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7日 星期六

野菜清香


野菜清香
(海南生活鎖記)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號強台風」之後,我被調到農場場部中學(當時稱為「五七中學」)當教師。所謂「五七中學」,是因為要貫徹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給林彪關於「解放軍是個校」的一封信,當中提到各級學校都要「學工、學農、學軍」,本來就身處農場的中學也要「學工」、「學農」。教師天天都要帶着學生從事體力勞動,勞動強度比起在生產隊差不多;但物質生活則遠比生產隊差,至少比我原本所在的合山一隊差。合山分場是農場的「門戶」,離農村市集較近,可以「上街」(粵語「趁墟」)買點肉、蛋、油、菜等改善生活,青黃不接的季節也能到墟場買點菜吃。但在中學則完全靠自給,或依賴場部配給鹹魚、鹹菜、蘿蔔乾之類。

學校本來有一個由七八個教師家屬組成種菜組,但學校學生多,教師又不能「搞特殊化」,要與學生一樣在大伙房打飯菜,種菜組種出來的菜不多,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有一段日子可以吃到菜新鮮蔬菜,自己種的新鮮蔬菜吃完了,就靠場部配給的鹹魚、鹹菜;沒有菜、沒有鹹魚、鹹菜吃的日子,我們教師也和學生一樣,在學校伙房「打」點醬油水(醬油加一點油、加點水)下飯(正是粵語所說的「豉油撈飯」)。這種日子每年都會有一段。


中學生下午勞動課有具體任務,例如,學校校舍包括宿舍和教室在台風中倒塌了,要重建,於是學生就要到附近小溪去挑河沙;要為學校大伙房交柴火;要為各班自己負責的菜地種上通菜、白菜、菜芯、椰菜、南瓜、苦墨菜等施肥、澆水、除蟲。還要向其他「先進」農場學習,教師帶着學生去學校附近橡膠林段邊的林地開荒,種甘蔗、蘿蔔、茄子、黑豆。甘蔗是農場製糖的任務,蘿蔔、茄子、黑豆收成後交給學校大伙房。即使人們很用心、很努力,但只要一場台風或者暴雨,菜地被大水沖垮了,就一切努力都化為烏有。

當然,當教師的工作時間比起工人要「清閒」,除了帶班勞動、上課、備課、批改作業、晚自休,總有一點空閒時間;或者星期六、星期天、假期,可以搞點「副業」。有教師在自己的小伙房後面種點青菜,需要時摘點菜葉煮湯,也可以下一頓飯。有教師在建公路堵壩而蓄水起來的水塘邊搭個棚種水瓜,收成的時候送一兩條給我們,我們的小家就有點綠色植物佐膳。

海口知青銘鏘教初中二年級物理,他說只要教上一年,就不用再備課,所以閒來又種瓜菜又養雞,不管學校伙房有沒有菜,他自己的小伙房總有菜有肉有蛋,生活過得蠻滋潤的。可是有一年,天公不作美,發了雞瘟,他放養的一群雞一下子病了九隻。他在那些雞垂頭喪氣但未死的時候,眼看活不下去了,就立刻宰掉,然後用薑、大蒜、胡椒、糖、酒等佐料煮熟,約齊安家在學校的教師們一起吃一頓。


我和摩鈴在中學待過一年,就知道那個生活環境和周期性缺菜的苦日子,所以回城探親時,總會多帶一點包裝湯料「雞絲浮皮羹」、「肉絲魚肚羹」,在沒菜吃的口子,隔幾天就煮一包,改善改善。那些包裝湯料是在副食品商店出售的,在當時已經算是先進和方便的了。我們自己帶著剛出生的孩子,沒有時間去種菜種瓜,有時就會到橡膠林邊的草叢或者校舍的牆根,去找野莧菜(馬齒莧,一種有刺,一種沒有刺)回來煮湯,加上一點油和醬油,在那時就像高級食品,覺得特別好吃。有時我們也會托經常出去為學校採購的總務周老師,為我們到農村市集買點肉、蛋、油之類,肥肉煎點豬油,瘦肉就用鹽醃起來,每天拿一點點給女兒煲粥,省著點吃。

孩子六個月之後開始吃粥,如何讓粥有點味道及補充營養,的確煞費思量。我們在回城探親時帶了一點鴨肫乾,給孩子煲粥時放半個鴨肫乾,那味道就非常好。摩鈴的好友陽陽比我們早結婚,她的女兒比我們的女兒早一年出世,她帶孩子更有經驗。她丈夫慶慶是場部機運隊的司機,每天都有機會到外邊去跑,她聽有經驗的人說用「沙蟲乾」給嬰兒煲粥很好,就叫丈夫到瓊海縣海邊的漁民那裏買點「沙蟲乾」帶回來送給我們。「沙蟲乾」有很濃的像魷魚那樣的乾海味的香味,煲起來味道很好。不過沙蟲的腔內有許多細沙,要很仔細地洗淨、淘去細沙才能用。

女兒就在這樣的艱苦養環境中出生、成長,但還是長得白白胖胖的。不過她在物資奇缺的大山溝學校裏渡過嬰兒期,沒有玩具,也很少零食。女兒到一歲左右,已會走路,常常一早爬起來,就開門走出去,在廣州知青晶晶阿姨的房門口呆呆地站著。原來她知道晶晶阿姨房間裏的架上有個餅乾罐,她就是盯著那個餅乾罐。等到晶晶阿姨醒來、開門,就知道小女孩在想什麼,晶晶阿姨打開餅乾罐,拿一塊餅乾給她,女兒就心滿意足地走開了。(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2024年4月19日 星期五

茅廬蝸居


茅廬蝸居
(舊事鎖記)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一場大台風正面吹襲海南定安縣中瑞農場,場部中學(當時稱為「五七中學」)幾幢瓦房塌了,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多名學生。場部領導調合山一隊的我,和原在良世隊、後來調到基建隊的錦華,到中學任教師;同一批調到中學任教師的原基建隊僑生亞浩已到中學報到。但那時中學仍是一片廢墟,場部安排外包工趕建茅草房作教室和宿舍。到十一月中旬,六座茅草房基本完工,我和錦華才到中學去報到,被安排在操場房邊的一幢茅草房中間的一個房間;兩邊是初二級和初三級男生宿舍。

茅草房建造時為了避免雨水浸蝕柱子,通常屋簷垂得較低,進門都要低頭,應驗了「在人屋簷下哪有不低頭」的諺語,所以,即使用黃泥稻草糊牆時留了窗口,屋內仍然很暗;幸好這列茅草房正對著新推平的黃土操場,中午陽光猛烈的時候,室內也比較亮。一九七四年,我在當時的「兵團戰士報」和「海南日報」發表了多幅剪紙和宣傳畫,就是繁重教學任務之餘,在這樣的屋簷很低、窗戶很小、光線很暗的環境中完成的。


茅草房房間與房間之間的分隔,也是用黃泥摻和稻草糊成的泥牆,只比人頭高小許,擋住視線,便算是有一點「隱私」,但說話、響動都聽得見。一九七五年三月,我與摩鈴在中學結婚,「新房」便是在背向油庫、堆土建路而堵住小河溝形成的水塘旁邊的一列茅草房的左邊第四間;第三間是述池老師一家,第五間是萬美老師一家,小晶老師就住在左邊第一間。

一九七六年五月,長女小山在廣州出世,八月底暑假結束便冒著當時傳言「海口將會有地震」的危險,抱回農場,趕及新學年開學。但四個月大的小家伙晚上總是哭鬧,哭聲一起,便吵得整列茅草房每一家都睡不了。為了讓其他同事都享有寧靜的夜晚,也為了讓摩鈴晚上能睡一會,我便把小山抱到球場去,一邊踱步輕拍、一邊哼著腦子裏殘存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搖籃曲」哄她睡。那時候有一部朝鮮彩色故事片《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當中有一首當時很流行的「搖籃曲」,漢譯歌詞大意是︰「我可愛的寶貝啊,快快入睡吧,夜幕降臨天黑黑,快快入睡吧。長白山上的火星,燦爛輝煌。夜幕降臨天黑黑,快快入睡吧」。到後半夜小家伙睡着了,不哭鬧了,才抱回房間去。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晚上,三號台風吹襲海南,強風從油庫與豬場之間的空曠地帶吹過來,在小土坡上的中學正當風口,我和摩鈴住的水塘邊的那列茅草屋,被吹得搖搖欲墜。雖然早就聽當地人說,住茅屋沒有住瓦房那麼危險,因為瓦房會倒塌,石塊、桁條和磚瓦掉下來會砸死人;但茅屋不會一下子倒塌,而且金字架房頂也不會完全坍塌。但如今這茅草屋慢慢傾斜,眼看就快支持不住了,竹笪和木板釘成的房門也快推不開了,我們只好逃到屋外去。

摩鈴穿上布面厚雨衣,把十四個月大的女兒抱在胸前包著,我扶住她一起推開門衝出去。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狂風夾著大雨打在茅草屋頂和地面的聲響。球場上的籃球架被颳倒了,籃板斜臥在地上,我扶著潔靈頂風冒雨、一步一踉蹌,走到籃板下背風一面,摟著孩子蹲在滿是黃泥水的地上。一直等到凌晨,狂風暴雨慢慢減弱,才從籃板下鑽出來,跑到沒有被吹垮的課室暫避。

天亮後,風減弱了,雨也慢慢變小了。我鑽進倒塌了的茅草房,用砍刀割開房頂的茅草片,用力把被打濕了的被子、衣物、生活用品拉出來,晾在橫七豎八的木架上;珍貴的相片、書籍、速寫簿都泡在黃泥水裏,我只好一件一件撿起來,抹去黃泥和水漬,晾在被壓壞的破爛書桌和架床上。「茅屋為台風所破」、塌了卻沒砸著人,十四個月大的孩子平安無事,已經算是萬幸;書籍和速寫簿浸在黃泥水裏,我小心翼翼地撿起來,抹去泥巴,放在木柴堆上晾乾,雖然留着黃色「疤痕」,還是可以看得見;但相片被雨水泡壞了,粘在一起、破損了,就永遠無法復原了,則是金錢也無法彌補的損失。

在台風後的雨中,望著浸濕了的被子、蚊帳、衣物,我想起「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杜甫,想起「劉玄德三顧茅廬」的諸葛亮;體會到杜甫「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的困窘,理解他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期盼,也明白諸葛亮「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的自信和自得。

我在中學的茅草房住了四年半,在這樣的環境中備課、查資料、批改作業,也在這茅草房裏加緊溫習、準備參加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的文革後首次高考。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在北京要求各地大學挖掘潛力、擴大招生的特殊形勢下,得到機會回城讀書,才離開我的「黃牛草堂」。八十年代初,我刻過兩個與茅草房有關「閒章」,一枚是「曾在天涯山間草堂」,另一枚是「傳愷草堂」。我以曾經當知青九年半、曾經住在茅草房四年半而自豪。(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2024年4月13日 星期六

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
(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島中部母瑞山的國營農場,分配在合山隊,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知青們很快適應陌生的環境和難苦的生活。初踏足社會,家人難免掛心,大家都想給家人報個平安。那時個個都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羊羊說︰「離家前夕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還有幾卷菲林,正好可以派上用場了。」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點五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廣州親人幫忙沖洗底片、晒成相片,然後寄回農場給大家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水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班知青,以及在附近工作的農副班、基建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有基建任務,場部有關部門從外地請來「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老工人小伙房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知青有人有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總會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疫情之前,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當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扣上「走資派」、「帝國主義走狗」的大帽子,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家中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上山下鄉」大潮中,大江跟隨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落戶,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玻璃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2024年4月6日 星期六

藤竹背簍


藤竹背簍
(憶舊)

老牛由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在割膠班割膠幾年。割膠主要工具如割膠刀、收膠鋁桶、粗幼磨刀石,以及中筒水靴等都是公家發放的,但重要的輔助用具如頭上的割膠燈(初時我們用手電筒,後來許多改用礦石燈)和綁在腰間的藤竹背簍(俗稱「膠籮」)便要自己準備。知青們最初安排到割膠班,老工人都會為知青編織一個膠籮。膠籮的作用是放割膠刀、磨刀石、抹布、收膠刮,割膠時還用來裝著扯起的凝固乳膠線,所以是一件必不可少的用具,而且以夠大、夠深,能放得下一隻膠碗才好用。

巧手的家麟很快便學會編織膠籮。老牛看到,羨慕不已,也想學著自己編織,便向家麟「偷師」。仔細觀察和模仿、學做,才知道真的有點難度。為了編出來的膠籮容積夠大,一定要選用每節長約六十厘米的上好藤竹;編一個膠籮大約要用二十四條篾條,那就要三節藤竹;削成的篾條要厚薄適中,還要刮淨刮滑篾條邊、以免被鋒利的篾條邊口割傷。老牛學了一段時間,也可以編得成一個了,自己去割膠時綁在身上還不算太難看,甚有成功感。


一九七二年元旦假期之後,老牛與摩鈴的「好朋友」關係明朗化了,想送一件禮物給摩鈴。那年月,由於社會觀念和條件所限,決不會想到送什麼奢侈品或者裝飾品,老牛便想到,送一個自己親手編織的膠籮給摩鈴。幾經辛苦找到竹節夠長的藤竹、經過一番細心編織,終於織好一個較大的、實用的藤竹背簍,自己也捨不得用。一天下午開工集合的時候,我拿著這個親手編織的膠籮,走到摩鈴面前,輕輕說了聲「送給你」,便遞了過去。

這時八班的女工們差不多到齊了,河南軍工協和的夫人桂蘭正好在摩鈴身邊,看到這個膠籮,便一手搶了過去,說︰「夠大夠深,編得真好,就給我吧。」這個原本是送給摩鈴的膠籮,摩鈴自己拿在手上不到兩秒,還未看得清楚,便被桂蘭拿去了,只好無奈地說︰「好。你拿去用吧。」桂蘭把膠籮收在背後,對老牛扮個鬼臉,得意地說︰「你再編一個給她吧。」


老牛看得出,摩鈴很捨不得把老牛這件第一次送的禮物轉送給別人,但又不得不顯示自己大方和不計較。老牛也只好扮作「大方」,說︰「好吧,我再編一個。」其實以我老牛的笨拙十指,編得出這一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有機會上山斬竹或砍木時、找到合用的長竹節藤竹,才有可能編得成一個夠深夠大好用的膠籮。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到合適的藤竹,老牛再編了一個膠籮,但老牛總覺得,這個不及第一個編得好;之後老牛編過幾個膠籮,都覺得不及第一個編得好。自己親手編織一個籐竹背簍送給摩鈴,只是表示老牛一番心意而已;老牛相信,即使織得不太好看,摩鈴也能感受到老牛的心意。

一九七八年五月,老牛離開農場回城讀書的時候,把在割膠班時用過的磨刀石、鋤頭和砍刀,以及在炊事班時收起的牛角和羊角,都塞進行李,帶回廣州,因為那些用具都是十年知青生涯的見證,是無價的紀念品;可是沒有把藤竹背簍帶回城。因為離開割膠班之後到了炊事班,之後又到中學教書幾年,原本在割膠班時用過的膠籮和砍桁條用的中刀,早就被別人拿了去用;而且事隔多年,也許早就爛了。最近老牛想找材料試編當時那樣的背簍,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五十年過去,青春歲月只留下愉快的記憶,那時學過的手藝都忘記了。(二零二四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