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步復常

 

穩步復常（隨感）

今天上午下樓去超市購買日常用品，在街角看到有家長帶着在幼稚園就讀的小朋友（看校服，應該是九龍塘傳統名校），正為公益金售旗籌款。這個場景，大概兩年多沒有見過了。我老牛立即趨前，向小妹妹買支「旗」貼在衫領上。我對家長說︰「兩年幾沒有見過賣旗了，希望這種有益活動隨着疫情受控而逐步回復正常吧。」學生參與社會公益活動，本來就是德育的一部分；學校保持這種關心社群的傳統、營造良好社會風氣，比受惠機構實際籌得多少款項更重要。希望香港自此一切都慢慢好起來。

十一月二日星期三，「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三號風球、八號風球之下順利進行，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用民諺「貴人出門招風雨」來歡迎這二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金融界「貴人」——各大機構的頂尖高管，聲稱這次峰會顯示「香港回來了」。緊接着，國際七人欖球賽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看台允許坐八成觀眾、允許在場內飲食，當然觀眾仍要「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外國入境者仍要出示「健康碼」。這是失落三年的大型嘉年華。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說，如果三日的賽事之後香港疫情沒有大反彈，就有條件可以進一步放寬防疫限制。市面上，酒樓食店不限人數和營業時間，這就基本上「復常」了。只是至今還沒有三年前常見的「拖箱」內地遊客，市面難以重現繁榮景象。

昨天清晨，我老牛突覺氣促、呼吸不暢順，立即自行搭的士去伊利沙白醫院急症室。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光顧急症室，登記時才知道如今收費一百八十元。人不多，連陪同輪椅、白車病人的監護者才二十多個人，我被「分流」在「次緊急」類別，然後安排在「美好診室」見醫生。主診醫生是一位長者，態度和藹和親，詢問很仔細。他打開「醫健通」，知道我最近做過心臟血管造影檢查、確診有堵塞（但未到嚴重程度），便安排我做心電圖、X光照肺以及驗血。負責跟進的姑娘態度也很好，也許是擔心長者耳朵不靈光，所以語速較慢，講話很清晰，即使反覆問，她也耐心解答。我忽然想起今年初在電視新聞中見到的「急症室爆棚」、「『鹹魚』堆積如山」的令人噁心的畫面，更感到，在醫護人員和市民共同努力之下，香港公營醫療系統如今已回復正常運作。

急症室醫生寫了轉介信，叫我到「日間治療中心」內科去預約排期。下午兩點，我到「日間治療中心」時，已經見到人山人海，排隊等候乘搭升降機的人都在「打蛇餅」。如今因為防疫，多了「掃安心出行」、「量體溫」等工夫，工作人員都很認真，個別人不掃「安心出行」，工作人員便追上來、拿出綠色二維碼給未「掃」者盡快「掃」。求診病人（多數是長者）也都很守秩序。大樓地下一層入口處一側，設有一個臨時的「疫苗接種中心」，可以選擇「復必泰」或者「科興」。有工作人員在圍欄邊，呼籲求診者「即到即打，不用預約」。

一場「新冠疫情」由二零二零年初爆發，至今差不多三年，香港的社會民生經濟活動飽受蹂躪。不過，正如行政長官所說，香港有韌力，香港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如今香港回來了。一個接一個的大型活動舉行，充分展現香港的活力和動力，期望進一步放寬防疫限制，盡快回復正常。（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權衡得失

 

權衡得失（隨感）

嚴格防疫限制措施實施兩個月，四月二十日屆滿。行政長官較早前表示，如果疫情逐步放緩、不反彈，將會逐步、有序、分階段放寬社交限制。四月二十一日起，政府康民署轄下各足球場、籃球場、體育館恢復開放，但仍要執行個人防疫措施例如戴口罩、人數不超過項目規定人數等等。同日，食肆恢復晚市堂食、每桌可坐四人、營業時間延長至晚上十時；食店員工要打齊針、食客要用「疫苗通行證」。部分旅行社重辦本地遊，雖然成團不多，也算是開了個好頭。儘管每日確診人數仍在六百左右，仍是高水平，但在市民普遍深感疲勞之下，「抖抖氣」、「動一動」已成無法再壓抑的群體爆發力量。

透過電子媒體看看內地，各省市的疫情都有反彈。但廣州深圳行動快、檢測和生活物資供應配合得較好，所以很快做到「社會面的動態清零」，民間怨氣也少。但上海就令人大跌眼鏡，封城一再延長，仍然錄得每天確診過萬人的高紀錄；一些地方生活物資供應斷鏈，小區市民不得不透過手機程式向外呼救。昨日，在上海「指導抗疫工作」的副總理孫春蘭說︰上海這一波抗疫鬥爭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確診人數正在回落；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不動搖，希望上海盡快回復正常生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也說︰感謝市民對抗疫措施的理解和配合，歷史將會記住所有為上海防疫抗疫作出貢獻的人。

香港雖然不像新西蘭較早前那樣封城，但在「外防輪入」的政策下，原屬「高風險地區」的航班禁飛香港。上星期，政府宣布撤銷九個「高風險」國家地區的禁飛令，因為香港自己的第五波疫情比起那些國家地區更嚴重，禁飛令沒有意義。四月二十一日起，香港也調整「外防輸入」策略，由外國回港的香港人抵港後隔離縮短為七天；今日更宣布，航班的「熔斷機制」由禁飛七天改為五天。不過，航運業界人士認為，香港實施長時間的「禁飛令」，已經讓一些政商界人士改變了出行習慣，例如由澳洲飛往歐洲，以往多在香港中轉，現在許多人改到新加坡中轉，這意味着香港已經失去航空樞紐的地位。

昨天看到一則消息，內容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的文章，大意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生命至上」是我國抗疫的總目標；堅時「動態清零」是我國防疫抗疫的總方針，兩年多以來證明是損失相對較少、成效相對較大的合符國情的做法。但從科學的角度看，「新冠病毒」仍會不斷變種、長期存在，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不能長期以「清零」為目標。全世界已經為抗疫付出沉重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保障人命和保持經濟如何取得平衡，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鍾南山是從零三年的「非典」（沙士）、到前年的「新冠」，都站在抗疫第一線的專家，他的觀點是值得深思的。特別是，「新冠」病毒如今變種到「奧米克絨」這一代，傳得快、但病癥不明顯，重症和致命率也不算高，也就是逐漸接近流感等風土病的狀態；再加上人類抗疫到今天，不但多國研發出疫苗，也有藥廠研發出口服藥，這就到了「未病可防、有病可治」的階段。如果沒有接種疫苗而受感染，也有藥可醫，這就可以讓民眾和當局不必再過份緊張和恐慌；逐步放寬各種限制，讓社會逐步回復正常，此其時也。（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抗疫雜音

 抗疫雜音（隨感）

昨日收到一位認識三十年的朋友傳來的一段文字，稱是他的一位友人的「聊天記錄」，大概意思是︰「香港沒有封一天城，感染人數已經由每天五六萬的高峰迅速降至二千以下，死者平均年齡是八十六歲。每當政府試圖採取『清零』政策，都遭到市民抵制，因為香港有個頑強的公民社會。」又說︰「香港市民從來不對政府寄任何希望，而是靠市場解決，因此供應鏈一直暢通」。還說︰政府要求醫家醫院作為隔離醫院，也遭到一致抵制，最後還是政府醫院接收新冠患者、私家醫院繼續服務其他病人。該段文字談到上海疫情大爆發時說︰「上海和香港的差別在於有沒有一個公民社會和市民的自我保護意識。」

三十年朋友傳這段文字時附言︰「這段對香港抗疫政策的評論十分客觀」。同樣一個事實有不同解讀，本來是正常的。不過，老牛倒覺得這段大談「公民社會」的「聊天記錄」，實是胡說八道，顯然是資深「黃絲」的謬論。香港市民配合政府的「清零」政策，才有前四波的感染低、死人少的戰績，何來「遭到市民抵制」？當然一直有人故意「抵制」，就是那些對政府心懷怨恨、透過電子平台、手機程式在民眾中鼓動「軟抵抗」的「黃絲」們。當跨境貨車司機因檢測呈陽性不准過境、二百輛貨車滯留深圳之際，北京決策當局以水路和重啟鐡路貨運，保證香港物資供應，這顯然是「政府行為」，何來「市場解決」？

談到香港與上海的「根本區別」，老牛的這位三十年朋友自己的看法是︰「香港政府的抗疫原則是『專家建議、政府實施』，政府指定一批頂級專家，對圍封方式、隔離措施、藥物配送、疫苗接種等環節提出專業意見，政府統籌考慮、行政長官拍板。而上海則完全是政府主導、政治指揮，各級官員無條件執行，專家基本沒有發揮作用。」他說，抗疫是科學問題，需要科學的防疫政策和科學的民生措施；如果動輒上綱到「政治考量」，就會出現違背科學、背離民意的錯誤。這位三十年老友的看法倒是有水平的「十分客觀」的評論。

四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的疫情通報記者會，當局通報前一日統計的數字，確診人數九百四十六，兩個多月來首次回落到三位數；在公立醫院離世人數為六十七人。行政長官曾預告︰如果確診人數少於一千人，將不會再舉行維持了一段時間的每日例行記者會；如今達到低於一千的水平，政府將不再舉行「例行記者會」。這當然是好事。因為，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端的第五波疫情，至今三個半月，近乎窒息的防疫抗疫措施，市民已經難以忍受。

行政長官在例行記者會談到，觀察疫情呈下降趨勢的幾個客觀指標，是核酸檢測陽性個案下降、圍封檢測找出的隱形帶毒者人數下降、確診者傳染的指數下降等等。前幾波疫情時，當局致力於追蹤感染源頭、努力截斷傳播鏈，通常在發現確診者時，立即對其住處或工作處所進行圍封強檢，但往往找不到隱形帶毒者。後來，當局採用本地大學研究團隊「污水樣本含病毒推斷所在大廈有隱形帶毒者」的研究成果，委託大學在全港進行大規模的污水檢測，然後選定住宅大廈進行圍封強檢，通常每一次圍封找出的陽性個案，佔被檢人數的百分之十到十六。這便是香港精準找出隱形陽性者的原因。（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隨感）

香港的疫情已徹底失控，一個只有七百四十萬人口的城市，一日確診新冠病毒人數，比幾個國家加起來的還多。繼上星期每日過萬，這星期日日創新高，星期一︰三萬四千四百，星期二︰三萬二千六百，星期三︰五萬五千三百，星期四︰五萬六千八百，星期五五萬二千五百，星期六（今日）也有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九宗。第五波至今已經有三十幾萬人感染，一千三百多人在公立醫院去世；這個第五波死亡人數比例，比原本死人最多的美國還要高。

好友玲姐的幼子阿雷在公立醫院內科部任護理員，上星期末例行檢測時確診了，自己在醫院工作也沒有辦法入院，只能在家隔離。一個小家庭居住空間窄小，同住的母親玲姐跟媳婦一齊到親家住處暫住，只留阿雷自己在那個窄小空間自己顧自己，按政府醫生指示服藥。幾天過去，喉痛、咳、發燒等症狀減輕了，今天完全退燒，算是康復了，上司打電話來催阿雷返工，說公立醫院員工受感染人多，人手甚緊云云。但母親甚心疼，叫阿雷休息多兩天才返工。

老牛的親家老爺、親家奶奶這星期一也中招了，在同一個狹窄空間生活，一個人中招，其他人也不能倖免。自己覺得有少少不適，做快速檢測，得知呈陽性，也沒有辦法去醫院治療，因為整個公立醫療系統早就壓力爆煲，前段時間天氣寒冷之時，有許多長者只能在醫院大樓外的帳蓬受着寒風冷雨的煎熬，沒有一個室內床位。女婿立即張羅成藥給爸媽，讓他們在家隔離、休息。到今天，女婿說兩老情況已經好轉，無大礙云云。

三月四日星期五（昨天），輪到老牛自己「中招」。本來老牛自問一向十分留意做足防禦措施，但總不能完全不出門，總有時要去超市買生活用品、食品。星期四開始覺得有乾咳、喉痛，女兒送了快速測試包來，但完全看不懂英文說明書。星期五早上十點，女兒用電話視像教我用，我依足女兒的示範，終於清楚顯示「陽性」。我症狀輕微，略有發燒、咳、喉痛，居家隔離七天要完全「禁足」，女兒立即為我張羅日常生活用品和成藥。看來如今每個自行檢測呈陽性者，假如症狀輕微，都只能在家隔離，自己照顧自己、自求多福。

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自從二月大爆發至今，變得一塌糊塗，政府方寸大亂，實在令香港市民失望，也驚動中央。北京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除較早前建成火眼實驗室幫助香港提高核酸檢測的數量；派人到香港協助護老院照顧院友長者；還因為確診人數大增、醫療系統崩潰，由內地派人員及運送材料，以最快速度建成幾處「方艙醫院」。本來，由發生疫情到去年底，香港一直是做得比較好的，而且也有一段長時間「清零」。但是百密一疏，去年底出現第五波，今年春節之後一發不可收拾，要中央出手打救，這實在是香港之恥。

北京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聽取中央支援香港抗疫的各個「專班」的工作匯報之後表示，特區政府應當負起責任，全力做好抗疫工作，做好協調和統籌，兌現入職時的誓言；還要揭露、打擊那些散播謠言、破壞防疫抗疫、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的言論和行動。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劉兆佳教授認為，這一番話顯示中央對香港政府的抗疫表現甚為不滿，有督促改進的意味。（二零二二年三月五日）

歷史認知

 

歷史認知（隨感）

昨天看了一個資料，說的是真實的「武大郎」與《水滸傳》中的描寫完全是兩回事。真實的武大郎高大英俊，家境貧寒，全靠一位姓黃的朋友資助，勤奮讀書，後來考中進士，在陽穀縣做官。姓黃好友後來破落，去陽穀縣找武大郎，期望謀個職位維持生計；武大郎盡地主之誼，接待殷勤有加，但對謀職一事隻字不提。黃姓朋友甚不滿和失望，離開陽穀縣，一路上對民眾說了許多武大郎的壞話，包括其妻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姦之事，都是胡編亂造的。

黃姓朋友回到自己家鄉，才發現武大郎早已出錢及派人把他的祖居重建一新，還買了田產等他回去經營，黃姓朋友懊悔不已，但從他口中說出的壞話和謠言已經收不回去。小說《水滸傳》中的故事，是依據一本叫做《大宋宣和遺事》的筆記寫的，而這本《遺事》又是收集民間傳說、說唱腳本、元代雜劇的故事整理而成的。《水滸傳》流傳至今，武大郎和潘金蓮的故事便定了型。

古代史家對秦始皇殘暴鎮壓、「焚書坑儒」、強徵民工修築長城的暴君形象是早有定論的，甚至認為秦朝短命是天意。「孟姜女哭長城」、「荊軻刺秦皇」的故事千百年來深入民心。但近代史家則對秦始皇統一國家，以及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的做法有高度評價。所以，當今的歷史教科書（課本）不會只提秦始皇殘暴的一面，也肯定秦朝對統一國土、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的歷史貢獻。這便是全面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典範。

教科書應該是「信史」，應該把歷史的真實情況作客觀的表述，讓後世的年輕人知道前朝歷史事件的真實情形。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對日本右派在該國歷史教科書中美化侵華戰爭、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二戰侵略歷史的做法表示極大憤慨，認為是對包括中國和東南亞多國在內的受害國家和人民的侮辱。同樣，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也應當客觀真實地記述歷史，而不應該以「政治正確」主導，以某一個人、某一個官方表述作為依據。

例如，如何正確表述台灣問題，就不能簡單地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因為，台灣問題是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的延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權戰敗退守台灣，七十二年來一直用「中華民國」之名，有自己的政府、軍隊、貨幣、法治制度和經濟運作、稅收制度，有自己的護照，有二十多個相互承認的「邦交國」，即使現當政者如何「謀獨」，總不能否認這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所以，以小學生能明白的表述方式，應該是︰「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當今管治台灣的政府是四十年代末戰敗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延續。」

「六四」如何表述也是一個難題。在中國以外的地方，人們普遍認為是北京政府「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而在中國內地，官方的斷語最初是「反革命暴亂」，之後逐步「降調」，到九十年代出版的「共和國史」則稱為「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如何把這個歷史事件寫入教材？香港教育當局認為，中央政府對事件已有定論。但我認為官方的表述並非「信史」，而只是「勝利者寫的歷史」，是不全面的。教科書應當客觀地把事件的遠因、背景以及正反的事實都記述，才站得住腳，才不會被今後的歷史研究者質疑。（二零二一年六月六日）

善惡終有報（隨感）

 

善惡終有報（隨感）

前年（二零一九年）六月中旬起，本地一些政治狂熱者藉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之機發難，釀成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暴力事件。直到去年（二零二零年）初，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初，醫療專家勸諭市民減少聚集，一些政治狂熱分子仍不死心，繼續鼓動青少年做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包括打砸商鋪、破壤鐵路系統設施、堵路、縱火等等。儘管律政司對嫌犯提出起訴過於緩慢令公眾不滿，不過最近幾個月，從前年到去年因參與暴力犯罪活動被捕的人士，陸續有一些經過法庭處理而被判刑，總算是給市民一個交代。

去年二月，天水圍一家連鎖零售店三度遭某種特別衣飾人士破壞，一名十四歲華裔兒童和一名十三歲印度裔兒童被捕。兩人承認三項刑事毀壞罪，未滿十四歲的印童要索取感化報告，暫時仍由青少年院看管，春節後再判刑。印裔男童承認犯案時「自己好蠢」。法官直斥男童的破壞行為「不知所謂」、「唔知自己做緊乜」。法官說該印裔男童能講能寫中文，實屬難得，家人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不要讓家人失望；法官對男童說，要想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麼事，如果不想清楚就去做，後果不但自己要面對，家人也要面對。

一名十八歲陳姓副學士學生，在前年十月旺角衝突中，遭警方制服，其後被搜出一枝可發出刺眼強光的雷射筆，陳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他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並須還押至二月十九日判刑。另一位二十八歲女金融經理，前年「反修例」事件期間，涉嫌在尖沙咀用雷射筆照警員眼睛，經審訊後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襲警罪成，判監三個月。她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二月四日在高等法院要求推翻定罪及減刑，稱警員拉錯人。高院法官認為施襲者的行為「撩是鬥非」及「乞人憎」，暗示法庭若裁定施襲者就是上訴人，未必會減刑，甚至有可能加刑。

區姓前立法會議員，被指前年七月在警民衝突現場，先後用「大聲公」（手提揚聲器）推撞一名警長的長盾，以及在一名警司旁邊高聲說話，被裁定兩項襲警罪罪名成立，被判一百四十小時社會服務令。他不服定罪上訴，被法院駁回，高等法院院法官二月三日頒下判詞，指區姓前議員當時行為明顯屬情緒發洩，他聲稱自己「擊打長盾是為引起警方注意以免清場時出現『人踩人』」，說法極為牽強，且屬於砌詞狡辯。

根據警方資料，去年（二零二零年）一月至九月，有一千八百五十二名因為干犯刑事罪行被捕的十八歲以下人士，當中一百五十人（約佔百分之八）接受了警司警誡；與前年（二零一九年）反修例事件相關的被捕者超過一萬人，四成是青少年，僅有十九人接受了警司警誡，原因是背後有人教唆這些青少年人不認罪。既然不認罪、無悔意，警方唯有交法庭處理。年輕人受人唆使或因一時意氣、情緒失控而犯事，實屬不幸。中國有句老話︰「善惡到頭終有報」。年輕人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麼事，犯法的事無論如何也不要做；一旦做了違法的事就要自己承擔後果。一些有法律背景的政治人物宣稱有案底的人生才精彩，這些謬論真是害人不淺。（二零二一年二月七日）

新年新希望（隨感）

 

新年新希望（隨感）

二零二零年是充滿不安、恐懼、無奈和不知所措的一年。一月，中國武漢傳出發現不知名新病毒人傳人的消息，中國當局吸取十七年前「非典」（「沙士」）的教訓，在出現疫情的城市、地區實行「封城」，限制人員進出，以防止擴散。隨即，這種「新冠」病毒傳播到香港、亞洲各國以及全世界各地。香港沒有實施「封城」，海陸空交通仍在運作，只實施人員「限聚」、食店「限時」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一年來，香港出現四波病毒擴散，至今日為止，第四波疫情雖然稍有回落，但每日確診有四五十人，仍未受控，更未「清零」。

中國內地當局以強制封城、限制活動手法，疫情爆發半年左右基本控制住局面。雖然被外國政客批評為「專制」、「限制人權」，但執政當局強調以人民生命放在首位，為了防止疫情播散，非常時期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而中國百姓基本聽話和配合，加上政治團體和各種社會組織發揮調動協作功能，能動員大批義工在封城和限制人員活動時，為市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各種服務，令社會不致於全部癱瘓或失控。到第四季，中國內地民眾可以持「健康碼」、戴住口罩，外出旅行、飯聚、會友。這些嚴厲的管控措施，在各國看來是限制人民自由的不可思義的專制舉動，在中國大陸卻因為疫情受控而成為自豪的標籤。

與香港同屬特別行政區的澳門，疫情防控工作比香港做得好，很快與內地城市看齊，做到「清零」，並在去年第四季與內地省市恢復人員往來。但香港一直未做到「清零」，即使與內地一直有零星人員往來，那些因個人急事要入境中國內地的香港人，也不得不接受隔離十四天的限制措施。追蹤確診者感染源頭的證據顯示，香港的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都是與外來傳入有關，但當局既擔心疫情擴散，也擔心經濟下滑；既要聽專家顧問的意見，也要聽商界的意見，左右為難，也沒有足夠人手監管限聚令的執行，執法也不夠果斷和強硬，許多市民也抱著滿不在乎的態度，所以在管控方面總是不到位。

新冠肺炎疫情反覆，香港中小學生在家「上網課」很難達到質量要求，聖誕節假期之前預定今年一月初就要重返校園。日本東京的奧運推遲一年，香港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也推遲一年。一年之後又會如何？誰也說不準，前景全繫於市民是否自覺遵從限聚等防疫措施的規定。如果市民不自覺遵守政府訂定的防疫抗疫措施，還是自行其是，我行我素，那麼不但仍會出現第五波、第六波爆發，各行各業都被各種限制拖垮了，重振經濟無從說起。市民抱怨也沒用，只能怨自己不願意犧牲短時間的活動自由，而令整個社會蒙受更大的損失。

新的一年，當然期望一切都有好轉。儘管香港不可能像大陸那樣實行強制措施，但調動民間力量則是可以學習、可以做到的。希望當局調動各種民間力量，例如各種非政府組織、志願機構協助，組織義工，督促市民遵守防疫抗疫規定。希望今年可以盡快控制疫情，盡快讓社會回復正常運作，讓市民可以有條件地出行、購物、聚會、訪友、外遊。當市民可以正常上班而不是「居家工作」，可以正常出遊，外地人可以來港旅遊購物；當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恢復正常，官員掛在嘴邊的「重振經濟」才有機會做到。（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