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認知

 

歷史認知（隨感）

昨天看了一個資料，說的是真實的「武大郎」與《水滸傳》中的描寫完全是兩回事。真實的武大郎高大英俊，家境貧寒，全靠一位姓黃的朋友資助，勤奮讀書，後來考中進士，在陽穀縣做官。姓黃好友後來破落，去陽穀縣找武大郎，期望謀個職位維持生計；武大郎盡地主之誼，接待殷勤有加，但對謀職一事隻字不提。黃姓朋友甚不滿和失望，離開陽穀縣，一路上對民眾說了許多武大郎的壞話，包括其妻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姦之事，都是胡編亂造的。

黃姓朋友回到自己家鄉，才發現武大郎早已出錢及派人把他的祖居重建一新，還買了田產等他回去經營，黃姓朋友懊悔不已，但從他口中說出的壞話和謠言已經收不回去。小說《水滸傳》中的故事，是依據一本叫做《大宋宣和遺事》的筆記寫的，而這本《遺事》又是收集民間傳說、說唱腳本、元代雜劇的故事整理而成的。《水滸傳》流傳至今，武大郎和潘金蓮的故事便定了型。

古代史家對秦始皇殘暴鎮壓、「焚書坑儒」、強徵民工修築長城的暴君形象是早有定論的，甚至認為秦朝短命是天意。「孟姜女哭長城」、「荊軻刺秦皇」的故事千百年來深入民心。但近代史家則對秦始皇統一國家，以及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的做法有高度評價。所以，當今的歷史教科書（課本）不會只提秦始皇殘暴的一面，也肯定秦朝對統一國土、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的歷史貢獻。這便是全面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典範。

教科書應該是「信史」，應該把歷史的真實情況作客觀的表述，讓後世的年輕人知道前朝歷史事件的真實情形。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對日本右派在該國歷史教科書中美化侵華戰爭、否定南京大屠殺、否定二戰侵略歷史的做法表示極大憤慨，認為是對包括中國和東南亞多國在內的受害國家和人民的侮辱。同樣，中國人自己的歷史教科書，也應當客觀真實地記述歷史，而不應該以「政治正確」主導，以某一個人、某一個官方表述作為依據。

例如，如何正確表述台灣問題，就不能簡單地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因為，台灣問題是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的延續，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權戰敗退守台灣，七十二年來一直用「中華民國」之名，有自己的政府、軍隊、貨幣、法治制度和經濟運作、稅收制度，有自己的護照，有二十多個相互承認的「邦交國」，即使現當政者如何「謀獨」，總不能否認這個政治實體的存在。所以，以小學生能明白的表述方式，應該是︰「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當今管治台灣的政府是四十年代末戰敗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延續。」

「六四」如何表述也是一個難題。在中國以外的地方，人們普遍認為是北京政府「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而在中國內地，官方的斷語最初是「反革命暴亂」，之後逐步「降調」，到九十年代出版的「共和國史」則稱為「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如何把這個歷史事件寫入教材？香港教育當局認為，中央政府對事件已有定論。但我認為官方的表述並非「信史」，而只是「勝利者寫的歷史」，是不全面的。教科書應當客觀地把事件的遠因、背景以及正反的事實都記述，才站得住腳，才不會被今後的歷史研究者質疑。（二零二一年六月六日）

善惡終有報（隨感）

 

善惡終有報（隨感）

前年（二零一九年）六月中旬起，本地一些政治狂熱者藉港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之機發難，釀成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暴力事件。直到去年（二零二零年）初，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之初，醫療專家勸諭市民減少聚集，一些政治狂熱分子仍不死心，繼續鼓動青少年做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包括打砸商鋪、破壤鐵路系統設施、堵路、縱火等等。儘管律政司對嫌犯提出起訴過於緩慢令公眾不滿，不過最近幾個月，從前年到去年因參與暴力犯罪活動被捕的人士，陸續有一些經過法庭處理而被判刑，總算是給市民一個交代。

去年二月，天水圍一家連鎖零售店三度遭某種特別衣飾人士破壞，一名十四歲華裔兒童和一名十三歲印度裔兒童被捕。兩人承認三項刑事毀壞罪，未滿十四歲的印童要索取感化報告，暫時仍由青少年院看管，春節後再判刑。印裔男童承認犯案時「自己好蠢」。法官直斥男童的破壞行為「不知所謂」、「唔知自己做緊乜」。法官說該印裔男童能講能寫中文，實屬難得，家人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不要讓家人失望；法官對男童說，要想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麼事，如果不想清楚就去做，後果不但自己要面對，家人也要面對。

一名十八歲陳姓副學士學生，在前年十月旺角衝突中，遭警方制服，其後被搜出一枝可發出刺眼強光的雷射筆，陳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他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並須還押至二月十九日判刑。另一位二十八歲女金融經理，前年「反修例」事件期間，涉嫌在尖沙咀用雷射筆照警員眼睛，經審訊後在九龍城法院被裁定襲警罪成，判監三個月。她獲准保釋等候上訴，二月四日在高等法院要求推翻定罪及減刑，稱警員拉錯人。高院法官認為施襲者的行為「撩是鬥非」及「乞人憎」，暗示法庭若裁定施襲者就是上訴人，未必會減刑，甚至有可能加刑。

區姓前立法會議員，被指前年七月在警民衝突現場，先後用「大聲公」（手提揚聲器）推撞一名警長的長盾，以及在一名警司旁邊高聲說話，被裁定兩項襲警罪罪名成立，被判一百四十小時社會服務令。他不服定罪上訴，被法院駁回，高等法院院法官二月三日頒下判詞，指區姓前議員當時行為明顯屬情緒發洩，他聲稱自己「擊打長盾是為引起警方注意以免清場時出現『人踩人』」，說法極為牽強，且屬於砌詞狡辯。

根據警方資料，去年（二零二零年）一月至九月，有一千八百五十二名因為干犯刑事罪行被捕的十八歲以下人士，當中一百五十人（約佔百分之八）接受了警司警誡；與前年（二零一九年）反修例事件相關的被捕者超過一萬人，四成是青少年，僅有十九人接受了警司警誡，原因是背後有人教唆這些青少年人不認罪。既然不認罪、無悔意，警方唯有交法庭處理。年輕人受人唆使或因一時意氣、情緒失控而犯事，實屬不幸。中國有句老話︰「善惡到頭終有報」。年輕人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正在做的是什麼事，犯法的事無論如何也不要做；一旦做了違法的事就要自己承擔後果。一些有法律背景的政治人物宣稱有案底的人生才精彩，這些謬論真是害人不淺。（二零二一年二月七日）

新年新希望（隨感）

 

新年新希望（隨感）

二零二零年是充滿不安、恐懼、無奈和不知所措的一年。一月，中國武漢傳出發現不知名新病毒人傳人的消息，中國當局吸取十七年前「非典」（「沙士」）的教訓，在出現疫情的城市、地區實行「封城」，限制人員進出，以防止擴散。隨即，這種「新冠」病毒傳播到香港、亞洲各國以及全世界各地。香港沒有實施「封城」，海陸空交通仍在運作，只實施人員「限聚」、食店「限時」及「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一年來，香港出現四波病毒擴散，至今日為止，第四波疫情雖然稍有回落，但每日確診有四五十人，仍未受控，更未「清零」。

中國內地當局以強制封城、限制活動手法，疫情爆發半年左右基本控制住局面。雖然被外國政客批評為「專制」、「限制人權」，但執政當局強調以人民生命放在首位，為了防止疫情播散，非常時期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而中國百姓基本聽話和配合，加上政治團體和各種社會組織發揮調動協作功能，能動員大批義工在封城和限制人員活動時，為市民提供日常生活的各種服務，令社會不致於全部癱瘓或失控。到第四季，中國內地民眾可以持「健康碼」、戴住口罩，外出旅行、飯聚、會友。這些嚴厲的管控措施，在各國看來是限制人民自由的不可思義的專制舉動，在中國大陸卻因為疫情受控而成為自豪的標籤。

與香港同屬特別行政區的澳門，疫情防控工作比香港做得好，很快與內地城市看齊，做到「清零」，並在去年第四季與內地省市恢復人員往來。但香港一直未做到「清零」，即使與內地一直有零星人員往來，那些因個人急事要入境中國內地的香港人，也不得不接受隔離十四天的限制措施。追蹤確診者感染源頭的證據顯示，香港的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都是與外來傳入有關，但當局既擔心疫情擴散，也擔心經濟下滑；既要聽專家顧問的意見，也要聽商界的意見，左右為難，也沒有足夠人手監管限聚令的執行，執法也不夠果斷和強硬，許多市民也抱著滿不在乎的態度，所以在管控方面總是不到位。

新冠肺炎疫情反覆，香港中小學生在家「上網課」很難達到質量要求，聖誕節假期之前預定今年一月初就要重返校園。日本東京的奧運推遲一年，香港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也推遲一年。一年之後又會如何？誰也說不準，前景全繫於市民是否自覺遵從限聚等防疫措施的規定。如果市民不自覺遵守政府訂定的防疫抗疫措施，還是自行其是，我行我素，那麼不但仍會出現第五波、第六波爆發，各行各業都被各種限制拖垮了，重振經濟無從說起。市民抱怨也沒用，只能怨自己不願意犧牲短時間的活動自由，而令整個社會蒙受更大的損失。

新的一年，當然期望一切都有好轉。儘管香港不可能像大陸那樣實行強制措施，但調動民間力量則是可以學習、可以做到的。希望當局調動各種民間力量，例如各種非政府組織、志願機構協助，組織義工，督促市民遵守防疫抗疫規定。希望今年可以盡快控制疫情，盡快讓社會回復正常運作，讓市民可以有條件地出行、購物、聚會、訪友、外遊。當市民可以正常上班而不是「居家工作」，可以正常出遊，外地人可以來港旅遊購物；當旅遊業、餐飲業、零售業恢復正常，官員掛在嘴邊的「重振經濟」才有機會做到。（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