拉斯維加斯和大西洋城的賭場，歐美白人多是拿著一袋硬幣，坐在老虎機前面，一毫兩毫地玩，享受樂趣而已；但那些百家樂賭桌旁，下注者和旁觀者多是黃皮膚黑頭髮的華人，豪氣萬丈。幾年前在澳門金沙酒店大廳，老牛見過一個四十來歲平頭裝的客人「玩大細」，不到兩分鐘便輸掉五張「金牛」，面不改容。老牛心想︰如果這位豪客的老婆孩子，看著鈔票被機器吃掉，該有多「肉刺（音『赤』）」！

那一年，老牛與一班「旅友」參團遊珠三角，其中一個項目是在澳門逗留大半天，於是，「金沙」、「永利」、「威尼斯人」幾大新開賭場都「見識」過了。在酒店吃自助午餐時，鄰桌的國內客人告訴我，他在廣東某大城市，交二十元便可以參加「澳門一日遊」，專車送到珠海拱北過關閘；在碼頭和新口岸，往來各賭場都有免費穿梭巴士，賭場的午餐也免費，真係「抵玩」。據聞當時何博士為迎戰各新持牌者的圍堵，也推出「免費叉燒飯」招待賭客。

坊間舊時稱澳門為「梳打埠」，意思是這個「埠」像「梳打」（蘇打）那樣有腐蝕性，什麼東西（包括身上的錢）都能「洗乾洗淨」。三十多年前，彌敦道某知名傳統粵菜酒樓，每年新春都有一幅幾層樓高的「賀歲風情畫」，有一年的主題便是香港一班賭仔過「梳打埠」搏殺，最後輸到連底褲都「當」掉，用雙手掩住下面「重要部位」返回香港，令觀者忍俊不禁。不過還好，那年月還沒有「大耳窿」狂毆債仔然後押回香港籌錢的情節，「賭仔」還算「迷途知返」、全身而退。

澳門成為特區後仍然倚賴博彩業支撐，據稱全市七成人口的工作直接或間接與賭業有關，許多年輕人中學畢業便進入與賭場有關的機構或行業或工種。有學者擔心，社會風氣造成年輕人急功近利、急於在與賭業相關的行業找工作而不再接受高等教育、不接觸其他學科和行業，澳門將來缺乏各行業的專門人才。

澳門賭業一枝獨秀、稅收增加、GDP逐年增長，政府交得出「亮麗成績單」，北京也大有面子。因為「回歸」之後形勢大好，證明北京定下的「澳人治澳」方針政策成功。但其實澳門也正是北京「又愛又恨」的一個地方，因為，九十年代以來，不知多少地方或企業官員，帶著公款到澳門豪賭，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成就了澳門的繁榮，卻製造了大量貪污腐敗個案、造成了大量國家資產外流。於是，十多年前，北京下令「一刀切」，全國（不僅是廣東或者南方各省）所有某個級別以上的官員或企業高管，公私護照一律由機關保管，未經批准不得私自出境。不說出來的原因就是︰禁止官員或企業負責人挪用公款參與賭博活動。

香港沒有大型的合法的博彩業，只有官方認可（二十九年前稱為「英王御准」）的香港賽馬會，以及領有牌照的麻雀館。但非法經營的賭檔，以及「賭外圍馬」、「賭外圍波」，隱蔽活動，禁而不止。二零零二年初，政府就「賭波合法化」諮詢公眾時，一些團體以「敗壞社會風氣」、「助長賭風」為由反對。老牛當時寫過短評，批評反對將賭波納入規管的人，其實是說出了經營非法賭博的「幕後黑手」想講而不敢講的話；這種「泛道德化」的崇高理念是不切實際的，也無助解決已經存在已久的賭風日熾的社會問題。最終立法會通過賭波合法化，由馬會經營，納入規管，這正是打擊「賭外圍」的有效方法。

但是，即使有合法渠道去賭波、賭馬、打麻雀，或者街坊鄰里、三五知己私下的「雀局」，也還是有人要冒違法之險，去參與非法賭博。那是因為人皆有僥倖心理︰賭博就是期望僥倖贏錢，參與非法賭博就是期望僥倖不被抓到。正因為如此，才不時有「主婦賭到不煮飯」、「賭仔被『大耳窿』追債淋紅油」、「病態賭徒賭掉身家性命」、「過大海賭徒被押返港籌錢還債」等等「耳熟能詳」、不是新聞的常見「新聞」，見諸報端。

粵語民諺稱「小賭怡情」，其實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小小玩意當作怡情無妨，大賭豪賭則不可，「爛賭」更不堪。但是許多人戒不掉「心癮」，敵不過自己的「心魔」、沒有自我約束能力，即使發了「毒誓」甚至真的斬了手指，仍然要不顧一切去賭。政府設立一個「平和基金」，協助病態賭徒戒除賭癮，用意甚好，可惜只是杯水車薪，難以解救全社會的爛賭仔。

老牛不賭，即使「見識」澳門各大賭場，也只是在老虎機前玩玩而已。原因很簡單，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三是不好（音「耗」，喜歡）。長輩告誡「十賭九輸」、「十賭九騙」，老牛自知輸不起，所以避之則吉。老牛積攢的幾個小錢，只夠日常生活，每個銅板掰開都有血有汗，用來買吃的還得細嚼慢咽，哪捨得在賭桌上一擲千金、大肆揮霍？老朋友笑老牛「小家子氣」、「膽小如鼠，不敢去搏，哪有發達」、「一個一元硬幣看得比車輪還大」，老牛「自己知自己事」，也不怕被「激將法」刺痛，只是笑笑而已。上文提到的那個不到兩分鐘輸掉五張大牛的場面，即使那人腰纏萬貫，老牛也為他的妻兒痛心。（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日）

禁煙之難

禁煙之難（牛眼看香江）

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災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經過五輪聽證會聽取各當事方報告和解釋，將會在稍後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未出正式報告之前，有些因應事故而提出的改善措施已經陸續推行。例如，據居民反映，起火原因是有工人在地盤吸煙並亂丟煙頭所致，於是，「地盤禁煙」立即立法並由七月十八日起推行。地盤入口設置私人物品存放櫃，工人不得帶香煙和火機進入工地；承建商在工地範圍內設置閉路電視監察，違例在工地範圍內吸煙者，罰款三千元；工地沒有做好禁煙措施，承建商罰款四十萬元。希望這些嚴厲措施可以杜絕地盤火災再次發生。建造業工人們大部分都是煙民，但為了工地安全也不得不接受新法例的安排；工會領導人則建議工人「戒煙才是上策」。

老牛明白，從社會層面反吸煙其實甚難做到。二十多年前，政府規定媒體包括電視和報章雜誌，不得刊出香煙廣告，並規定室內禁煙，寫字樓辦公室裏不能吸煙（即所謂「無煙工作間」）。於是，「老煙槍」同事「江大才子」（借用對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戲稱）就到十五樓的後樓梯去吸煙。但原來那座大廈的走火樓梯完全沒有窗，也沒有抽氣設備，各樓層的煙民輪流出去樓梯吸煙，煙味都積聚在梯間，簡直無法呼吸。老牛對「江大才子」說︰「不如戒了吧？」他笑說︰「我現在只剩下這一樣嗜好，如果連這個嗜好都沒了，人生還有什麼樂趣？反正都活了大半輩子，有什麼病都無所謂啦。」另一位「老煙槍」也笑說︰「老鄧煙不離手，竟能活到九十二，我怕什麼？」他們的說法可能是煙民的心聲。

老牛不是煙民，香煙加稅加價與老牛毫無關係。家族中只有爺爺抽煙，祖屋裏還保存著爺爺用過的銅質水煙筒，應該有過百年歷史了。祖母容忍爺爺抽了幾十年煙的習慣，爺爺去世後，祖母只留著爺爺的水煙筒作紀念，家中連煙灰缸都沒有。幼年時，有時有客人叼著煙到訪，祖母不得不拿出一個小碟給客人盛煙灰；客人離去後，祖母便一邊抹地一邊嘮叨︰「煙味嗆鼻、煙灰弄髒地方，真討厭。」幼時的耳濡目染，特別是看到抽煙者牙黃、手指黃就覺得可怕，老牛對吸煙絕無好感，從來不覺得抽煙如何「有型」、如何「架勢」；如果看到女孩子抽煙，更覺得此人是「蒯女」（壞女孩）。所以，青年時代在農場務農，即使多麼艱辛、迷茫、徬徨，許多友人消沉、迷失、無聊而學了抽煙，老牛都堅持遠離香煙。

三十年前，香煙盒上就出現一句「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十多年前開始不准煙商贊助體育活動；許多年前，印在煙包上的「吸煙危害健康」這句話已經改為「吸煙引致肺癌」；幾年前，香煙外包裝上加印吸煙有害、爛手爛腳的恐怖畫面；電視和公共巴士上的螢幕，也頻頻出現勸人戒煙的公益廣告。宣傳得還少嗎？危害程度還說得不夠嗎？煙稅一加再加，經濟手段已經用得夠多了；但是，要抽煙的還是照樣抽，年輕和女性新煙民仍在增長。在自由世界，政府不能禁止煙商生產、不能禁止煙草類產品入口，只能從個人健康和家庭和睦的角度去勸諫人們少吸煙、鼓勵煙民戒煙、勸阻青少年加入煙民行列，但成效有限。

如今，電子煙、加味煙以及所謂「另類煙產品」都已在被禁之列室內禁煙、公共場所禁煙、公共交通交匯處禁煙，煙民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了；煙民聚集在馬路行人道抽煙，令行人道也煙霧騰騰，非吸煙者無奈掩鼻而行。禁煙措施也引起飲食界娛樂界反彈，食肆、酒吧、夜總會和歌廳東主，都認為室內禁煙影響生意，於是有些茶餐廳把幾張方桌放在門口馬路行人道上，讓煙民在店「外」邊吃店內食物邊吸煙；門面太窄的小店只好在門口廣告牌上掛一個罐頭空罐當作煙灰缸，「方便」煙民在門口抽煙然後進門吃飯。也許，抽煙是煙民的「人權」的一部分，社會也只能勸戒，不能以行政手段制止。

老牛覺得，從社會層面看，實在不值得花大力氣、花大量金錢去「勸導」大眾不吸煙。因為「吸煙危害健康」的信息不是不清晰，只是要吸煙的人不理會這個信息而一意孤行而已，這是他個人選擇、是他的「人權」，旁人犯不著去為他個人的選擇去指手劃腳。這正如一個人他不願意自己健康地生活、不願意讓自己生活得好些，他要自殘、自殺，他今天不燒炭、不割腕，明天也會吞安眠藥或者跳樓，你能阻止得了嗎？既然不聽勸諫，那就由他去吧。（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壯心不已

壯心不已（隨感）

近日，五十年前我在海南農場中學當教師時教過的舊生，傳了一個由網紅博主對當年農場中學王校長專訪的視頻給我。我看後甚為感動，立即轉發給曾經在農場當過教師的幾個老知青。大家都給王校長一個大拇指。在我們這班在王校長手下當過教師的老知青心中，王校長是永遠的校長，他正派、公道、處事嚴謹、原則性強又極富人情味，全校師生對他都心服口服。不過王校長如今不是校長，而是農場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的義務講解員，每天對來這個「紅色歷史」教育基地參觀學習的人員，講解我們農場所在的母瑞山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故事。

五十八年前，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們一眾知青到農場落戶時，已經聽農場領導講過，農場所在的母瑞山區，曾經是海南革命游擊隊瓊崖縱隊的根據地，堅持二十三年紅旗不倒，不過我們沒有深究、知之甚少；老革命家們在世時寫過革命回憶錄，在五十到六十年代的「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專輯上刊出，但我們不甚了了。中國著名雕塑家潘鶴的名作「難苦歲月」，就是根據母瑞山革命歷史故事創作出來的，但我們當時的年輕人對此一無所知。

最近十幾年，中共中央為端正黨風、反貪反腐，要求黨員「重溫入黨誓詞、不忘入黨初心」，要求各地黨委將重要的革命歷史紀念地整理成博物館；黨員都要到各地的革命歷史博物館參觀學習。所以，除了上海「一大」舊址、浙江嘉興南湖、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南昌起義舊址、江西井崗山、貴州遵義、瀘定橋、陝西延安等耳熟能詳的革命歷史紀念地之外，各地都發掘和整理中共革命歷史故事，於是，母瑞山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故事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一九二七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蔣介石追殺共產黨員，中共不得不舉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創建自己的武裝力量；當時的海南共產黨組織在王文明、馮白駒領導下，也跟隨大陸共產黨組織的指示創建革命武裝，他們利用母瑞山區的地理環境作掩護、出其不意打擊國民黨軍和後來侵佔海南的日本侵略者，在難苦環境中堅持武裝鬥爭，一直到一九五零年海南解放，前後凡二十三年，所以稱為「二十三年紅旗不倒」。兩個主要領導人王文明已經在戰爭年代犧牲，馮白駒則堅持到迎接解放軍打進海南島、清除國民黨軍殘餘部隊。全國解放後，馮白駒曾出任廣東省副省長。海南島一直是由廣東管轄的行政區，下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一九八八年四月才建省。

王校長今年八十八歲了，落戶母瑞山差不多六十年，當年十九歲中等師範學校畢業，被安排到母瑞山當教師，幾十年間由小學教師到中學校長再到農場工會主席，退休後欣然接受邀請，在「母瑞山革命歷史博物館」當義務講解員。他翻查歷史檔案、翻查革命前輩的回憶錄，結合近三十年來在山區原始森林裏不斷發掘、發現的紅軍時期的遺物例如槍支彈藥、生活用品和生活遺址等等，聯同黨史專家一起策劃展覽內容，王校長自己整理講稿。自從母瑞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被指定為海南省黨員的教育基地之後，每天到訪參觀的學習者絡繹不絕，王校長有時一天要講十場，從由忙到晚。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廣州老知青重訪農場時，也曾請王校長講母瑞山革命歷史故事。

在視頻中，博主問王校長︰你已經八十八歲、但退而不休，有沒有想過什麼時候真正退下來？王校長說︰「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整理前輩們的奮鬥故事自己也深受感動，我為年輕黨員重溫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革命歷史，是一種責任，也是個人的信仰和寄託。」他說自己還有精神體力，講解革命歷史是自己的責任，願意講到站不起來、講不出聲才真正退休。我忽然想起曹孟德的詩句︰「老驥伏櫪，志猶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幾句詩正好是王校長的寫照。五十三年前我曾經任教的場部中學舊址，現在已經改建為黨員學習革命歷史的學校，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和政府工作人員到這個學校來短期學習。以往寂靜無聲的深山老林，如今隨着曾經發生革命鬥爭的歷史被發掘和宣傳，突然成了「紅色教育基地」，知名度突然高起來。（二零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憶李老師

憶李老師（憶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學母校校慶日，我回母校去與老同學聚會。剛與高中班同學拍完大合照，見到一位不認識的校友，攙扶著李老師左臂，沿木樓梯走上舊圖書館的閣樓，我連忙跑過去扶著李老師的右臂，助她一臂之力登那二十多級樓梯。母校是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老牌中學，圖書館那座房子更是前清名臣李鴻章創辦的「豫章書院」舊址，如今已屬「歷史文物保護單位」。圖書館的木板閣樓是在不影響原建築結構的原則下加建的。沿著木樓梯登上閣樓，那裏陳列著許多母校的歷史文物，正中有一部豎式鋼琴，正是五十多年前、我們上初中的時候，李老師給我們上音樂課用的那部鋼琴，至今也許有一百年歷史了。

李老師緩緩走到鋼琴旁邊，輕輕打開鍵盤蓋，用右手按下去，一串音符便飛揚起來了，正是「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那位攙扶李老師的校友說︰「李老師，彈一個吧。」李老師站在琴邊雙手按鍵，彈出「青年友誼圓舞曲」前奏，我跟隨著李老師的琴聲，放聲唱︰「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廣闊大路上塵土飛揚」。李老師看到我能唱出全部三段歌詞，甚為興奮。我對李老師說︰「我沒有好嗓子，不過喜歡唱。這首歌當年我們的課本上沒有，我是小時候聽姐姐哥哥唱跟著學的。」李老師說︰「對，這是五十年代中期為世界青年聯歡節創作的歌，沒有收在音樂課本。幾年前，著名演員秦怡等老一輩表演藝術家在一個大型晚會上重唱，這首歌這幾年又流行起來了。」

接著，李老師又彈起我們學過的「青年圓舞曲」，我便跟隨琴聲唱︰「陽光照耀美麗的山河，和暖的春風在身邊輕輕吹過」。李老師對我五十多年後還能記得三段歌詞甚為驚訝。其實她認不出我是誰。我告訴她，我是文革前夕的「老三屆」，在母校讀初中時是李老師教音樂課的；教過我們、至今仍健在的老師不多了，李老師是一個。李老師說，她現在住在養老院，經歷了幾十年的變遷，許多有紀念價值的音樂資料都散失了。我說，我母親保存了一些我用過的課本，也許能找到有用的資料。我向李老師要了她的電話和地址，答應遲些時候找到舊資料便寄給她。校友日之後，我回到香港，整理母親的遺物，果然從一包塵封的舊書中，找到中學時代的音樂課本和其他舊歌曲，我便影印下來，寄給李老師。

二零一六年四月，我約了幾個老同學一起去養老院探望李老師。李老師給我們看最近幾年她帶領老教師合唱團表演的相片，興致勃勃地談起在養老院教院友唱歌的趣事。幾個同學都給李老師帶了小禮物，我給李老師的禮物是我的一幅漫畫舊作的原件，以及幾年前在校慶特刊發表的、提及李老師上課的一篇散文的影印件。李老師說收到我寄的舊歌資料，連聲道謝，並告訴我，特意「隆而重之」地用掛號方式給我回了信。我說，難怪那封回信「慢郵」了兩個月才收到。

中午時分，我們扶著李老師到距離養老院不遠的飯館吃飯，邊吃飯邊暢談。同學們談起學生時代的趣事、談起下鄉時代邊幹活邊唱歌的日子，又哼唱學生時代的歌曲。我說，幾年前在校慶特刊發表的那篇短文，提到那時上音樂課，課堂總是亂哄哄的、許多同學吵吵嚷嚷；但我僅存的一點樂理知識，就是那個時候印在腦子裏的，所以很感激老師的教誨。本來我們五個舊生要「羅漢請觀音」，由我們「買單」，誰知原來李老師常與友人來這裏吃飯，與飯館店主熟絡，早就與店主說好由她結脹，我們一眾舊生只好作罷。

李老師一九五二年從廣州音樂專科學校畢業，便分配到我們的母校當音樂教師。她說，我們當年的班主任和少先隊總輔導員都曾經是她的學生；他們高中畢業後上了師專，師專畢業後又派回我們的母校任教。李老師說︰「音樂是我的生命，教唱歌是我的興趣。音樂令人振作、積極、樂觀、向上。即使在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即使在被批、被整、被『封、資、修』大帽子壓得透不過氣的日子，我都憑著令人振作的樂聲挺過來了。音樂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們問起李老師的健康狀況，她說，除了因為年紀大、退化，腿有點不太靈便，其他方面都還不錯。她說︰「在養老院教唱歌、帶領老教師合唱團演出，是我的精神寄託，每天忙忙碌碌、彷彿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就覺得愉快，覺得自己還有精力、還不老。希望明年、後年、再過幾年，我都能回校看看同學。」我應聲說︰「好。我還要聽老師彈琴、和老師一起唱歌。」音樂的旋律是李老師的「抗衰老靈丹」，李老師的振作、樂觀、積極、向上，彷彿像一串歡快跳躍的音符，透過自己的強而有力的脈搏，奏出感染他人的樂章。

之後幾年，每年校慶、知青聚會以及清明祭祖返廣州，我都會抽時間到養老院去探望李老師。有兩次上到養老院沒找着人，院友說李老師住了醫院，我就帶着葡萄、香蕉等水果到醫院探望，並洗水果給李老師吃。有一次在養老院探望時，李老師提到，本來有一位按摩師常來為院友做按摩，據說調了工作，已經幾個月沒有來了。我說︰「讓我試試給你按摩好嗎？」李老師欣然同意。我給她按了二十幾分鐘，李老師說很舒服，連聽道謝。我說，不用謝，覺得舒服就好。

二零零零年爆發「新冠疫情」之後，一直不能「通關」，沒有再去看望李老師。二零二二年四月，我接到一個陌生號碼的長途電話，原來是李老師借用別人的手機打來的，李老師說，近來身體狀況很差，已經退了老人院宿位，與兒子同住，請護工照顧；手機也取消了，現在是借別人的手機打的長途電話，主要是囑我如果可以通關，也不要再去養老院；如今住在兒子家，離市區很遠，不要來探望了。我聽得出，李老師自己感覺到已經接近生命的盡頭，打這一通電話的目的是向我「告別」。我聽明白了李老師這番話的用意，努力讓自己平靜，在電話中說，疫情持續幾年無法親來看望，請李老師好好休養，小心保重。今天，李老師也許已經離開這個她生活了九十二年的凡塵世界，但我相信她的音樂靈魂會長存，她的積極向上的精神感染了我們後輩，也感染了身邊的人。（二零二六年七月九日）

教育誠信

教育誠信（隨感）

老牛的小文曾將古代「科舉」與現代「高考」相提並論。相同的是，都是旨在選拔人才；不同的是，古代科舉高中者即可當官，現代高考只是考上大學而已，還要讀幾年、畢業取得好成績，才有機會找到好工作。無論任何時代的考試或選拔，都要公開、公平、公正，無論主持考試的官員還是參與考試者都要有高度誠信，才符合公眾和社會的期望；一旦有人有違誠信、以不正當手段取得好成績、獲得高中機會，則是對守法者不公平。清朝時期曾出現幾次「科場舞弊案」，其中「丁酉科場案」（一六五七年），主考官收受賄賂錄取一堆不學無術的富家子弟，社會嘩然、順治皇帝震怒，對涉案官員處以極刑，主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處死，數十名官員被流放或革職。可見古代對維持學術、教育制度的誠信極為重視。

近年香港多次出現「假學歷」的新聞，有非本地生懷疑以假學歷申請入讀本港大學。據媒體報道，香港中文大學二零二五年堵截數百宗懷疑假學歷申請，香港大學同樣接獲數百宗懷疑憑虛假學歷申請入讀的非本地生個案。港大強調當中並沒有個案獲得錄取，並指對於掌握具體證據證明存在欺詐性虛假陳述的個案，定必向警方作出舉報，以便進一步調查及檢控。

媒體揭露有所謂「中介機構」公然宣稱，可以為有意申請入讀香港各大學碩士課程，或者因應香港「高才通計劃」有意來港定居發展的人士，提供申請時所需的證明文件包括學歷證明和外國大學畢業證書。該集團會先收取一百至一百五十萬港元的「中介費」，以協助申請人偽造海外大學學歷、海外學生簽證，以及海外國家入境印章，並提供虛假工作證明以協助有關申請。

當申請人獲批「高才通」後，該中介集團會向申請人和其受養人提供來港後的後續服務，包括陪同申請人和其受養人入境香港、辦理香港居民身份證、安排在港租屋、製造虛假僱傭合約等，直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費用約六十至一百萬港元。香港入境處已展開執法行動，成功瓦解這個造假集團。

媒體報道，香港竟然也有人企圖以不合法不公平手段讓幼童入讀知名幼稚園。今年三月，廉政公署起訴十三名家長和一名「中間人」，這些家長向一家知名國際幼稚園負責招生的行政主任提供合共約一百一十萬元賄款，以安排十二名幼童優先插隊入讀該校幼兒班。被告聲稱是因為該校職員透過「中間人」索賄而付款。區域法院法官稱，這些家長通過行賄而取得優先插隊機會，是對其他安份守紀者不公平，也因為插隊而剝奪了另一些守紀者的入讀機會。法庭分別判十四人入獄八至十四個月。涉案的該校職員已承認收賄罪並已離職，另外判刑。

四十幾年前，老牛在師大求學時，有一位本來成績不錯的同學，在「古代文學」科考試、默寫「琵琶行」時偷看課文，被監考老師發現，即時宣布取消該同學的分數，另安排補考。最後登錄在成績表上「古代文學」科一欄的分數是「補考合格」。班主任說，學校是清純正直的地方，特別是師範大學，培養的是未來的教師，更要堅守清正誠實的原則，不能容忍作弊的歪風；考試本來就是要誠實、展現自己的真正能力和學習成果，如果有人以作弊手段取得高分，是對誠實者不公平。希望被懲罰者明白，也希望全體同學引以為戒。（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

讀書有用

讀書有用（隨感）

上星期的小文，談到中國內地「高考」引發的思考，也引起讀書是否「無用」的爭論。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基因，都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古代大多數人靠勞力維生，有機會讀書的人極少；春秋時代孔子教出來的學生有學識、有能力，有機會被提拔做官。隋朝創設科舉制度之後，科舉成為平民百姓晉身仕途的階梯，吸引許多讀書人努力讀書、考取功名、爭得享受朝廷俸祿的機會。所以大眾都認同讀書有用。所謂「讀書無用」的慨嘆，只是人們對前途無望、對社會不公的詛咒。

中國出現「讀書無用」論，最典型的是七十年代。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中小學「停課鬧革命」，滯留學校的學生到一九六八年都要「上山下鄉」。直到一九七二年，毛偉人在一個報告中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於是從下鄉「知青」、軍人、工廠工人之中挑選表現好的青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選送入大學。選送工農兵學員時本來是要經過一個簡單的文化考試的，但一九七三年考試時，一個名叫張鐵生的知青，在考卷背面寫了一封信給主管部門，說自己是生產隊幹部、工作忙、沒有時間溫習。此事上報到中央，「四人幫」那些人視「交白卷」的張鐵生為「反潮流英雄」，文化考試也取消了，之後幾年選送的工農兵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總之混兩年便算是大學畢業。

我老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農場，當過割膠工人、炊事員，一九七三年抽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那年代極少大學畢業生分配到農場，農場中學缺教師，只好從文化素質較好的知青中挑選有能力者到中學去「濫竽充數」。那年月正是「讀書無用論」最盛行的時代，現實是，農場職工子弟讀不讀書、上不上中學，最終都成為農場新一代勞動力，在中學五年（那時初中三年、高中兩年）之後，都是要回到生產隊，種橡膠樹、割膠、砍木、犂田、插秧、鋤草、施肥，所以完全沒有讀書的動力。我老牛只能盡自己能力苦口婆心勸導、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但能否聽得進去、真正肯花心機讀書，那就真是「同枱吃飯各自修行」。

有一年我教的一個班，有一位姓鄧的學生是「無心向學」的典型。他是從偏遠的生產隊來到場部上高中，成天與家境較好的場部幹部子弟一起，到場部的商店買糖果雪糕，白天上課睡大覺，晚上自修就溜出去玩，勞動課就托病不出，一個字概括就是「懶」。我作為班主任，花了許多心機和時間，好言相勸，但鄧同學始終「不為所動」。在學校混了兩年，就回到生產隊做工。幾十年後，二零一四年，這個班的一個同學阿蓉與她的母親、姐姐參加旅行團來港，約我見面，我問起班上同學的情況，自然也問起這位鄧同學的情況。阿蓉說，鄧同學八十年代去過深圳打工，也沒掙到多少錢，後來返回農場，農場那時改為承包制，許多人努力工作，種檳榔、胡椒、菠蘿、可可等經濟作物，得到很好的回報；但他只守住幾百棵橡膠樹，其他什麼都不種，收入只是割膠的工資，所以生活很是拮据。

我感慨萬千，對阿蓉說︰中國民間諺語有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不論有沒有文化、不論年輕時肯不肯讀書或者讀得成與否；不管是計劃經濟抑或市場經濟，不論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抑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管你個人是否聰明或者有技術，都是要勤勞才能致富，都是要勤奮努力才能改善生活。自己不能約束自己、催促自己努力，自己不長進、不下決心拔掉「懶」根，到頭來吃虧的是自己，幾十年後才抱怨父母、抱怨社會，就已經太遲。

同班的另一位姓陳的同學，是讀書最用功、成績最突出的。我七七年參加文革後首次高考，七八年五月離開農場回城讀書。這位陳同學一九七九年考上華南工學院（後來的華南理工大學），他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打電報給我，請我到碼頭接船。因為這位陳同學從來未到過廣州，更不知華南工學院在何處。我當然非常欣喜，甚至有點自豪︰我教過的農場職工子弟竟然考上省重點大學，真是喜出望外。我按照電報所說的日期到碼頭接船，幫他搬行李，然後送他到華南工學院報到，並教他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做法。陳同學是讀書成材的典範。

還有一位低一年給的苗族學生阿福則是勤勞致富的典範。阿福小學基礎差，勉強上了中學也完全不知所云。但他從小跟隨父輩勞動，對在原始森林討生活的手段樣樣精通，斬竹砍木拉牛割草樣樣都十分能幹。八十年代末農場實行承包制後，他除了完成承包的橡膠園的割膠任務換取定額報酬外，工餘時間開荒種檳榔、菠蘿，他種的大片菠蘿由供銷公司收購，賣給海口市的罐頭廠作為生產原料，收入大增。他自己蓋了小樓，安裝了「鑊形天線」收看衛星電視。阿福雖然學生時代基礎差，但長大後在生活實踐中積累了經驗、吸收了知識，學會上網查看市場價格和聯絡收購商，被農場評為「勤勞致富標兵」。（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高考隨想

高考隨想（牛眼看社會）

六月七日（星期日）起一連三日，是中國內地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高考）的日子。各大電子媒體都報道全國各地學子（包括應屆高中畢業生和自修生）勤奮溫習應考，以及家長各出奇謀為子女打氣的場景，整個城市都為這幾天的重大日子開路，連考場附近的建築工地（地盤）以及娛樂場所都不准在考試時間發出噪音。整個社會對「高考」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連完全沒有關係的其他市民都被鋪天蓋地的高考氣氛感染了。人們總是將現代的「高考」與古代的「科舉」相提並論，但其實「高考」與「科舉」完全不同，因為，古代科舉制度，秀才能考上舉人就可以做官（至少是地方官）、享受朝廷俸祿；但今天的高考只是考入大學而已，還要看幾年之後畢業才真正面對就業難題。

中國內地青年就業問題並不樂觀，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合適或者滿意的工作，近幾年青年失業率接近百分之二十，城市人慨嘆「文憑貶值」，農村人怒罵「讀書無用」。其實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問題，就是，無論學生、家長、教師、社會，你對大學教育的期望是什麼？如果你期待高等教育「平民化」，畢業也就要以「平民化」心態，自謀職業，不要奢望高職厚薪；如果你認為高等教育應當保持「貴族化」、大學畢業生是高人一等的天之驕子，工資高、出路好，那麼考大學時就必然只有少數尖子能考上，走的是「貴族化」的精英路線。如果考大學的時候期望「平民化」、多數人都應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畢業的時候卻期待像以往的「精英制」那樣「有價」，那就是自己的觀念錯了。

教育本來就應當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合理的社會，人人都應當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人們教育水準提高了，社會才進步。但這僅僅是理想，目前還不太現實。在經濟還不很發達、社會還不很富裕的前提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資源投放到高等教育，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仍然只是少數。越是難得，那「文憑」的「含金量」就越高。如果高等教育普及化（例如中國內地九十年代以來的「擴招」，以及香港大專的「升格潮」），許多人成為大學生，大學畢業生滿街都是，那麼大學畢業文憑當然「貶值」。

在中國內地，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學（包括本科生和專科生）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都有所謂「國家指標」，意思是，大學生和中專生不用交學費，由國家栽培，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也就是說，考上大學只要能畢業，出路一定沒有問題，等於得到一個「鐵飯碗」。但到九十年代，這種政策慢慢向「市場化」方向改革了，學生要交學費，國家不包分配，中國大學生再也沒有「鐵飯碗」，隨時要面對「畢業等於失業」的尷尬。這種制度，在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本來就是如此，但是習慣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中國老百姓，能否接受「讀書要交錢、畢業沒分配」的新制度？

中國老百姓早就傳聞美國人教育程度高，「連掃街的都是大學生」；其實菲律賓教育程度也很高，許多女孩子讀了大學在國內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當家庭傭工。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整個社會已經接受了「文憑與職業不能劃等號」的觀念；但在有千年科舉傳統的中國，「學而優則士」的觀念根深蒂固，更以為考上大學將來的出路、就業一定會好。殊不知今天的大學不同舊時代的科舉。因此，整個社會應該宣揚「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以及「各展所長、發展潛能」的觀念，不要抱住「考上大學才有好出路」的舊觀念，驅使子女「千軍萬馬爭住過獨木橋」（此語是八十年代後期形容高校招生率低的情況）；家長更要了解自己的子女的能力、興趣和志向，鼓勵青年學生尋找合適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不應該過於專注於「一戰定生死」的「高考」，更不要被這樣的「內捲」裹脅而給子女強大壓力，要讓他們有展現個人特質和獨特能力的空間和機會。有教育家和社會學家說，中國不缺學士、碩士、博士這樣的「白領」人才，中國缺的是高技術的專業「藍領」人才。讓青年學習技術、成為高技術人才，也許更有個人發展機會，也更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