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貶值

文憑貶值（隨感）

據一些「自媒體」報道，由於外資企業撤資、本地企業經營困難，近幾年中國內地就業情況不樂觀。前年有統計，十九至二十四歲青年（不包括在校學生）的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十九；去年國家統計局不作統計；今年由於國際大環境的不確定因素更嚴峻，企業招聘意欲薄弱，預計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情況更惡化。大學畢業生甚至碩士畢業生很難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為生計去當速遞員（外賣小哥），比農民工還不如。城市人慨嘆「文憑貶值」，農村人怒罵「讀書無用」。

香港的情況也很相似。社會上早已有意見認為，回歸前一系列專上學院「升格」為大學，中學生入讀大學的人數多了，但隨之而來是「沙紙」（畢業證書）大幅貶值，「含金量」下降，大學畢業生比比皆是，並非特別吃香或者「搶手」；畢業後求職不易，即使找得到工作，薪酬也不高。向政府借了貸款的畢業生大嘆「收入不夠還政府貸款」，家長也大嘆「讀完書也自己養不起自己」。

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問題。就是，無論學生、家長、教師、社會，你對大學教育的期望是什麼？如果你期待高等教育「平民化」，畢業也就要以「平民化」心態，自謀職業，不要奢望高報酬；如果你認為高等教育應當保持「貴族化」、大學畢業生是高人一等的天之驕子，工資高、出路好，那麼考大學時就必然只有少數尖子能考上，走的是「貴族化」的精英路線。如果考大學的時候期望「平民化」、多數人都應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畢業的時候卻期待像以往的「精英制」那樣「有價」，那就是自己的觀念錯了。

教育本來就應當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合理的社會，人人都應當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人們教育水準提高了，社會才進步。但這僅僅是理想，目前還不太現實。在經濟還不很發達、社會還不很富裕的前提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資源投放到高等教育，例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和香港，高中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不足百分之五。即使在香港，經過中三升中四的淘汰、中五會考升讀中六（預科）的篩選、再經過高級程度會考，同樣是金字塔式的，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仍然只是少數。越是難得，那「文憑」的「含金量」就越高；如果高等教育普及化，成為像中學那樣，文憑當然「貶值」。

特別是在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學（包括本科生和專科生）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都有所謂「國家指標」，意思是，大學生和中專生不用交學費，由國家栽培，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也就是說，考上大學只要能畢業，出路一定沒有問題，等於得到一個「鐵飯碗」。但到九十年代，這種政策慢慢向「市場化」方向改革了，學生要交學費，國家不包分配，中國大學生再也沒有「鐵飯碗」，隨時要面對「畢業等於失業」的尷尬。這在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本來就是如此，但是習慣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中國老百姓，能否接受「讀書要交錢、畢業沒分配」的新制度？

中國老百姓早就傳聞美國人教育程度高，「就連掃街的都是大學生」；其實菲律賓教育程度也很高，許多女孩子讀了大學在國內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當家庭傭工。人家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人們已經接受了文憑與職業不能劃等號的觀念；但在有千年科舉傳統的中國，「學而優則士」的觀念根深蒂固。殊不知今天的大學不同舊時代的科舉；即使如科舉，你不是最拔尖的「三甲」即狀元、榜眼、探花，如何奢望能踏足仕途享受俸祿？（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五日）

告別劏房

告別劏房（隨感）

香港電子媒體不時會看到這樣的鏡頭︰一些「社工」陪着一班「低下階層」人士，在鏡頭前訴說生活壓力、居住環境、兒童成長之「苦」；最後的訴求總是要求政府「關注」及「盡快上樓」。最近的一個表達訴求的記者會，是某社會組織和工人團體人員，陪同一班「劏房戶」家長，藉有研究數據顯示，居於「劏房」的學童有若干百分率會患上「脊柱側彎」的「結論」，要求政府關注劏房學童的成長和健康、優先編配有學童的劏房戶入住公屋。如果只看電子媒體的鏡頭片段，那些「訴苦」、「訴求」當然值得同情；但如果了解香港的實情、了解那些「訴苦」、「訴求」的由來和背後故事，便會明白，那些「訴苦」、「訴求」是不切實際的，也對其他大多數循規蹈矩、耐心排隊輪候公屋多年的市民不公平。

「劏房」的存在，完全是市場需求造成的，也非今日才有，在市場上已存在至少十幾年。舊區舊樓甚至舊式工廠大廈，都有許多分割（分開間格）成帶有獨立衛生間的套房，由於是由一個單位分割成多個套房，故坊間稱之為「劏房」。許多「劏房」狹小、沒有窗、不通風，環境惡劣，被學者、官員視為「不人道」的「不適切居所」。但由於「劏房」租金較完整單位略低，社會對這類狹小居所有需求，所以一些業主也熱衷將住宅單位分割成多個「劏房」出租圖利。一些新來港人士、經濟能力未能租住整個住宅單位人士、輪候公屋的低收入家庭、因為各種原因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又無力負擔貴租的人士，不得不租住這樣的「劏房」。

其實這類狹窄居所非香港獨有，全世界的大都會、大城市都有；只因為前年有某京官就港人居住問題向港府提出了「告別劏房」的期望，迫使政府成立一個「小組」去研究「劏房問題」、制訂「合格標準」（命名為「簡樸房」），並設定改善限期及「取締劏房」時間表。但這樣一來，一方面引起經營「劏房」的小業主不安，耽心被淘汰甚至要負上刑責，甚至要求政府資助將劣質劏房改善到符合「簡樸房」標準的費用；另一方面也引起租住「劏房」人士的不安，耽心自己租住的「劏房」不合格、被「取締」，經改善或符合「簡樸房標準」的租金太貴負擔不起而落得個「無處容身」的地步。於是一些「社工」便聯同劏房戶表達訴求，要求政府妥善安置受影響的劏房戶，以免令他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居大不易」本來就是經濟發達大都市的共有問題，香港人多地少、房價貴、居住難也非今日始。老牛幾個老同學七十年代來港時，也曾租住「籠屋」。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一個來港生活的人都經歷過艱難日子，都是靠努力奮鬥幾十年熬出頭。但近二十幾年，一些新來港人士完全沒有了老一輩人那種肯吃苦、肯付出的努力奮鬥的「獅子山下」精神，倒是在某些政治人物的鼓動下，醉心於「爭取權益」、「謀取福利」。加上香港回歸二十幾年來香港內部的政治爭拗、某些政治人物和「地區人士」百般阻撓，政府覓地建公屋的計劃往往未能達標，而申請公屋者排的隊越排越長，以致第一屆行政長官董伯伯許下的「三年上樓」諾言一再落空，如今起碼要輪候五點三年。雖然政府努力「追落後、追成果」，但建屋需要時間，而且建屋量增長比不上輪候人數的增長，所以總是難以滿足需求。

中國內地經過四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速，許多城市甚至小城鎮的居住條件都比香港優越。幾十年來香港一直有「跨境學童」，他們就是在深圳居住、來香港上學讀書。三十幾年前，老牛一位朋友便選擇在深圳居住、每日過關來灣仔上班，他認為薪金花一大截在香港租房子住不值得，更認為每天「朝十晚七」工作時間可以避開過關人潮，很合適。隨着香港與內地交通越來越方便，據老牛所知，不少跨境家庭選擇在深圳居住、到香港返工。如果以家庭團聚理由定居香港的新來港人士，在香港只能租住「不適切居所」，完全可以在深圳住得比在香港好，可以讓學童在較大的居住環境中成長，而不致影響身心成長和發育。那些不停向社會訴說住在劏房之苦的家庭，完全有條件、有理由作出自己理智的選擇。政府不斷鼓勵長者到內地養老，何不同時鼓勵「劏房戶」早日自己「告別劏房」、到內地城市尋找更好的生活和居住空間？（二零二五年二月八日）

重掌白宮

重掌白宮（亂彈琴）

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一，美國第四十七任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宣誓就任。四年前，屬於共和黨的特朗普以些微票數敗給民主黨的拜登，極為不忿，企圖用各種手段推翻選舉結果。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國會開會確認總統大選結果時，特朗普的支持者衝擊國會、大肆破壞、製造騷亂，事後大批搞事者被捕及判刑。四年之後，特朗普捲土重來，贏得漂亮，更是意氣風發、趾高氣揚，一大堆事先張揚的重大舉措，宣誓就職第一日立即簽署近八十個「總統行政命令」，看似是急於兌現競選承諾，其實主要是全面推翻前朝拜登推行的政策，包括特赦約一千五百個因為國會山莊騷亂而被判刑的囚犯。重掌白官的特朗普報復心之強，實在令人嘆為觀止。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一系列「開局棋」，也惹來許多爭議。

特朗普第一個「事先張揚」的「擴張狂想」，是將加拿大視為美國第五十一個州、聲言「取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以及收購丹麥的自治區格陵蘭。特朗普上任之前，聲稱將要向加拿大貨品加徵高額關稅，當時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飛到特朗普的海湖莊園「共晉晚餐」深入會談，但不歡而散，特朗普稱「加拿大併入美國就沒有關稅問題」，之後杜魯多宣布辭任總理。而加拿大財長堅決捍衛加拿大主權，宣稱一旦美國對加國貨品加稅，加國將限制向美國提供能源。

特朗普不滿巴拿馬運河對美國船隻收費不公平，也不滿巴拿馬運河由中國人管理，聲言不排除用動力取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此言引起巴拿馬不滿，巴拿馬總統堅稱，巴拿馬運河永遠屬於巴拿馬，也不存在對美國船隻收費不公平或者由外國管理或持有的問題。丹麥總理對特朗普的「收購建議」持否定態度，堅稱不會出售格陵蘭，但美國在格陵蘭的軍事存在可以繼續商討；格陵蘭自治總理說，格陵蘭屬於格陵蘭人，格陵蘭爭取脫離丹麥獨立，不想成為丹麥人，也不想成為美國人，但對與美國合作持開放態度。

特朗普為落實競選時提出的「驅逐非法移民」的諾言，上任後立即行動，並簽署行政命令，宣布非法移民、非合法居留者在美國所生的子女將沒有公民權。這一行政命令立即「踢鐵板」，西部四個州聯合發起訴訟，指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違憲」。法律界人士說，美國憲法訂明，任何人不論身份、社會地位、財富、種族，在美國出生的子女均自動享有公民權，並以十九世紀美國出生華裔黃金德案勝訴為例，說明憲法條文有效；總統不是國王，不能以總統行政命令推翻憲法。但特朗普說，這是左翼分子的搗亂和拖延，他將會就所謂「違憲」指控上訴。

特朗普一上場立即持關稅大棒揮向盟友，不但引起墨西哥、加拿大不滿，也引起歐洲盟友不滿。特朗普對商家聲稱，你們的產品要在美國生產、在美國設廠、請美國工人，否則，在外國生產賣到美國，就要付出關稅。但經濟學者認為，加徵關稅難以讓製造業重返美國，只會令美國推高通貨膨脹，反而令美國經濟增長受壓。特朗普競選時聲稱會對中國貨品加徵六成關稅，中方表明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中方願意與美方進一步磋商。特朗普就任後卻改了口風，只提加一成關稅；甚至說，如果能夠同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寧願不加關稅」。

他的班子說特朗普希望就職一百日之內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面談，甚至宣稱美中合作可以解決目前世界的所有問題。似乎是要向北京「扮老友」、「套近乎」，尋求中方合作。特朗普競選時曾表示，只有他才有能力叫停俄烏戰事，他本人與普京是老朋友，只要他當選，二十四小時就可以停戰。但宣誓就任以後，他的團隊說要在一百日之內促作和談。俄國總統普京稱對與特朗普會談持開放態度，要看特朗普拿出什麼方案來作和談基礎。

有分析認為，特朗普只能做四年，他要盡快建功立業、取得政績、兌現競選承諾，所以急急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以顯示自己是世界領袖，顯示在他領導下的美國將再次偉大，顯示他有能力解決目前面對的所有問題。但是他自視過高、自以為是，他的許多構思和策略只是「一廂情願」，不合實際、不獲認同。而且，他的「賺到最盡」、「一定要我贏」的商人性格，欠缺協商精神，在國際事務中恐怕很難如願。且看他如何「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吧。（二零二五年二月一日）

講求效率

講求效率（隨感）

近日看到一則不起眼的新聞，大意是，內地某市學校致家長一封信，提及北京高層多年前要求減輕學生負擔，學校訂出具體做法︰若學生晚上做功課到指定時間（小學生到晚上九點、初中生到晚上十點、高中生到晚上十一點）仍未做完，可以不做，家長簽名證明，教師不予責罰。許多家長認同學校的「熔斷機制」，認為學生成長時期的休息和健康比功課分數更重要。在整個社會內部競爭激烈、學校爭升學率、家長爭排名的氛圍下，學校敢於反潮流、切實減輕學生負擔，確實難能可貴；家長看透社會的弊端，支持學校的新穎做法，為保護學生健康成長踏出重要一步，也實在需要勇氣。

如果從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學成果的角度看，問題的重點不是花多少時間做功課，而是在指定的時間內能夠達到預期的學習效果。四十幾年前，老牛目睹讀初中和小學的小親戚，下午五點放學回家，打開收音機（那時還沒有電視機），耳朵聽着電台的故事，手持鉛筆寫作業，聽到嘻嘻笑就停下，然後又寫幾個字。這樣磨磨蹭蹭做到晚上七點，吃晚飯、洗澡，然後繼續做功課，到晚上十點還沒有做完。本來學校預計，初中生、小學生每日做功課（寫作業）的時間約一小時；但在心不在焉、拖拖拉拉的學生手上，竟然做四五個小時還做不完。如果按現今學校的「熔斷機制」，這樣的學生怎能有學習效果？

反觀同班級的另一個小親戚，每日按時作息，放學後參加學校安排的一個小時的課外活動，回家就立即做功課，做完功課還可以有時間自學英語，從來不必熬夜溫習、應付測驗考試，成績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英語特別出色。幾年後她隨家人移居美國，很快便適應當地生活並考入大學。兩個同齡、同班、同教師、同功課壓力，但不同家庭環境的學童的成長比較，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不在乎是否名校、名師、專業輔導，學童個人專心專注、抓緊時間、講求效率是學習成功最重要的環節。

不論是「社會主義」社會抑或資本主義社會，不論是學生學習抑或職場謀生，都應當講求效率，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做較多的事，才是成功之道。如果浪費時間、不講效率、在指定的時間內未能完成預定的工作量，當然比學習和做事有效率的同學或同事表現差。八十年代初，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正如火如荼推進，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和試點的深圳，有一句著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就是後來向全國推廣的「深圳精神」、「深圳速度」。這句口號是對內地之前二十幾年的被曲解的「社會主義」，即是「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食大鑊飯、平均主義、不講效率思維的大顛覆。

老牛幾十年職場生涯，也曾遇到習慣拖拖拉拉、喜歡「磨爛蓆」工作方式的主管。本來最遲可以在下年六點就做得完、不必熬夜的工作量，總是要拖拖拉拉（美其名曰「精益求精」）、熬到凌晨兩三點甚至四五點；總以「夜以繼日」為樂趣，以為「越夜越精彩」，總是要拖到「筋疲力竭」才「盡興而歸」，一眾員工也只好陪着喜歡「夜戰」的主管熬夜。工作時間長必然令辦公室使用的照明和冷氣系統的用電量增加，主管也曾因此被行政部門多次警告，但總無法改變已經形成的壞習慣。直到後來，媒體報道一名經常熬夜的關姓資深傳媒人，某日凌晨下班回家後突覺不適，送到急症室，急救無效猝死。此不幸消息經媒體報道後，慣於拖班「磨爛蓆」的主管才有所收歛，但不久又死灰復燃。民國時期的著名文學家魯迅先生曾說過︰「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員工的寶貴生命就在無效益的拖拉之中消耗了。空耗時間、不講效率、沒有效益、浪費生命，其實是最大的浪費。（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兩任港督

兩任港督（憶舊）

中年以上的香港人都記得香港最後兩任總督︰衛奕信和彭定康。衛奕信是英國政壇少有的「中國通」、「知華派」。「衛奕信」本來規範的譯名應是「大衛．威爾遜」。他曾在香港學習，識中文，懂漢語普通話，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叫「魏德巍」，就是取「威爾遜」普通話發音作為姓，名字「德巍」則是「大衛」普通話發音的近音。衛奕信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大學畢業加入英國外交部，曾派到北京任英國駐華使館秘書，又曾任前港督麥理浩的政治顧問，參加起草「中英聯合聲明」，曾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組長。他對香港自然環境極喜歡，閒來經常郊遊、行山，「衛奕信徑」是他常行的路線。

由於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爵士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訪問北京時突然去世，衛奕信被任命為第二十七任香港總督，一九八七年七月到香港履新。香港「師爺」們認為他原用的中文名「魏德巍」以粵語發音不吉利，「魏」與「偽」同音，「巍」與「危」同音，都含不祥之意，於是按名字「威爾遜」的粵語讀音，為他改中文名為「衛奕信」，「衛」是保衛、捍衛之意，「奕」即大也，「信」是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諾守信用，含義甚好，於是上任即用香港為他定的中文名。

衛奕信溫文儒雅、處事溫和、親民有禮，市民對衛督印象甚好。五年任期內完成多項大型基建工程，特別是在經濟低迷時，推動大型建設，振興經濟，商界及普通市民都受惠。但幾項大型填海造地計劃，特別是計劃發展大嶼山、推平赤立角興建新機場的「千億玫瑰園計劃」則備受爭議，中方質疑是要花光香港儲備。後來英方與中方多次商討、解釋興建新機場的必要性，雙方取得共識，填海工程得以順利展開。衛督任滿離港時，港人多表示依依不捨。

接替衛奕信的彭定康，原本是英國保守黨主席，因為國內政治紛爭失勢，被上台成為首相的馬卓安（中方譯為「梅傑」）派到香港出任第二十八任總督。彭定康在英國時，規範的中文譯名是「克里斯蒂．栢騰」。確定派來香港時，香港「師爺」取「栢騰」的近似發音「彭定」，「克里斯蒂」取一個字「康」，寓意香港社會安定繁榮、民眾平安健康，極好意頭也。末代港督彭定康到任後落區巡視，表現親民，在上環西餅店食「蛋撻」、到訪涼茶鋪飲「廿四味」苦茶的照片充斥報章，極得市民好感，「為食肥彭」之美名不脛而走。

不過，肥彭帶着英國政府指令而來，上任後並不在意經濟民生，而是大力推動政改。當時的歷史「節點」是︰北京在一九九零年四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當中規定了香港的制度、管治架構、政府組成、立法機構組成及今後的政制發展等方面的原則。本來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的五年，即媒體常說的「後過渡期」，香港的政制應當與九七年七月一日才實施的「基本法」銜接，香港才可以「平穩過渡」。但九七之前的香港仍是港英管治，港英政府有權在這五年之內處置政制事務。肥彭到任後，特意擴大立法機構的民選成份，為日後「泛民」力爭「一步到位」實行「普選」製造了幻想空間。

北京目睹肥彭在政制問題上的「小動作」，但因為其時仍是在港英治下，中方無何奈何。既然立法會不能如「直通車」般由港英時代「直接過渡」到特別行政區時代，中方只好邀約政界人物到一河之隔的深圳開會、成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以備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平穩過渡」到七月一日；而回歸前的立法局議員則到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全部「下車」。回歸前夕的立法局匆匆忙忙通過一大堆法例，故意為日後的特別行政區設置許多障礙。當時的北京港澳辦主任魯平被肥彭的「小動作」氣得七竅生煙，直斥肥彭是「千古罪人」。

不管中方如何痛罵，肥彭仍可以「堅守崗位」至最後一刻。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港英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最後一夜，大雨滂沱。中英兩國領導人以及政經名流，在會展中心舉行交接儀式。電子媒體全程直播，看到肥彭冒雨接過徐徐降下的香港旗、小心摺疊好，然後登船離開維港水域，肥彭眼中淚水和雨水交織，神情落寞，揮手向圍觀市民道別。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

彭定康離開香港返回英國，那時英國還在「歐盟」大家庭，於是英國政府派彭定康到歐盟任職。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彭定康出任歐盟外交專員，期間以歐盟外交專員身份訪問北京，與當時的北京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言談甚歡，幾年前的「千古罪人」，今朝竟然成為江總書記的座上貴賓。以往在香港問題上政治紛爭的對立，在香港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之後已經成為過去、煙消雲散，罵他「千古罪人」的魯平也已退下。當然那是後話。彭定康一直堅持他的政治立場，堅持認為他任內是香港最好的時期、他設計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香港的政制。他從未講過九七過渡後香港特區的一句好說話，倒是為「一九黑暴」撐腰、指責港區國安法、向「二十三條立法」潑污水。（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鐵腕反腐

鐵腕反腐（亂彈琴）

中共二十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第四次會議近日在北京舉行，習總書記一月六日在會議上作重要講話。他強調，新時代以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鬥爭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成效有目共睹。要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著，保持戰略定力和高壓態勢，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
習總書記強調，腐敗是中共面臨的最大威脅，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面對黨內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突出問題，要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不斷純潔幹部隊伍，維護了黨的形象，鞏固了紅色江山，贏得了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的歷史主動，贏得了黨團結帶領全體人民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共同奮鬥的歷史主動。當前反腐敗鬥爭形勢仍然嚴峻複雜。腐敗存量尚未清除，增量還在持續發生，剷除腐敗滋生土壤和條件任務仍然艱巨繁重。
老牛完全同意習先生的論斷，完全相信執政黨的「自我革命」、「從嚴治黨」、「有腐必反」的決心，以及打好這場「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的有力行動。正如習先生所說，進入千禧年代這二十幾年來，執政黨一直高調反腐反貪，一直決心打大老虎，二十幾年來不斷有省部級高官因貪腐下馬。但是「存量未清，增量持續」。在我老牛看來，顯然不是決心、力度、方法存在問題，而是制度本身、反貪反腐機制本身存在問題，就是只強調「自我完善」，不敢讓人民監督。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人民群眾相信執政黨最高領導層懲治腐敗的的決心和能力，執政黨應該相信人民的監察力量。今天的貪腐官員，正是毛澤東五十多年前所指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今天我們當然不能像毛澤東那樣，再次發動「文化大革命」式的「群眾運動，去處理「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可以調動人民群眾的監督力量，打一場圍剿貪腐的「人民戰爭」。所以老牛建議執政黨，讓社會大眾協助執政黨的反腐反貪工作，讓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常態化。

如果執政黨只是停留於「自我革命」、「純潔隊伍」的口號和行動，而不敢或者不屑讓社會監督、輿論監督、人民監督，讓社會和人民群眾的壓力來達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標，恐怕仍然有個別政幹部抱着僥倖心理以身試法。如今一些地方或部門黨政機關以及幹部隊伍中，已經形成大面積、團伙式、藤蔓式的貪腐網，潔身自愛的幹部被孤立、被排斥、被抵制，因而被迫同流合污或者自我邊緣化。最高領導層如果不正視幹部隊伍中互相包庇、攻守同盟、瞞上欺下的現實問題，反貪反腐未能從制度上設立監督，必定仍然會是肅而不清。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出現「政治風波」之後，當政者為求保住自己的江山、為把民眾的注意力從政治風波難題引開去，重申改革開放、鼓勵人們努力掙錢。但這種積極引導的結果是全社會不擇手段「向錢看」，全社會道德淪喪。當局以為人民只要生活好了就不會對政府不滿，因而放手讓人們掙錢，許多走邪門歪道的真是「先富起來」了，但黃、賭、毒泛濫成災，黑白勾結，官場貪腐成風。經濟高速發展，付出了貧富懸殊、道德淪喪、社會衰敗、人心渙散的沉重代價。

二十多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已查明情況公之於眾的貪官越揭越多、職級越來越高。從副省級的王寶森、胡長清、副部級的田鳳山、李紀周、王雪冰、紐茂生，副國級的成克傑，到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裝備部長谷俊山，最近還有中宣部系統、銀行系統、政協系統甚至一些被視為「清水衙門」的宗教部門，省部級甚至更高級別官員一個一個被拉下馬，這總不能說是黨的光榮。一方面，多年來共產黨不斷在「三講」、「三個代表」、「先進性教育」等一系列形式主義活動中教化黨員，但另一方面，卻不斷爆出新的貪腐大案，這只能說明有人無視黨紀，而迴避社會監督的黨內教育「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已失效。

有過文革前生活體驗的人，對黨的「先進性」別有一番體會，雖然那個年代也有犯錯誤的黨員，但畢竟是極罕見的少數，許多共產黨員還是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的，起碼是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忘我奮鬥不畏艱難的先進分子。可是到了今天，那些貪腐官員已經配不上共產黨員的稱號。如果共產黨還相信自己代表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那就應該表現出自己道德上品格上的先進性；如果自甘墮落、自我沉淪，那就不僅亡黨亡國，貪腐官員自己也將被歷史洪流吞沒而滅亡。（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童心未泯

童心未泯（憶舊）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老牛留意到香港多家報紙有漫畫版，並聲明「歡迎投稿」，於是由一九八八年四月起，嘗試創作漫畫，向某大報漫畫版投稿。某一天晚上，負責漫畫版編輯事宜的漫畫家洪流先生打電話給我，說收到我寄到報社的幾幅漫畫，將會採用其中一幅。他說我的繪畫基本功好，也有漫畫味道，但還要在構思、意念、造型方面下功夫；他說漫畫要有幽默感、要「趣化」、要有想像空間、要適當借用中外典故、流行文化、民間習俗等元素幫助構思和創作。洪流先生的一番鼓勵，老牛深受鼓舞，由此一發不可收，開啟了創作漫畫的生涯，一直持續了二十幾年。我一直視大膽選用我的漫畫拙作的洪流先生為恩師和「伯樂」。後來洪流先生移居北美，我與他仍有聯絡；有一年洪流先生回港處理私人事務，我約他在銅鑼灣一家酒店的中餐廳吃飯，以表「謝師」之情。

一九九八年初，這家原創辦於上海，四十年代在香港出版「香港版」的百年文人大報，也要面對市場萎縮、經營困難的境況，主持者努力革新，企圖改善狀況，爭取更大讀者群及爭取更多商業廣告。一日，該報編輯打電話給我，約我為該報新設的「童真」版畫漫畫。「童真」版是彩色版，每月兩次刊出，內容有適合兒童的品德小故事、小朋友益智活動的小遊戲、小學生作文選、思考題、描圖等等。我明白這個版的大致構思，於是設計了一個故事人物「小方」，把這個漫畫專欄定為「小方週記」，每次都畫成有故事的四格漫畫。

香港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標誌之一，就是各種信息包羅萬有。有的報章定位為「市民報」，不但有賽馬資訊，更有成人內容甚至色情版，這類報章不能進入校園。當時只有幾個沒有賭博、色情內容的報章可供學校訂閱。這家百年大報是可供學校訂閱的報章之一。我為該報「童真版」畫專欄，當然要顧及報章的立場和兒童讀者的思維水平和接受能力。「小方週記」的四格漫畫以小學生生活場景為背景，內容述及家庭、學校、社會層面，以四格短故事帶出循規守法、聽從教導、尊師有禮、守時、勤奮、環保、親近大自然、自己的事自己做、家長以身作則等正面信息。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其時正面臨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在中央支持下奮力抗擊國際炒家對香港金融體系的衝擊。整個社會的經濟環境以及媒體生態正在改變，隨着電子媒體越來越發達，紙質實體報章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該百年大報面對市場收縮、廣告減少、租金上升、原料加價的壓力，經營越來越困難，辦公室由港島傳統商業區遷到邊遠工廠大廈，裁減版面、壓縮人手。「童真版」堅持了大半年，無法再繼續了，到一九九八年十月底，出了最後一期；十一月改版，「童真版」取消了，專為這個版設計的「小方周記」四格故事漫畫也告一段落。（二零二五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