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董伯伯(隨感)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於二零二六年九月八日安詳辭世,享年八十九歲。董建華一九三七年生於上海,是香港已故「船王」董浩雲長子,十二歲隨父親來港,一九六零年畢業於英國利物浦大學,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十年。一九八二年,董浩雲離世,董建華接手家族生意東方海外,但遇上世界船運業衰退及石油危機,東方海外債務沉重,一度瀕臨破產,幸獲已故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出手注資,力挽狂瀾,東方海外起死回生。
董建華於一九九二年首次踏足政界,獲末代港督彭定康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一九九六年,香港特區籌委會在北京成立,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與董建華一人握手,被喻為「眾裏尋他千百度」,認為是反映北京屬意他出任首任特區行政長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舉行的首屆行政長官選舉,董建華擊敗楊鐵樑、吳光正及李福善勝出。董建華上任初期,推出多項長遠計劃,包括教改、數碼港計劃、中藥港等,但成效不彰,加上金融風波衝擊香港,董建華民望不斷下滑。
董伯伯零二年以絕對多數提名票取得連任,北京領導人高調力挺,甚至出現時任最高領導人被香港女記者提問時沉不住氣、怒氣沖沖而大失面子的場面,這一小插曲也讓小記者名聲大噪。那時候董伯伯「贏得漂亮」,但被掩蓋的問題續漸浮現,零二年底至零三年初的「沙士」(「非典型肺炎」,簡稱「非典」)令香港經濟、民生和董的民望同時跌至最低,零三和零四兩年的「七一遊行」,儘管親建制媒體不斷作其他解讀為董開脫,但董處於弱勢早已是不爭事實。
兩次七一大遊行之後,都有聲稱「摸民情」的北方來客約我黃牛吃飯,探聽「香港民意到底想什麼」。其實,北京派駐香港的中聯辦每天都將香港報章的報道、評論剪報呈北京,不過北京方面不願相信;中聯辦官員也有給北京作匯報,打包票稱香港形勢大好,但北京不敢相信;所以,總要以各種名義、透過各種渠道派人來港接觸各式人等,摸實情、聽民意。我黃牛並非知名人士、或者擔任什麼公職、或接近權力核心,也沒有什麼社會影響力,僅僅是因為在媒體做事、因工作關係對時事和民情了解多一些而已。我對北方來客說﹕「董完成了平穩過渡,已經是最大貢獻。」我講了一通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根子以及董伯伯不宜連任的理由,北方來客說﹕「那麼看來安排董再做下去是錯的。」果然到了零五年,董伯伯以腳痛為由請辭,前朝高官煲呔曾接任,整個香港情況有所好轉。
當中最關鍵一點,是北京改變了思路,接受了港英時代的官員擔當特區政府大任。按北京以往的思路,特區行政長官要是自己信得過的人,就是所謂「愛國愛港」,但傳統「愛國」陣營中有能力駕馭全局者幾稀,前朝舊臣又不可信,所以仍要「信得過」的董苦撐下去。但畢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明擺着董無法駕馭局面,前朝的高官也不是青面獠牙或心懷鬼胎或消極怠工,何不用其所長?思路一變,一通百通。如果北京糾正那種「要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人能管好香港」、「不能讓外國人看笑話」的心態,實事求是按客觀規律辦事,平衡地看香港,該怎樣就怎樣,許多問題就好處理。
董伯伯在位時期,老牛正在一家媒體混一口飯吃,觀察了董伯伯施政的全過程,同時也享受了香港的「言論自由」,為其他報章雜誌畫過許多與董伯伯施政有關的漫畫。二十年後翻出來看,實在感慨萬千。董伯伯不是政客,不是專「出口術」及「吹水唔抹嘴」的人;做國際航運大生意主力也不在香港,基本上沒有利益衝突,所以香港各界都接受。董上台後提出許多施政理念,例如「建屋八萬五」,用意甚好,但不料碰上「亞洲金融風暴」,樓價狂升之後狂跌,許多「負資產者」都將怨氣發在董身上,將地產泡沫歸咎於「八萬五」。而且,香港那些迷信歐美制度的「民主派」,以及對香港回歸中國耿耿於懷的「崇洋派」,都視董為北京政權的「代理人」,他們要證明「香港已死」,於是處處掣肘,讓特區政府寸步難行,時時事事拿董來「糟質」,故意要讓北京領導人難堪;自由派媒體也對特區政府的工作處處挑剔,所以董很難做得到讓多數人滿意。董伯伯第二任期只到一半便請辭,許多有遠見的措施未能早見成效,實在是「時不我與」之痛。
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換了幾屆之後,據傳民主派陣營有「大佬」直言︰「還是董最好」,因為董有國際視野、有在外國民主社會生活和工作的體驗,有民主之風、有容人之量。也許這正是應驗了一句話︰「失去的時候才覺得寶貴」。如今真的永遠失去了。董伯伯說他父親時時告誡他︰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他愛國愛港的情懷是人所共知的,那些崇洋媚外者最痛恨董伯伯就是這一點。董伯伯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敢於擔當,願意放下家族生意為香港勞心勞力,為香港平穩過渡作出重大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是非成敗已經不重要,公道自在人心,特區安穩走了二十九年,是平穩過渡打下的基礎。願董伯伯安息。(二零二六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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