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網熱潮

科網熱潮（憶舊）

八十年代，電腦還是在象牙塔中的事物，只有少數學電腦的專業人員、穿著白大褂、在「無塵工作間」操作電腦。九十年代初，個人電腦開始普及，中學生也被要求配備「三八六」學習使用；九十年代中，「互聯網」興起，「上網」成為時尚；九十年代末到千禧年之初，全球突然掀起「科網熱」，有人註冊一個什麼「.com/」的網頁，就賺錢賺到眉開眼笑；於是許多人追隨大勢投入「科網公司」，成為二零零零年的奇特現象。老牛親歷了那時全世界擔心「千年蟲」干擾電腦的過渡期，期間曾為一本在科網熱中創辦的月刊畫插圖和時事漫畫。

這家在「新時代」中創辦的雜誌的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小何，曾經是老牛的同事，他就是在「科網熱」中轉投科網公司，然後轉到一個資深傳媒人旗下，協助辦雜誌。小何知道我為某大報畫時事漫畫已經十年，於是打電話約我，為該新辦雜誌畫一個整版的插畫，內容自選，有絕對的創作自由。我向小何了解該雜誌的性質、主要內容之後，答應每月為該雜誌交一幅A3尺寸的彩色漫畫，內容配合該雜誌的主題，包括個人電腦應用、科學普及、互聯網應用、環保、綠色生活、保護動物、設計等等，以及與香港現實生活有關的幽默漫畫。

這個雜誌的創辦人是原本在某大報任編輯的資深媒體工作者。這本雜誌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起碼不反共、不唱衰中國、不反特區政府，不談政治時事，不提什麼「政改方案」、「民主」、「普選」，主要是做科技普及和介紹最新網絡使用知識，特別是教讀者如何開設電子郵箱、如何使用電子郵箱傳送圖文資料、如何開設「網店」，以及如何在網上學習、網上營銷、網上搜尋等等。雜誌的文章由資深科技人員撰稿，內容正確又深入淺出。

老牛覺得主持者的用意甚好，在席捲全球的「科網熱潮」中，這本雜誌及時向讀者介紹相關知識，實在是科普的先驅。雜誌定位為月刊，順利出版幾期之後，小何告知漫畫版改為半版，內容仍然自定。於是我嘗試畫單幅的幽默漫畫，也嘗試畫略有故事的四格漫畫，以期在嚴肅深奧的科學知識之外，可以多一點惹人莞爾一笑的幽默。出版大半年，與小何合作愉快。

但是，當時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恢復期，該雜誌的市場反應未如理想，商業廣告甚少。本來，香港乃至全世界的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電視台，或者實體紙質媒體如報紙和雜誌，都是倚賴商業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而不是靠銷售。不過，銷售情況是廣告商考慮投放廣告的依據，即是說，銷路廣、讀者多、潛在受眾多、廣告宣傳效力大，商家才願意投放廣告。因此，電子媒體或紙媒體都會誇大讀者群和銷量，以吸引商業廣告。

這本介紹最新網絡資訊的月刊，也許是市場定位不清晰，或者是自己宣傳不足、知名度不夠，每期只有兩三版廣告，實在很難維持基本支出。在財政困難中堅持了一年多之後，小何打電話告知我，說是因為沒有大財團、大老板和大品牌的廣告支持，創辦者的財力難以繼續支撐，決定結束。我得知雜誌無能力繼續辦下去，深感無奈。這段日子為雜誌創作的漫畫，如今回顧，仍覺得內容積極正面、富有幽默感，是老牛覺得滿意的作品。（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時代終結

時代終結（憶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十年的二十幾年間，我老牛不但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為幾家出版社畫插圖、為財經雜誌和政論雜誌畫插畫。二零零四年為一本只出版了兩期的期刊畫時事漫畫，是很特別的經歷。這個期刊的主辦者是曾經在中共駐港最高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何老先生。

何先生前半生經歷甚有傳奇色彩。他在香港出生成長，少年時代家貧輟學流落街頭，輾轉赴內地，追隨中共游擊隊參加抗日戰爭，從事演劇等文藝宣傳活動；四十年代末，曾在中共在港設立的「達德學院」求學。中共建政初期在內地當幹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香港，八十年代官至中共駐港機構某部副部長。但「八九風波」形勢急變，何老先生不認同北京的處理方式，宣布脫離中共。晚年全心全力協助摯友、知名富商霍老先生投資開發南沙，成績斐然。

何先生這些背景資料只是閱報所得，其實我老牛並不認識何先生其人。二零零三年十月，何先生透過朋友聯絡我，稱要商量一些事。我如約到銅鑼灣香港遊樂會網球場休息室拜會何先生，這是第一次見面。何先生說，自己手頭上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和一些著名作者的甚好的文章，不要浪費了，要設法讓世人看得到，所以決心以晚年的餘力，自資辦一本月刊。何老先生從未涉足文化出版，他的出版理念只能交給他認為靠得住的執行編輯去實施。何先生從他交託的執行編輯口中，得知我老牛十幾年來一直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於是約我見面，囑我為他辦的期刊畫一個整版的彩色時事漫畫。

何老先生與我在遊樂會餐廳吃午飯，邊吃邊談。他特別強調，作者完全有創作自由，看到近期有什麼重大事件、最熱話題就畫，不必有顧慮。他說︰「報章雜誌的時事漫畫本來就應該是『無字的社論』、『圖像的短評』，在宣揚正義、討伐歪風中發揮『匕首』、『投槍』作用，所以本來就應該獨立存在、獨自成篇，而不應該視為文字的插圖或附屬品。」既然主辦者有如此廣闊胸襟、給予完全的創作自由，老牛自然應允為他供稿。一個星期之後，我把第一幅大約A3尺寸的彩色時事漫畫交到何老先生委託的執行編輯手上。

二零零四年一月，月刊創刊號面世。何先生再約我到香港遊樂會見面，在會所餐廳一邊吃午飯一邊談約稿事宜。這次何老先生談了許多對特區政府施政的看法，也說了許多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從心、自找苦吃一類的話。我考慮到月刊的特性，要盡量追貼時事，就不宜太早畫，一邊觀察社會動態一邊構思，到截稿前三天才動筆。交了第二幅畫稿後，一個月不見新一期雜誌面市，不知何故。未有收到何先生任何訊息，於是決定在下一個月的預計截稿期前，再交一幅。我想︰如果事情的發展真的如上次何先生所說的「力不從心」，那麼，即使月刊還堅持出版，我也等用了已經交的畫稿再作打算，不必急於創作新畫。我便一直留意市面書報攤，是否看得到新的一期雜誌。

再等了兩個月，終於在報攤看到第二期月刊擺上貨架。我急忙買一本翻看，發現後來交的兩幅漫畫同時刊出，最後一頁還有一版「編後語」，告訴讀者「這是第二期，也是最後一期」，向「關心」這本月刊的讀者交代「停辦的原因」。內容與上次約我吃午飯時談的相同，大意是回歸七年特區政府的一些做法與「安定繁榮」目標背道而馳︰一些媒體長年唱衰中國，好的不講，專找不足之處「天天講時時講」；扼殺某些行業，大批青年走進失業行列；政府投資失誤，浪費公帑，似乎是要將香港的家底「分光、用光、賠光」； 「高薪酬、高福利、高成本，用人亂、政策亂、意見亂」等等許多個人意見。

這篇「編後語」特別提到，自己的一些觀點寫成文章投給報章，少數報章會刊用，但通常是被多數報章投入廢紙籮，或者改動觀點，或者放在不顯眼位置、作特別處理，自己感到十分無奈，這才激發自資創辦雜誌的打算。但是「創刊號已經搞得筋疲力竭」，自感「歲月不饒人」；強調「絕對不是被人封嘴」，完全是因為「自己心有餘力不足」，停辦雜誌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屬於何先生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老牛有幸因為畫時事漫畫而與何先生結緣，有幸親耳聆聽何先生的心聲，也算是人生一段很好的回憶。（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起三落

三起三落（憶舊）

我自小喜歡畫畫，喜歡臨摹小人書上的馬超、黃忠、呂布、趙雲，也喜歡閱讀中國老一輩漫畫家的作品。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固然愛不釋手，平日閱報最喜歡華君武、方成、苗地、丁聰、畢克官、繆印堂、王復羊等人的幽默漫畫和插圖。這些漫畫是本來意義的漫畫，即有幽默、諷刺、搞笑意味，以誇張、變形手法繪製的單幅或多格作品，並非日本流行的連環圖故事。一九八六年秋來港定居後，發現香港報章多有漫畫版，申明「園地公開，歡迎投稿」，這便是香港這個「自由世界」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的體現。我由一九八八年四月起，畫幽默漫畫投稿報章獲得採用。一九八九年秋季獲恩師洪流先生舉薦、香港藝術中心邀請，參加「笑論人間．香港專欄漫畫展」，一九九零年起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不定期為不同報章、雜誌畫時事漫畫，以及專題漫畫專欄，也為幾個出版社畫插圖。

老牛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專欄凡二十二年，期間經歷「三起三落」。一九九零年初，在該大報一直經營時事漫畫專欄的恩師、漫畫家洪流先生移居北美，推薦我接手他的漫畫專欄。其實之前因為該報社長約我試畫國際時事和本港時事漫畫供該報選用，該報編輯對我的作品風格和取向已有所了解，於是由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起，正式接手經營每星期刊出六幅的時事漫畫專欄，到二零零零年整整十年。其後主責編輯告知將要改版，二零零一年一月漫畫專欄停了。這是第一次起落。二零零二年，該報創刊一百周年之際，我曾撰文憶述該報老社長楊先生約我創作時事漫畫的往事，此文其後收入該報百周年紀念叢書。

二零零二年底至零三年初，中國內地突然出現「非典」（香港稱為「沙士」），繼而傳到香港，造成香港幾百人死亡，社會恐慌、百業蕭條，這場瘟疫肆虐半年又突然無聲無息消失。二零零三年「七一」回歸紀念日，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發洩對政府不滿。也許這場遊行示威讓上頭主管宣傳的領導人有所醒悟，明白九七年「七一」的「平穩過渡」不等於天下太平，宣傳工作不能放鬆，於是該報又約我繼續畫時事漫畫。二零零四年六月重啟沒有專欄名稱的專欄，每星期刊六日，持續了六年，其間經歷了技術的提升，以往一直是每日交畫作原稿到報社，由二零零八年七月起，改為以電子版、通過電子郵件交稿，每日畫作掃描製成電子版，用電郵傳到報社，漫畫原稿就留在自己手上。到二零一零年八月，編輯告知改版，九月用完最後幾幅就結束。這是第二次起落。

二零一一年底，該報一位編輯打電話給我，約我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起供稿，並改為彩色，每星期一至五刊出。我欣然接受任務，每日以電郵交稿。但閱報時發現，一個星期採用我的畫作只有兩三幅，其他日子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這顯然與約稿時的說法不同，我感到不受尊重，二零一二年三月某日交稿時，在電郵附一封信，大意是︰我老牛創作漫畫多年，思路枯竭、靈感耗盡，決定不再交稿，請編輯見諒，另請高明。這封信驚動了評論部主任，該主任立即回電郵，稱他自己是讀老牛的漫畫長大的，請老牛繼續供稿支持該報；至於編輯處理稿件的問題，報社內部會適當處理。我感其誠，同意繼續供稿。

但編輯卻要求我每日的畫作要配合評論版的「頭條」。我甚氣憤，即回覆道︰「這個配合評論的要求，比會考生猜題還要難十倍。我認為重要的社會事件、熱門話題，立即構思動筆創作，但怎知道貴報明日刊出的評論版會否以此作頭條？本來報章漫畫是『無字的社論』、『無聲的吶喊』，是『匕首投槍』式的獨立存在，不應將時事漫畫視作評論的插圖或者附屬品。」我答應繼續供稿，至於如何處置則是報社的決定，我老牛不過問。當時牛太正病重，她知道我與這位新編輯鬧得不愉快，勸我說︰「你是退休人士、將屆長者之齡，要有『總有一天要退下來』的思想準備；人家編輯有人家的想法，他不用你的作品就算，不必動氣。」我很感激牛太的勸慰，一直堅持做好自己本份。這年十月中旬牛太去世、十一月上旬處埋後事，我強忍悲痛一直堅持創作、交稿。到聖誕節前，接到責任編輯的賀年卡，卡中附言告知︰二零一三年元旦起改版，漫畫專欄撤銷。於是老牛的專欄漫畫生涯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落幕。二十二年間曾經「三起三落」，也算是對社會和人生有所交代吧。（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憶舊）

母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時代女性」，在接受新式教育、思想開明的外祖父鼓勵下，母親在省城讀完小學、初中，考入市立師範學校，畢業後再讀大學教育系，決心當教師獨立自主、自食其力，不走那個年代許多女孩「早早嫁人、做住家娘」的舊路。人民中國成立後，母親一直當教師，六十年代升為主任，主持職工技術學校的行政工作。一九六六年發生「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九六八年，母親下放到「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

所謂「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批閱「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當時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批示，即所謂「五七指示」，當中提到各行業都要「學工、學農、學軍」。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黑龍江一個『五七幹校』為幹部革命化提供新經驗」的報道，轉達了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最新指示，於是全國興起辦「五七幹校」。這些所謂「五七幹校」其實是安置機關幹部和教師的勞動改造農場。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母親跟隨機關幹部，步行到從化縣山區由「戰備工廠」改建的「上羅沙幹校」。母親在晚年自撰的回憶錄中，記述了在幹校勞動時，昏倒在田野、差點失救的舊事。

這所幹校所在地從化縣上羅沙是丘陵地，「地無三尺平，出門就爬坡」。幹校學員參照軍隊編制分為班、排、連，日常生活主要是在農田裏勞動和政治學習。那年頭機關已癱瘓，所有幹部都要去「五七幹校」勞動。但「文革」時期興起以「血統論」為理論基礎的思潮，講求「家庭成分」，即「背景」，家庭屬於工人、農民、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即所謂「紅五類」的就成為「紅人」，被安排當「班長」、「排長」；這些文革「紅人」不論本來是何職級，突然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對不是「紅五類」的同事頤指氣使、飛揚拔扈。母親的家庭出身是小資產階級，當然是被「紅五類」欺負的一群。

當時母親已到退休年齡，而且患血管硬化、高血壓，但勞動強度和工作量與青年健康人沒有分別。一天，排長分派母親到很遠的田地去整地、鋤土，母親體力不支，暈倒在田頭，昏迷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入黑時分，原機關工會幹部李大姐收工經過，看見田邊有一堆黑糊糊的東西，覺得奇怪，本來已經走過去了，還是忍不住回過來，俯身下去再細看，赫然發現是一個人倒在田地裏。她扶起一看，認得是我母親「高老師」，摸一摸，還有體溫和呼吸，於是連搖帶喊，叫醒這位「高老師」，扶著母親慢慢走回到工廠的衛生室。

但衛生室裡面沒有人也沒有藥，於是再扶母親走到半山腰的宿舍。當時幹校「宿舍」沒有床，人人都「打地鋪」，就是在地面上鋪一層乾稻草，然後在稻草上鋪草蓆，這就叫做「打地鋪」。李大姐把母親放在地鋪上躺下，給母親塗藥油，然後去找班長「老鷹」，告知「老鷹」高老師今天下午在田地裏暈倒不省人事的情況，請求班長體恤這個老年病人，適當安排較輕的工作。班長「老鷹」冷冷地說﹕「那就叫她明天不用下田，在家燒水給全班洗澡。」

燒水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特別是在山區的「幹校」，特別是對於母親這個曾經昏倒在地、渾身無力的病人來說，更是重活。那年冬天特別冷，病中的母親要從半山腰的宿舍到山下溪澗取水，挑到半山；搬來石頭砌好爐灶，架起大鐵鍋，還要跑遍山頭去撿枯樹枝作柴火，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母親在回憶錄中說︰「幸好自小在農村生活，一向勞動慣了，這樣的工作難不倒我。學員們在寒冬中辛苦一天回來，有點熱水舒舒服服洗個澡，也算是有點貢獻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母親隨其他學員從原本的從化山區「上羅沙幹校」遷回廣州市近郊珠江邊的「沙貝幹校」。母親因為曾經在田地昏倒過，在沙貝幹校不用拿鋤頭下田，只負責養雞。一九七一年初，北京傳來毛澤東「最新指示」，稱對「老弱病殘者」應給予照顧，一九七一年三月，母親作為受「照顧」的「老弱病殘者」，離開沙貝幹校，安排到輕工局轄下的糖果廠包裝車間勞動。在工廠，體力勞動之餘也協助車間搞點文宣工作。工人對這位有病的「高老師」很客氣。比起在幹校下田勞動，能夠返回城市、回家住，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國營農場，兩年半之後的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一次回城探親。得知母親被安排在市內的糖果廠，我便到糖果廠包裝車間來看望母親（用現代的說法是「探班」），與包裝車間工人們攀談、參觀車間設施、與母親一起勞動，休息時就幫母親搞車間的壁報欄，中午在飯堂吃飯。我能畫能寫，態度友善，工作效率高，完成的壁報有大字標題也有精美插圖，美觀吸引，深得工人好評。一九七一年十月，母親在糖果廠辦理退休。

中午吃飯的時候，母親對我說︰「幸好當初李大姐把我扶起，沒有在田地裏失救而死，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整整三年在幹校和在工廠的體力勞動，既是折磨，也是鍛煉，我的身體狀況反而好了。上天給了我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讓我可以看著在文革中變得不可一世的人，如何難以面對自己的失態和歷史的嘲弄、如何無地自容；讓我有機會看到自愛自重、自強不息的兒孫成長，我一定會頑強生活，一定可以笑到最後，笑到最好。」（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二日修訂）

留住記憶

留住記憶（隨感）

許多年前，有出版社出版「老城市系列」，述說幾個省會城市的前世今生，吸引各個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去探究歷史；也有出版社出版「老照片」系列，分專題刊出許多一百年前的珍貴圖片，讓今天的人們從照片的圖像中認識那個遠去的時代，實在是功德無量。八九十年前，照相還只能在照相館（影樓），照相機是高級玩意，普通人玩不起。如今人人用手機拍照「打卡」，無法想像祖母輩年代要拍一張照片有多麼隆重。九十年代初，我曾經買過「老城市系列」中的「老廣州」，以及「老照片系列」中的「羊城憶舊」給母親細讀，勾起母親許多童年回憶。我母親自己也非常重視保存照片，她認為每一張照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都為我們留住那一段往事的記憶。

我母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省城讀師範學校，立志當教師自立自強，師範畢業後邊當教師邊用晚上時間再讀廣東國民大學教育系。可惜剛讀完大學、通過了畢業論文、拍了畢業照，侵華日軍就炸到廣州，母親不得不帶着現金、衣物和心愛的照片，跟隨家人「走難」回到家鄉躲避。母親戴四方帽拍的大學畢業照，是她珍藏的老照片之一。照片正面用墨水筆寫着「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幾日之後，侵華日軍的飛機就炸到廣州城。這張照片經歷戰亂、逃難、四處奔走、顛沛流離，幾十年動盪不安，仍能保存到今天，真是難得。

家中最古老的一張照片，是大約上世紀二十年代，外祖父的六兄出洋多年回鄉娶妻時，在照相館擺姿勢拍的「標準照」。雖然照片已經發黃、顏色漸褪，但仍可看到六伯公年輕時的英姿︰筆挺的西服、粗大的手放在桌子的禮帽上、寬大的方形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六伯公文化水平不高，因為家鄉窮困而不得不簽一紙合約「賣豬仔」到北美，憑着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勤勞儉樸的本色，在異國他鄉熬出頭，妻兒最後都定居美國，兒孫們都有一番成就。這張發黃的舊照片便是當年一代華僑背井離鄉艱辛經歷的歷史見證。

母親在日軍侵佔廣州時逃離廣州，輾轉到了粵北，與父親在有敵機在上空盤旋的山區茅草屋「結國難婚」。第一個孩子在逃難途中夭折，第二個孩子一九四三年一月出生。孩子幾個月大挺得起腰時，剛好有攝影師帶着工具來到曲江偏僻的窮山區為百姓拍照，母親便抱着孩子，與祖母和父親在木屋的白牆前拍了一張「全家福」。這個手抱的孩子就是我的姐姐，今年八十一了。她經歷了日軍侵華的逃難歲月，見證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也經歷了經濟困難、物質奇缺的日子，今天也學會用手機通話，真是目睹幾十年的翻天覆地變化。

有一張小小的生活照，內容是一群小學生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這張大約攝於一九四八年的照片，是母親當小學教師時，帶學生郊遊的記錄。照片中的七十二烈士墓正是原本的樣子。六十年代末，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墓頂的自由神像被掃除了，墓碑也砸碎了。七十年代末，「十年浩劫」結束，社會回復理性，才重建了墓碑。但後世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這個埋葬着當年為反清而犧牲的七十二烈士的陵墓的本來面貌和歷史意義，只依稀從課本中得知黃花崗起義的概要。孫中山親題的「浩氣長存」大牌坊，成了遊人「打卡」的景點，卻沒有人去探究背後的血與火的革命故事。

家中保存着一張外祖父與眾兄長及家族第二代的合照。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約請攝影師在廣州一個庭院中合照。前排坐者是外祖父與眾兄長。他家本有七兄弟，外祖父是老么，排行第七，最年長的夭折，存活六個，所以他有五個兄長。外祖父在省城「省立工業學堂」讀書，畢業之後回鄉任教師，後來受鄉賢聘用，在省城保險公司做事。二伯、四伯、五伯在鄉間守住田產，三伯和六伯年輕時「賣豬仔」到美國，一直在美國謀生，若干年後回鄉娶妻生子，又再返美。後排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那年代重男輕女，所以參加合照的只是男丁，女兒都不在場。合照之後，原本在鄉間的兄長仍舊回鄉，在美國謀生三伯和六伯以及他們的兒子重返美國，之後再也沒有機會聚在一起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美國的表舅嫁女，特意匯款回國，讓外祖父與在國內的親人吃一頓好的，當作是「請」我們家「飲」他家的喜宴。那天外婆弄好滿桌飯菜，約請堂舅和表舅來一起吃飯慶賀。堂舅借了一部相機帶來，給我們留住這一刻的記錄。照片中的環境是外祖父家的客廳，狹窄的小空間一張圓桌圍坐着一家老少；牆上如傳統家庭那樣掛着擠滿相片的鏡框。本來牆上掛着幾幅名家字畫，拍不到了，進入鏡頭的只有康有為寫給外祖父的中堂，內容是康有為自撰七絕「庭蔭南柯方夢覺，几攤大藏讀楞伽，吾生自有安心法，所遇皆欣即是家」。幼時每次到外祖父家，他都教我讀這首詩並給我講解，這首詩在我不識字的年紀已經會背下來，但還是看不懂。相片中只看得到康有為的落款和蓋印。這件文物在文革中已失去，只在舊照片中留下痕跡。（二零二四年十月五日）

牛角的故事

牛角的故事（憶舊）

我由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在海南島國營農場當工人。農場主業是生產天然橡膠。農場的糧食和油料由國家供給，副食品、肉類及蔬菜就由各生產隊「自給自足」。一九七二年六月，我由割膠班調到生產隊集體伙房當炊事員。那一年夏秋台風季節，幾場暴雨沖垮了菜地，一個月沒有新鮮蔬菜，南瓜、椰菜、蘿葡乾、鹹菜、鹹魚都吃完了，實在無法安排全連二百多個勞動力三百多人口的吃菜問題。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生產隊長老齊決定派人趕牛車到附近農村市集（墟場），買幾百斤菜回來頂兩天。炊事班商量好，由我帶現金，老經驗的炊事員阿光負責趕牛車，到較遠、較大、新鮮蔬菜較多的龍門墟去買菜。預計牛車來回要走六個小時，於是阿光約定明天凌晨五點就趕牛車出發。

第二天，一月二十六日，清晨五點，阿光到水牛欄牽了一頭強壯的大牛繫上牛車，準時上路。一路上我們在牛車上打瞌睡，直到太陽升到半空，快到十點了，走了四個多小時還沒到龍門墟。阿光這時才想到，可能是拉錯了牛，這頭牛昨天耕田一整天，沒有休息，更沒有吃草，這可糟了。牛車走到龍門，已經是上午十一點多，市集快要散墟了。我和阿光趕緊搜羅了一批小白菜、菜芯、大白菜，大約五百斤。在龍門墟小飯館匆匆吃過午飯，立即拉起牛車往回趕。可是，來的時候只載兩個人已經走了五個多小時，回程加了幾百斤菜，那牛怎麼走得動？疲勞的大水牛邊走邊喘，下午四點，才從龍門走到嶺口，距離我們所在的合山生產隊還有兩小時路程，那牛實在走不動了。阿光把牛解下，讓它在嶺口公路邊吃草，我到嶺口郵電所打電話回連隊，請人明天一早趕一頭牛到嶺口來接應，我和阿光守著載滿幾百斤菜的牛車在嶺口露宿一夜。

我們在小飯館吃了飯，回到牛車旁邊守著。天黑下來了，夜風凜凜，寒氣逼人，我們又睏又累，便走到市集牆邊，用布面雨衣裹著身子坐下閉目養神。市集旁邊的一戶人家聽到墟場半夜有人聲，打起煤油燈出來看個究竟。阿光用海南話告訴他︰我們是農場合山隊的，趕牛車到龍門買菜，牛走不動了，要在這裏坐到天亮，等另一頭牛來拉車。那人聽了，覺得我們怪可憐的，就抱了兩件簑衣過來，讓我們墊在地上躺著；我們再在身上蓋上布面雨衣，勉強可以瞌睡一陣。可是，迷迷糊糊過了兩三小時，就被人聲和「殺豬般的叫聲」吵醒了，原來，這天是「墟日」，屠夫凌晨四點就到墟場來宰豬。我和阿光不能再睡了，只好抱起簑衣放回那戶人家的門口，走到牛車旁邊等天亮。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天剛亮，連隊派人另牽一頭牛來到嶺口接應，把在路上曬了一整天的一車菜拉回合山，阿光牽著累壞了的大水牛在後面慢慢走。這頭前一天犁田幹了一整天、沒有吃草、沒有休息，昨日又拉了十個小時車的大水牛，走到還有半小時路程才回到合山隊的長坑路段，便倒在地上喘粗氣，站不起來了。我們立即在長坑打手搖電話告知生產隊長老齊，隊長馬上派老工人佑邦、漢邦、友貴等幾個大漢趕來，趁大水牛還未斷氣便宰了，能吃的肉和內臟運回連隊分給大家，不能吃的部分由負責宰牛的幾個老工人自行處理。

負責宰牛的廣西籍老工人佑邦是我在割膠班時的班長，我悄悄對他說︰想把牛角留下做紀念。他笑說︰「那東西又不能吃，有什麼用？你想要便拿去。」他把牛角鋸下來，把右邊的一隻給我，自己留下左邊一隻，說是用來做裝獵槍火藥的容器。我請教佑邦如何處理，他教我放在大鍋裏煮一個小時，讓牛角裏面的骨脫出來，然後洗淨曬乾，就不會變質發臭。於是，我等到晚上炊事員們都走了之後，才把牛角放到伙房大鍋裏煮，煮到牛角裏面的角質部分和骨質部分之間的膠質溶化、骨質與角質分離，便熄火，然後把牛角洗淨，放到大伙房灶口外面的瓦頂上。牛角曬乾後，我用舊報紙包好，藏在衣箱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調到中學去當教師；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回廣州讀書；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帶著幼女到香港定居；直到現在，五十年過去了，這隻牛角一直帶在身邊。雖然這隻大水牛角不值錢，但在我眼中，它是我認為值得自豪的九年半知青生涯的見證，是我認為值得緬懷的艱苦歲月的見證，是我最初踏足社會的紀念品，是我在工作中第一次因為不仔細而出事故的記錄，它提醒我今後做事要留意細節，才能確保做得完善。這隻不值錢的水牛角比眩目的金銀珠寶還要珍貴。（二零二四年九月七日）

公司公私

公司公私（隨感）

十幾年前，我老牛還在職場「搵食」，為生計日日趕返工。一個星期五下午，集團人事總監李小姐來找我，說來自大馬的執行董事古先生即將退休返回吉隆坡，請我幫忙畫一張賀古先生榮休的卡，由人事部、行政部、公關部、會計部所有同事簽名，送給古先生留念。李小姐說︰「聽說你多年來已為出版社和月刊畫過許多插圖，原來本集團藏龍臥虎，我們行政部門真是走漏眼了。這次趕畫一張賀卡，可以不假外求，你黃先生就是不二人選了。」我說沒問題，就接下任務，用自己的材料和時間，也不提報酬。第二個星期一早上，我把已完成的賀卡帶到頂樓交給李小姐，她看後很滿意，連聲道謝。

這天中午，我和幾位也是從大馬來港工作的胡先生、基哥、達哥等人，一起在公司飯堂吃飯，人事總監李小姐走過，見到我，連聲多謝和讚許。胡先生見人事總監對我如此禮待，覺得奇怪，問我為何與李小姐連連講多謝。我便告知他我用工餘時間、不收報酬，為他們畫賀卡的事。胡先生突然變臉，厲聲說道︰「你為何要用工餘時間為她做事？這是侵佔你的私人時間，是剝削，你不應該接受這樣的利用。」我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自己願意的，關剝削什麼事？我與行政部、公關部、人事部、會計部的同事熟絡，幫個忙，有什麼問題？」胡先生說︰「這個世界就是因為有你這樣的人，做壞了規矩，所以他們剝削你、利用你、壓榨你，而你還傻呼呼的認為合理、應當、無問題。」

也許這就是所謂「文化差異」。我無端被胡先生罵了一通後，仍然沉住氣，緩緩對他說︰「在香港，同事之間互相幫助是常有的事，香港的打工仔通常不會太過計較為老板、為公司做一點不太過份的額外的事。這樣做，或許是為了討好上司，或許是為了博取老板好感、爭取日後升職加薪，或許是礙於面子，通常都不會『托手踭』（不合作、拒絕）。因為同事之間太計較，就會難相處、『面左左（阻阻）』，工作上就很難合作。」胡先生並不認同，說︰「我們馬來西亞做事的習慣、或者說是『企業文化』，是『公私分明』，員工不會做本職以外的事；要做額外的事就要講清楚報酬，或者在工作時間之內做，不能佔用私人時間，更不能『無償勞動』。」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社會環境不同，各人有各人的待人處事方式和原則，我老牛也不必與胡先生再爭吵。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老牛至今仍認為，當年用工餘時間為集團總部同事免費畫賀卡是做得對的。當然我老牛也絕不是無原則的「逆來順受」、「任由宰割」，我老牛在職場時，也曾經為經常性的「無償超時工作（OT）」向上司提過不少意見和建設性建議。但是主管者習慣了拖拖拉拉，累到所有的同事都延遲下班、熬夜甚至通宵，人人都一肚子怨氣。有一位工作效率極高的海歸碩士，也常常因為呆等、浪費時間而提出改善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減少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可行性意見。無奈積習難改，提了多次都沒有改善，我老牛以後就接受現實，不再提意見了，唯有「奉陪到底」，直到夠鐘退下火線。

十幾年後的今天，打工仔們已經沒有「朝九晚五」的正常規律，通常有返工時間無放工時間；本來正常下班時間是五點半，有人六點半收拾私人物品放工，其他人都視之為「異類」，不到七點半不離開公司。顯然，「無償超時工作」已經成為新常態。特別是近幾年經濟低迷，許多行業、企業前景不明朗，據說有老板不願請新人；原有員工工作量大增也不敢抱怨，更擔心自己不知何時被「炒」，所以唯有「啃咗佢」（吞下去）。有人將這種「無償超時工作」視作效率不佳或個人能力不足。因為正常情況下，在正常工作時間完成當日的工作量，才是合理；經常性地超時工作，要麼是工作量太多、難以完成，要麼是員工能力不足、未能在工作時間之內完成當日的工作。

不過，今時今日，整體經濟環境不佳、企業前景不明朗，站在老板的角度，能省就省，不請人、現有員工人人多做一點；站在員工的角度，明知就業市場不暢旺，很難「東家唔打打西家」，不敢貿然辭職「另謀高就」，唯有接受現實，硬著頭皮俾心機做。所以，十幾年前老牛用工餘時間為公司做事，是自願、是瀟灑、是捱義氣、是幫忙，博得集團高層滿堂掌聲；如今職場打工仔日日超時工作、犧牲個人休息和活動的時間，甚至犧牲許多親子活動，並非出於自願，並非博升職加薪，只是整體環境惡劣，個人沒有辦法和能力與現實抗衡。寫到這裏，突然想起歌神的一句打動人心的歌詞︰「為兩餐乜都肯制，前世」。雖是幾十年前的舊歌，卻仍是今日打工族的真實寫照。（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