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任港督

兩任港督（憶舊）

中年以上的香港人都記得香港最後兩任總督︰衛奕信和彭定康。衛奕信是英國政壇少有的「中國通」、「知華派」。「衛奕信」本來規範的譯名應是「大衛．威爾遜」。他曾在香港學習，識中文，懂漢語普通話，他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叫「魏德巍」，就是取「威爾遜」普通話發音作為姓，名字「德巍」則是「大衛」普通話發音的近音。衛奕信專門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大學畢業加入英國外交部，曾派到北京任英國駐華使館秘書，又曾任前港督麥理浩的政治顧問，參加起草「中英聯合聲明」，曾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組長。他對香港自然環境極喜歡，閒來經常郊遊、行山，「衛奕信徑」是他常行的路線。

由於第二十六任港督尤德爵士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訪問北京時突然去世，衛奕信被任命為第二十七任香港總督，一九八七年七月到香港履新。香港「師爺」們認為他原用的中文名「魏德巍」以粵語發音不吉利，「魏」與「偽」同音，「巍」與「危」同音，都含不祥之意，於是按名字「威爾遜」的粵語讀音，為他改中文名為「衛奕信」，「衛」是保衛、捍衛之意，「奕」即大也，「信」是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諾守信用，含義甚好，於是上任即用香港為他定的中文名。

衛奕信溫文儒雅、處事溫和、親民有禮，市民對衛督印象甚好。五年任期內完成多項大型基建工程，特別是在經濟低迷時，推動大型建設，振興經濟，商界及普通市民都受惠。但幾項大型填海造地計劃，特別是計劃發展大嶼山、推平赤立角興建新機場的「千億玫瑰園計劃」則備受爭議，中方質疑是要花光香港儲備。後來英方與中方多次商討、解釋興建新機場的必要性，雙方取得共識，填海工程得以順利展開。衛督任滿離港時，港人多表示依依不捨。

接替衛奕信的彭定康，原本是英國保守黨主席，因為國內政治紛爭失勢，被上台成為首相的馬卓安（中方譯為「梅傑」）派到香港出任第二十八任總督。彭定康在英國時，規範的中文譯名是「克里斯蒂．栢騰」。確定派來香港時，香港「師爺」取「栢騰」的近似發音「彭定」，「克里斯蒂」取一個字「康」，寓意香港社會安定繁榮、民眾平安健康，極好意頭也。末代港督彭定康到任後落區巡視，表現親民，在上環西餅店食「蛋撻」、到訪涼茶鋪飲「廿四味」苦茶的照片充斥報章，極得市民好感，「為食肥彭」之美名不脛而走。

不過，肥彭帶着英國政府指令而來，上任後並不在意經濟民生，而是大力推動政改。當時的歷史「節點」是︰北京在一九九零年四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當中規定了香港的制度、管治架構、政府組成、立法機構組成及今後的政制發展等方面的原則。本來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前的五年，即媒體常說的「後過渡期」，香港的政制應當與九七年七月一日才實施的「基本法」銜接，香港才可以「平穩過渡」。但九七之前的香港仍是港英管治，港英政府有權在這五年之內處置政制事務。肥彭到任後，特意擴大立法機構的民選成份，為日後「泛民」力爭「一步到位」實行「普選」製造了幻想空間。

北京目睹肥彭在政制問題上的「小動作」，但因為其時仍是在港英治下，中方無何奈何。既然立法會不能如「直通車」般由港英時代「直接過渡」到特別行政區時代，中方只好邀約政界人物到一河之隔的深圳開會、成立「臨時立法會」（臨立會），以備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平穩過渡」到七月一日；而回歸前的立法局議員則到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全部「下車」。回歸前夕的立法局匆匆忙忙通過一大堆法例，故意為日後的特別行政區設置許多障礙。當時的北京港澳辦主任魯平被肥彭的「小動作」氣得七竅生煙，直斥肥彭是「千古罪人」。

不管中方如何痛罵，肥彭仍可以「堅守崗位」至最後一刻。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港英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六年的最後一夜，大雨滂沱。中英兩國領導人以及政經名流，在會展中心舉行交接儀式。電子媒體全程直播，看到肥彭冒雨接過徐徐降下的香港旗、小心摺疊好，然後登船離開維港水域，肥彭眼中淚水和雨水交織，神情落寞，揮手向圍觀市民道別。此情此景令人百感交集。

彭定康離開香港返回英國，那時英國還在「歐盟」大家庭，於是英國政府派彭定康到歐盟任職。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彭定康出任歐盟外交專員，期間以歐盟外交專員身份訪問北京，與當時的北京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言談甚歡，幾年前的「千古罪人」，今朝竟然成為江總書記的座上貴賓。以往在香港問題上政治紛爭的對立，在香港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之後已經成為過去、煙消雲散，罵他「千古罪人」的魯平也已退下。當然那是後話。彭定康一直堅持他的政治立場，堅持認為他任內是香港最好的時期、他設計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香港的政制。他從未講過九七過渡後香港特區的一句好說話，倒是為「一九黑暴」撐腰、指責港區國安法、向「二十三條立法」潑污水。（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時代終結

時代終結（憶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十年的二十幾年間，我老牛不但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為幾家出版社畫插圖、為財經雜誌和政論雜誌畫插畫。二零零四年為一本只出版了兩期的期刊畫時事漫畫，是很特別的經歷。這個期刊的主辦者是曾經在中共駐港最高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何老先生。

何先生前半生經歷甚有傳奇色彩。他在香港出生成長，少年時代家貧輟學流落街頭，輾轉赴內地，追隨中共游擊隊參加抗日戰爭，從事演劇等文藝宣傳活動；四十年代末，曾在中共在港設立的「達德學院」求學。中共建政初期在內地當幹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香港，八十年代官至中共駐港機構某部副部長。但「八九風波」形勢急變，何老先生不認同北京的處理方式，宣布脫離中共。晚年全心全力協助摯友、知名富商霍老先生投資開發南沙，成績斐然。

何先生這些背景資料只是閱報所得，其實我老牛並不認識何先生其人。二零零三年十月，何先生透過朋友聯絡我，稱要商量一些事。我如約到銅鑼灣香港遊樂會網球場休息室拜會何先生，這是第一次見面。何先生說，自己手頭上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和一些著名作者的甚好的文章，不要浪費了，要設法讓世人看得到，所以決心以晚年的餘力，自資辦一本月刊。何老先生從未涉足文化出版，他的出版理念只能交給他認為靠得住的執行編輯去實施。何先生從他交託的執行編輯口中，得知我老牛十幾年來一直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於是約我見面，囑我為他辦的期刊畫一個整版的彩色時事漫畫。

何老先生與我在遊樂會餐廳吃午飯，邊吃邊談。他特別強調，作者完全有創作自由，看到近期有什麼重大事件、最熱話題就畫，不必有顧慮。他說︰「報章雜誌的時事漫畫本來就應該是『無字的社論』、『圖像的短評』，在宣揚正義、討伐歪風中發揮『匕首』、『投槍』作用，所以本來就應該獨立存在、獨自成篇，而不應該視為文字的插圖或附屬品。」既然主辦者有如此廣闊胸襟、給予完全的創作自由，老牛自然應允為他供稿。一個星期之後，我把第一幅大約A3尺寸的彩色時事漫畫交到何老先生委託的執行編輯手上。

二零零四年一月，月刊創刊號面世。何先生再約我到香港遊樂會見面，在會所餐廳一邊吃午飯一邊談約稿事宜。這次何老先生談了許多對特區政府施政的看法，也說了許多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從心、自找苦吃一類的話。我考慮到月刊的特性，要盡量追貼時事，就不宜太早畫，一邊觀察社會動態一邊構思，到截稿前三天才動筆。交了第二幅畫稿後，一個月不見新一期雜誌面市，不知何故。未有收到何先生任何訊息，於是決定在下一個月的預計截稿期前，再交一幅。我想︰如果事情的發展真的如上次何先生所說的「力不從心」，那麼，即使月刊還堅持出版，我也等用了已經交的畫稿再作打算，不必急於創作新畫。我便一直留意市面書報攤，是否看得到新的一期雜誌。

再等了兩個月，終於在報攤看到第二期月刊擺上貨架。我急忙買一本翻看，發現後來交的兩幅漫畫同時刊出，最後一頁還有一版「編後語」，告訴讀者「這是第二期，也是最後一期」，向「關心」這本月刊的讀者交代「停辦的原因」。內容與上次約我吃午飯時談的相同，大意是回歸七年特區政府的一些做法與「安定繁榮」目標背道而馳︰一些媒體長年唱衰中國，好的不講，專找不足之處「天天講時時講」；扼殺某些行業，大批青年走進失業行列；政府投資失誤，浪費公帑，似乎是要將香港的家底「分光、用光、賠光」； 「高薪酬、高福利、高成本，用人亂、政策亂、意見亂」等等許多個人意見。

這篇「編後語」特別提到，自己的一些觀點寫成文章投給報章，少數報章會刊用，但通常是被多數報章投入廢紙籮，或者改動觀點，或者放在不顯眼位置、作特別處理，自己感到十分無奈，這才激發自資創辦雜誌的打算。但是「創刊號已經搞得筋疲力竭」，自感「歲月不饒人」；強調「絕對不是被人封嘴」，完全是因為「自己心有餘力不足」，停辦雜誌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屬於何先生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老牛有幸因為畫時事漫畫而與何先生結緣，有幸親耳聆聽何先生的心聲，也算是人生一段很好的回憶。（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憶舊）

母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時代女性」，在接受新式教育、思想開明的外祖父鼓勵下，母親在省城讀完小學、初中，考入市立師範學校，畢業後再讀大學教育系，決心當教師獨立自主、自食其力，不走那個年代許多女孩「早早嫁人、做住家娘」的舊路。人民中國成立後，母親一直當教師，六十年代升為主任，主持職工技術學校的行政工作。一九六六年發生「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九六八年，母親下放到「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

所謂「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批閱「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當時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批示，即所謂「五七指示」，當中提到各行業都要「學工、學農、學軍」。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黑龍江一個『五七幹校』為幹部革命化提供新經驗」的報道，轉達了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最新指示，於是全國興起辦「五七幹校」。這些所謂「五七幹校」其實是安置機關幹部和教師的勞動改造農場。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母親跟隨機關幹部，步行到從化縣山區由「戰備工廠」改建的「上羅沙幹校」。母親在晚年自撰的回憶錄中，記述了在幹校勞動時，昏倒在田野、差點失救的舊事。

這所幹校所在地從化縣上羅沙是丘陵地，「地無三尺平，出門就爬坡」。幹校學員參照軍隊編制分為班、排、連，日常生活主要是在農田裏勞動和政治學習。那年頭機關已癱瘓，所有幹部都要去「五七幹校」勞動。但「文革」時期興起以「血統論」為理論基礎的思潮，講求「家庭成分」，即「背景」，家庭屬於工人、農民、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即所謂「紅五類」的就成為「紅人」，被安排當「班長」、「排長」；這些文革「紅人」不論本來是何職級，突然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對不是「紅五類」的同事頤指氣使、飛揚拔扈。母親的家庭出身是小資產階級，當然是被「紅五類」欺負的一群。

當時母親已到退休年齡，而且患血管硬化、高血壓，但勞動強度和工作量與青年健康人沒有分別。一天，排長分派母親到很遠的田地去整地、鋤土，母親體力不支，暈倒在田頭，昏迷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入黑時分，原機關工會幹部李大姐收工經過，看見田邊有一堆黑糊糊的東西，覺得奇怪，本來已經走過去了，還是忍不住回過來，俯身下去再細看，赫然發現是一個人倒在田地裏。她扶起一看，認得是我母親「高老師」，摸一摸，還有體溫和呼吸，於是連搖帶喊，叫醒這位「高老師」，扶著母親慢慢走回到工廠的衛生室。

但衛生室裡面沒有人也沒有藥，於是再扶母親走到半山腰的宿舍。當時幹校「宿舍」沒有床，人人都「打地鋪」，就是在地面上鋪一層乾稻草，然後在稻草上鋪草蓆，這就叫做「打地鋪」。李大姐把母親放在地鋪上躺下，給母親塗藥油，然後去找班長「老鷹」，告知「老鷹」高老師今天下午在田地裏暈倒不省人事的情況，請求班長體恤這個老年病人，適當安排較輕的工作。班長「老鷹」冷冷地說﹕「那就叫她明天不用下田，在家燒水給全班洗澡。」

燒水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特別是在山區的「幹校」，特別是對於母親這個曾經昏倒在地、渾身無力的病人來說，更是重活。那年冬天特別冷，病中的母親要從半山腰的宿舍到山下溪澗取水，挑到半山；搬來石頭砌好爐灶，架起大鐵鍋，還要跑遍山頭去撿枯樹枝作柴火，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母親在回憶錄中說︰「幸好自小在農村生活，一向勞動慣了，這樣的工作難不倒我。學員們在寒冬中辛苦一天回來，有點熱水舒舒服服洗個澡，也算是有點貢獻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母親隨其他學員從原本的從化山區「上羅沙幹校」遷回廣州市近郊珠江邊的「沙貝幹校」。母親因為曾經在田地昏倒過，在沙貝幹校不用拿鋤頭下田，只負責養雞。一九七一年初，北京傳來毛澤東「最新指示」，稱對「老弱病殘者」應給予照顧，一九七一年三月，母親作為受「照顧」的「老弱病殘者」，離開沙貝幹校，安排到輕工局轄下的糖果廠包裝車間勞動。在工廠，體力勞動之餘也協助車間搞點文宣工作。工人對這位有病的「高老師」很客氣。比起在幹校下田勞動，能夠返回城市、回家住，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國營農場，兩年半之後的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一次回城探親。得知母親被安排在市內的糖果廠，我便到糖果廠包裝車間來看望母親（用現代的說法是「探班」），與包裝車間工人們攀談、參觀車間設施、與母親一起勞動，休息時就幫母親搞車間的壁報欄，中午在飯堂吃飯。我能畫能寫，態度友善，工作效率高，完成的壁報有大字標題也有精美插圖，美觀吸引，深得工人好評。一九七一年十月，母親在糖果廠辦理退休。

中午吃飯的時候，母親對我說︰「幸好當初李大姐把我扶起，沒有在田地裏失救而死，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整整三年在幹校和在工廠的體力勞動，既是折磨，也是鍛煉，我的身體狀況反而好了。上天給了我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讓我可以看著在文革中變得不可一世的人，如何難以面對自己的失態和歷史的嘲弄、如何無地自容；讓我有機會看到自愛自重、自強不息的兒孫成長，我一定會頑強生活，一定可以笑到最後，笑到最好。」（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二日修訂）

留住記憶

留住記憶（隨感）

許多年前，有出版社出版「老城市系列」，述說幾個省會城市的前世今生，吸引各個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去探究歷史；也有出版社出版「老照片」系列，分專題刊出許多一百年前的珍貴圖片，讓今天的人們從照片的圖像中認識那個遠去的時代，實在是功德無量。八九十年前，照相還只能在照相館（影樓），照相機是高級玩意，普通人玩不起。如今人人用手機拍照「打卡」，無法想像祖母輩年代要拍一張照片有多麼隆重。九十年代初，我曾經買過「老城市系列」中的「老廣州」，以及「老照片系列」中的「羊城憶舊」給母親細讀，勾起母親許多童年回憶。我母親自己也非常重視保存照片，她認為每一張照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都為我們留住那一段往事的記憶。

我母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省城讀師範學校，立志當教師自立自強，師範畢業後邊當教師邊用晚上時間再讀廣東國民大學教育系。可惜剛讀完大學、通過了畢業論文、拍了畢業照，侵華日軍就炸到廣州，母親不得不帶着現金、衣物和心愛的照片，跟隨家人「走難」回到家鄉躲避。母親戴四方帽拍的大學畢業照，是她珍藏的老照片之一。照片正面用墨水筆寫着「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幾日之後，侵華日軍的飛機就炸到廣州城。這張照片經歷戰亂、逃難、四處奔走、顛沛流離，幾十年動盪不安，仍能保存到今天，真是難得。

家中最古老的一張照片，是大約上世紀二十年代，外祖父的六兄出洋多年回鄉娶妻時，在照相館擺姿勢拍的「標準照」。雖然照片已經發黃、顏色漸褪，但仍可看到六伯公年輕時的英姿︰筆挺的西服、粗大的手放在桌子的禮帽上、寬大的方形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六伯公文化水平不高，因為家鄉窮困而不得不簽一紙合約「賣豬仔」到北美，憑着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勤勞儉樸的本色，在異國他鄉熬出頭，妻兒最後都定居美國，兒孫們都有一番成就。這張發黃的舊照片便是當年一代華僑背井離鄉艱辛經歷的歷史見證。

母親在日軍侵佔廣州時逃離廣州，輾轉到了粵北，與父親在有敵機在上空盤旋的山區茅草屋「結國難婚」。第一個孩子在逃難途中夭折，第二個孩子一九四三年一月出生。孩子幾個月大挺得起腰時，剛好有攝影師帶着工具來到曲江偏僻的窮山區為百姓拍照，母親便抱着孩子，與祖母和父親在木屋的白牆前拍了一張「全家福」。這個手抱的孩子就是我的姐姐，今年八十一了。她經歷了日軍侵華的逃難歲月，見證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也經歷了經濟困難、物質奇缺的日子，今天也學會用手機通話，真是目睹幾十年的翻天覆地變化。

有一張小小的生活照，內容是一群小學生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這張大約攝於一九四八年的照片，是母親當小學教師時，帶學生郊遊的記錄。照片中的七十二烈士墓正是原本的樣子。六十年代末，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墓頂的自由神像被掃除了，墓碑也砸碎了。七十年代末，「十年浩劫」結束，社會回復理性，才重建了墓碑。但後世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這個埋葬着當年為反清而犧牲的七十二烈士的陵墓的本來面貌和歷史意義，只依稀從課本中得知黃花崗起義的概要。孫中山親題的「浩氣長存」大牌坊，成了遊人「打卡」的景點，卻沒有人去探究背後的血與火的革命故事。

家中保存着一張外祖父與眾兄長及家族第二代的合照。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約請攝影師在廣州一個庭院中合照。前排坐者是外祖父與眾兄長。他家本有七兄弟，外祖父是老么，排行第七，最年長的夭折，存活六個，所以他有五個兄長。外祖父在省城「省立工業學堂」讀書，畢業之後回鄉任教師，後來受鄉賢聘用，在省城保險公司做事。二伯、四伯、五伯在鄉間守住田產，三伯和六伯年輕時「賣豬仔」到美國，一直在美國謀生，若干年後回鄉娶妻生子，又再返美。後排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那年代重男輕女，所以參加合照的只是男丁，女兒都不在場。合照之後，原本在鄉間的兄長仍舊回鄉，在美國謀生三伯和六伯以及他們的兒子重返美國，之後再也沒有機會聚在一起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美國的表舅嫁女，特意匯款回國，讓外祖父與在國內的親人吃一頓好的，當作是「請」我們家「飲」他家的喜宴。那天外婆弄好滿桌飯菜，約請堂舅和表舅來一起吃飯慶賀。堂舅借了一部相機帶來，給我們留住這一刻的記錄。照片中的環境是外祖父家的客廳，狹窄的小空間一張圓桌圍坐着一家老少；牆上如傳統家庭那樣掛着擠滿相片的鏡框。本來牆上掛着幾幅名家字畫，拍不到了，進入鏡頭的只有康有為寫給外祖父的中堂，內容是康有為自撰七絕「庭蔭南柯方夢覺，几攤大藏讀楞伽，吾生自有安心法，所遇皆欣即是家」。幼時每次到外祖父家，他都教我讀這首詩並給我講解，這首詩在我不識字的年紀已經會背下來，但還是看不懂。相片中只看得到康有為的落款和蓋印。這件文物在文革中已失去，只在舊照片中留下痕跡。（二零二四年十月五日）

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島中部母瑞山的國營農場，分配在合山隊，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知青們很快適應陌生的環境和難苦的生活。初踏足社會，家人難免掛心，大家都想給家人報個平安。那時個個都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羊羊說︰「離家前夕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還有幾卷菲林，正好可以派上用場了。」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點五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廣州親人幫忙沖洗底片、晒成相片，然後寄回農場給大家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水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班知青，以及在附近工作的農副班、基建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有基建任務，場部有關部門從外地請來「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老工人小伙房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知青有人有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總會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疫情之前，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當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扣上「走資派」、「帝國主義走狗」的大帽子，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家中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上山下鄉」大潮中，大江跟隨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落戶，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玻璃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藤竹背簍

藤竹背簍（憶舊）

老牛由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在割膠班割膠幾年。割膠主要工具如割膠刀、收膠鋁桶、粗幼磨刀石，以及中筒水靴等都是公家發放的，但重要的輔助用具如頭上的割膠燈（初時我們用手電筒，後來許多改用礦石燈）和綁在腰間的藤竹背簍（俗稱「膠籮」）便要自己準備。知青們最初安排到割膠班，老工人都會為知青編織一個膠籮。膠籮的作用是放割膠刀、磨刀石、抹布、收膠刮，割膠時還用來裝著扯起的凝固乳膠線，所以是一件必不可少的用具，而且以夠大、夠深，能放得下一隻膠碗才好用。

巧手的家麟很快便學會編織膠籮。老牛看到，羨慕不已，也想學著自己編織，便向家麟「偷師」。仔細觀察和模仿、學做，才知道真的有點難度。為了編出來的膠籮容積夠大，一定要選用每節長約六十厘米的上好藤竹；編一個膠籮大約要用二十四條篾條，那就要三節藤竹；削成的篾條要厚薄適中，還要刮淨刮滑篾條邊、以免被鋒利的篾條邊口割傷。老牛學了一段時間，也可以編得成一個了，自己去割膠時綁在身上還不算太難看，甚有成功感。

一九七二年元旦假期之後，老牛與摩鈴的「好朋友」關係明朗化了，想送一件禮物給摩鈴。那年月，由於社會觀念和條件所限，決不會想到送什麼奢侈品或者裝飾品，老牛便想到，送一個自己親手編織的膠籮給摩鈴。幾經辛苦找到竹節夠長的藤竹、經過一番細心編織，終於織好一個較大的、實用的藤竹背簍，自己也捨不得用。一天下午開工集合的時候，我拿著這個親手編織的膠籮，走到摩鈴面前，輕輕說了聲「送給你」，便遞了過去。

這時八班的女工們差不多到齊了，河南軍工協和的夫人桂蘭正好在摩鈴身邊，看到這個膠籮，便一手搶了過去，說︰「夠大夠深，編得真好，就給我吧。」這個原本是送給摩鈴的膠籮，摩鈴自己拿在手上不到兩秒，還未看得清楚，便被桂蘭拿去了，只好無奈地說︰「好。你拿去用吧。」桂蘭把膠籮收在背後，對老牛扮個鬼臉，得意地說︰「你再編一個給她吧。」

老牛看得出，摩鈴很捨不得把老牛這件第一次送的禮物轉送給別人，但又不得不顯示自己大方和不計較。老牛也只好扮作「大方」，說︰「好吧，我再編一個。」其實以我老牛的笨拙十指，編得出這一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有機會上山斬竹或砍木時、找到合用的長竹節藤竹，才有可能編得成一個夠深夠大好用的膠籮。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到合適的藤竹，老牛再編了一個膠籮，但老牛總覺得，這個不及第一個編得好；之後老牛編過幾個膠籮，都覺得不及第一個編得好。自己親手編織一個籐竹背簍送給摩鈴，只是表示老牛一番心意而已；老牛相信，即使織得不太好看，摩鈴也能感受到老牛的心意。

一九七八年五月，老牛離開農場回城讀書的時候，把在割膠班時用過的磨刀石、鋤頭和砍刀，以及在炊事班時收起的牛角和羊角，都塞進行李，帶回廣州，因為那些用具都是十年知青生涯的見證，是無價的紀念品；可是沒有把藤竹背簍帶回城。因為離開割膠班之後到了炊事班，之後又到中學教書幾年，原本在割膠班時用過的膠籮和砍桁條用的中刀，早就被別人拿了去用；而且事隔多年，也許早就爛了。最近老牛想找材料試編當時那樣的背簍，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五十年過去，青春歲月只留下愉快的記憶，那時學過的手藝都忘記了。（二零二四年四月六日）

 

奪命台風

奪命台風（憶舊）

海南島處於南中國海，每年都有幾次受到由菲律賓太平洋面形成的台風的不同程度的侵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們這批知青抵達海南之前，我們所在的位於海南島中部母瑞山區的農場就受到一次大台風的打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的「第十四號強台風」（當時中國的台風以本年度出現次序命名），則是我們這批知青在海南經歷的一次最猛烈的台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一早，海南電台已經預告會有台風吹襲。半夜，台風在瓊海登陸；九月十四日大約凌晨一點半，狂風夾著暴雨撲向農場所在的母瑞山區。本來，每當電台預報有台風，農場由場部到生產隊的領導都非常緊張，手上有半導體收音機的金海和莫春把收音機一直打開，收聽電台的氣象預報。那天晚上，一聽到台風接近瓊海，大家都不約而同從床上爬起來，把可以防風的「桅燈」（有防風玻璃罩、不怕搖晃的煤油燈）點著，放在桌上，豎起耳朵聽著外邊的動靜。狂風呼嘯著，把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在合山住點邊緣上，離公路和小溪最遠，地勢最高）的瓦面掀掉了，雨水打進房間，打濕了被子和衣服，我們不知道會有生命危險，還坐在「碌架床」下層談笑。

隊長老柴、副隊長老莫和書記老王等領導人穿著布面雨衣一直在戶外巡視，不時大叫「關好窗門、頂住大門，不要讓風灌進屋」，但是狂風還是沿著屋檐把瓦片颳走了，只差沒把房子吹倒。正當我們在暗自慶幸「房子倒還滿結實」之際，大約是清晨五點半，天還沒亮，老柴狂敲鐵鐘（那個用來做「鐘」的物體其實是一截大約一點三米長的鋼軌，敲起來聲音宏亮），叫道﹕「倉庫倒塌了，大家趕快出來搶救國家財產！」

動作快的員工穿好雨衣趕到公路邊的倉庫，看到瓦面平房的倉庫已被吹倒，屋頂的金字架橫樑壓在穀堆上，倉庫保存的大米、花生、油料、化肥、農藥等物資全都浸濕了。人們在老柴指揮下拆走倒塌的瓦面、木條，把被打濕的物資搬出來，轉移到沒被吹倒的辦公室和幾個空置的簡易房裏。我們這才知道，原來大台風會吹塌房子的！幸虧我們住的房子沒有倒下，不然我們都變死鬼了。一邊搬運大米花生，大家一邊談論半夜台風吹襲一刻的情況，有的女生說，用幾個人的鋤頭把都沒能把門頂住，窗也被吹脫了，瓦片全都飛了；有的男生說，看著瓦片飛走，看著雨水打進來，還沒想到真的會吹塌房子。

天慢慢亮了，公路上開始看到從場部方向過來的人，多數是中學生模樣的少年，他們都雙眼通紅、垂頭喪氣。據路過的人說，這次台風對場部一帶造成極大破壞，母瑞分場幾個隊都倒了房子，有幾個單位死了人；場部中學受災最重，學生宿舍倒塌了，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六名學生。大家聽了都心情沉重，明白大自然的力量難以抵禦，也暗暗慶幸我們所在的生產隊雖然掀了瓦片、但沒有因為塌房壓死人，只塌了倉庫已屬萬幸。

到了清晨，雨還在下，風勢減弱了。海南電台新聞報道說，這次台風在瓊海登陸，瓊海縣城加積鎮許多房屋倒塌，死了六千人。後來，據當時正在瓊海海邊譚門鎮撈海花班工作的另一個隊的知青小寶說，台風把海邊的漁船拋到岸上摔得粉碎，把千斤重的油桶吹起砸在房頂上；他趴在地上死死抱住樹幹才沒被吹走，但看著被吹起的瓦片像砍刀一樣插在椰子樹幹上，拔不下來；海邊的房子全都掃平了。

這場特大台風，吹斷了農場的橡膠樹，吹倒了場部中學的校舍，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六個學生。為了學校正常運作，場部來了指示，要把我調到中學去當教師，頂替被壓死的那位教師的工作。不過，台風過後，百廢待興。一方面，中學的瓦房都倒了，農場領導急召外來民工趕建茅草房作教室和宿舍，至少也得兩個月才建好；另一方面，台風把全場的電話通訊線路破壞了，場部正急於徵召人力搶修通訊線路，要求各隊派人到場部警通班，組成臨時「搶修架線突擊隊」。反正我已經是調離生產隊的人，隊長就把我放到架線突擊隊去，告知我架線任務完成後才到中學去報到。這對生產隊來說真是一舉兩得。

我接到隊長的命令，就提起背包到場部警通班報到。那一刻的場部也滿目瘡痍，雖然辦公室和禮堂都完好，但周圍的樹打得七零八落、宣傳櫥窗東歪西倒。我到禮堂的長凳上放下背包。加入突擊隊的壯丁只有七個人，由警通班兩個有經驗的青年班長帶著，開始了兩個月的拚命工作。

那時架設電話線用空心的水泥電線桿，比架電纜的電線桿小，大約五米長、尾徑約十厘米，約重二百五十斤，通常在平路的話，三個人扛不算重。但設計電話線路走向時，為了節省材料，通常都不是沿著公路，而是穿過山頭、樹林，盡量拉直線，這樣，每五十米豎一根電線桿，就得在山上沒有路的地方砍出路來，把電桿扛上去，穿樹林、爬陡坡、鑽石縫；有時坡度接近四十度，而且前中後三個人的腳下高度不一致，許多時候是兩個人受力，甚至中間一個人受最重的力。所以，三個人扛著電桿上山時要喊著號子、無論如何都要死命頂著，因為一腳踏空或者滑倒，就會三個人都被電桿壓死。

到了豎電桿地點，警通班的有經驗的老戰士就用「洞鍬」挖出一個大約七十厘米深的直洞，把電桿豎起放進洞去，再填上土，用洞鍬柄將泥土搗實。豎好電線桿後，警通班人員就爬上去裝橫擔、磁瓶，然後拉電話線。戶外的電話線用的是裸露的鋅鐵線，因為本身有重量，而且考慮熱脹冷縮的自然規律，不能拉得太緊太直。我們每天從早晨八點開工，中午幹到哪裏就吃到那裏，下午七點才回到場部飯堂吃飯，再到警通班下面的河溝去洗澡。那地方是一個四周有樹包圍著的水潭，水流不急，水深超過兩米，水質清而冰涼。一天的超強體力勞動之後，最舒服就是下水洗澡的一刻。

在架線突擊隊幹了大約兩個月，生產隊長透過到場部辦事的人通知我，說中學來了通知，茅草房宿舍和教室已經建好，叫我盡快到中學去報到。於是那年十一月中旬，我提著行李到了全是茅草房的場部中學，開始了我的「粉筆生涯」。（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綠窗紀事

綠窗紀事（憶舊）

廣州一直是廣東省會，俗稱「省城」。一九二一年，廣州設立「市政廳」，正式成為「市」。市區內公私立小學歸市教育局管轄，需要大量的小學師資，廣州市政府決定設立師範學校，選定雙門底（民國時期稱「漢民路」，即現今「北京路」）原粵秀書院舊址（現存「粵秀書院街」）為校址，名為「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簡稱「市師」，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開學。一九三一年七月由林礪儒出任校長。林礪儒以民主思想辦學，重大校務用民主方式決定，在學生中提倡思想自由，頗得學生愛戴和社會人士所推崇。一九三三年，廣東籌辦省立勷勤大學，以市立師範校址作為教育學院院址，將市立師範改為教育學院附屬中學。

母親生於一九一四年，今年是母親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母親七歲由外祖父從新會家鄉帶到省城讀書，初中畢業後考入廣州市立師範學校，是「民廿二屆」（一九三三年畢業）「高中師範科」學生。這班同學畢業後各散東西、各有發展，有的留在廣州，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去到外國定居。經歷抗戰逃難、戰亂、時代變遷，許多同學早已沒有消息，但難得的是，當年要好的同學，這幾個或那幾個，幾十年來仍保持聯絡。五十年後，這批同學都已退休，有幾個仍有聯絡的老同學發起聚會，於是從一九八三年起，市師民廿二屆老同學就不定期約聚。

參加聚會的舊同學提議出版一份油印刊物，以便讓大家發表回憶、懷舊以及感想的短文、詩詞，以及交流同學信息，定名為「綠窗」，請當年的國文教師、省文史館研究員、著名書法家、八十年代已經年逾九十的胡根天老先生題簽。八十年代還未普及電腦，老人家們也因為節省經費而不交給製作公司出版，自己用「油印」方式印刷及釘裝。所謂「油印」是用鋼尖筆、鋼板在蠟紙上刻寫，然後用油墨印刷。這些老同學都是教師出身，硬筆小楷字寫得相當好，所以印出來的出版物字跡堪比打字機。「綠窗」一語出自唐代劉方平詩「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意思是八十年代國家擺脫了「左」的羈絆，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老同學五十年後的今天遇上滿園春色的時代，個個都振作精神、重新煥發青春。

「綠窗」每年聚會出版一期，前後一共出版了十一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綠窗」改為活頁式的「綠窗通訊」。編者稱︰「市師一九三三屆校友級刊『綠窗』出版以來，對海內外同學間互相連繫，起了一定作用。隨着時日推移，今距畢業已六十年，同學的平均年齡已超過七十八，大家都渴望今後仍能通音候，歡敘餘年，故由本期起簡化為『綠窗通訊』，只載信息，不刊詩文，作為同學間的公開書信，隨時印發。」第一次的「綠窗通訊」編為第十二期，一直堅持出版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執筆的廣州同學年事已高，無法繼續編寫，另一方面通過郵寄接收通訊的同學也越來越少，第二十七期就成為絕響。

嶺南派著名畫家關山月是市師民廿二屆同學。關山月原籍廣東陽江，在市師就讀時原名關澤霈，市師畢業後進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創辦的「春睡畫院」深造，學習當時開始形成流派的「嶺南派」水墨畫，「關山月」是師父高劍父為他起的藝名，之後一直以「關山月」之名行世。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旬，有機構為關山月在香港上環舉辦個人畫展，主要展出四十年代往甘肅敦煌考察時臨摹的壁畫，以及前往西北沿途的寫生。居港的民廿二屆同學包括我母親，以及其他年級的市師校友都慕名前往參觀。可惜關山月本人因事未有來港，緣慳一面。據工作人員介紹，關山月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來港主持活動，於是老同學再次前往，終憑報章刊出的關山月照片認出五十年未見的老同學。幾位同學上前握手作自我介紹，關山月得知來者是市師舊同學，即說「我讀書時不是用這個名」，老同學即答「記得，你當時叫關澤霈」，於是幾個老同學談笑甚歡。但因關學長活動安排滿滿，未能暢談，得見一面，亦樂事也。

廣東著名漫畫家廖冰兄也是市師舊生，比我母親低兩屆。廖冰兄原名廖東生，祖籍廣西象州，一九一五年生於廣州。家境貧寒，與妹由外婆養大。一九二九年考入市師，開始學習和創作漫畫，因其妹名廖冰，故取「廖冰兄」為發表漫畫的筆名。一九三二年開始創作漫畫，一九三四年投稿上海報章，一九三五年市師畢業，任小學教員，與漫畫友人合作創作大量漫畫。抗戰期間投身抗日宣傳。廖冰兄曾旅居香港多年，發表「貓國春秋」等連環漫畫。人民中國成立後返回廣州，但五十年代被劃為「右派」，文革又遭批判甚至被送「勞改」。被官方定性為「十年動亂」的文革結束後，廖冰兄重拾畫筆，創作大量批判四人幫荒謬路線、批判文革極左思潮、批判思想禁錮為主題的極具震撼力的作品。廖冰兄二零零零年二月曾在香港舉行個人畫展，重點展出旅居香港時期的創作，並出版大型畫冊。二零零六年在廣州去世，享年九十一。（二零二四年三月 九日）

我的祖母（懷舊系列）

我的祖母（懷舊系列）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祖母（奶奶，粵語叫「嫲嫲」）很疼我，拖著我到菜市場買菜時，總會順便買一隻大蕉，或者一串熟荸薺給我吃。我童年時代父親在香港，母親外出工作，祖母在家做飯及看管我們三姐弟。三年級那年上學期開學不久，有一天早上祖母如常早起準備早飯，突然在廚房門口跌倒了。母親驚醒了，立即叫街坊好友幫忙送去醫院搶救，可是祖母沒醒過來，我再也見不到祖母了。送祖母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長輩們才零零碎碎地告訴我關於祖母的故事。

祖母的家並不富裕，但為了讓她能找一家富裕人家，她少女時代被迫纏了足，但共和（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後不興纏足，又「放」了腳，無辜受了兩次苦。她沒讀過書、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懂寫。我的姑姑才四歲、父親才懂走路那年，爺爺跟著出洋謀生的大潮到了古巴，祖母就這樣「守生寡」守了三十年。每當收到爺爺的匯款和來信，祖母就會拖著孩子到她的妹妹的婆家去，找她妹妹婆家那位讀過書的小叔子，幫忙讀信和寫回信。就這樣，她的兒子和她妹妹小叔子的女兒從小就認識了，他們後來長大後相愛成親，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

那個時代，四邑一帶有許多人被「賣豬仔」，離鄉背井出國謀生掙錢養家，像我祖母那樣「守生寡」幾十年的留守主婦為數不少。有的男人客死異鄉，有的男人在外另娶，有的男人去如黃鶴；祖母能盼到爺爺平安歸來，而且沒有另一個女人，算是萬幸。有的鄉里故意問祖母﹕「你的老公拋下你幾十年才回來，你會怎樣教訓他？」祖母說﹕「我會搬個凳仔坐在門口等他回來，用鞋底打他，罵他沒本心。」其實與爺爺分開幾十年才相見，珍惜也唯恐不及，哪捨得打？

爺爺回來後在廣州建了一座兩層半的小洋房，外祖父母住樓下，祖母和我們一家子住二樓，喜歡獨處的爺爺把自己關在頂層的半層小屋裏，以種花、練字、寫詩為樂，祖母只好自己用兩隻纏過的小腳蹬樓梯，把早午晚三頓飯送到頂樓上去給爺爺吃，等爺爺吃完又收拾碗筷到二樓去清洗。也許祖母覺得侍候丈夫是自己的本份，對端飯菜甘之如飴。我五歲那年，爺爺去世，我還不知道「死」是什麼意思，只知道祖母哭得很傷心，我看見全家人都哭了，我也禁不住哭了。

爺爺去世後，我們幾姐弟也稍為長大，祖母可以騰出手來，於是到香港探望父親。五十年代初期，父親的工作仍未穩定，但有不少同鄉在香港，祖母對父親能站穩腳跟充滿信心。祖母回來的時候，這個自己站都站不穩的纏足婆婆竟然帶了幾個蘋果、橙和幾件合我穿的衣服，這是我第一次嗅到「金山橙」和「美國蘋果」的香氣。小時候我總是要母親哄我才睡。祖母對我說，男孩子要學會堅強，學會獨立，不能太嬌嗲，不能太倚賴。不過，我還有姐姐和哥哥可以代勞。

三年級的時候祖母去世，我就明白祖母教誨的含義。祖母去世後第一個難題是沒有人給我們做飯，母親早出晚歸，姐姐哥哥在學校時間長，最早放學是我，於是做飯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第一天煮飯，我很吃力才把鍋放上爐子上，衣服前襟被鍋底揩黑了一大片，直到天黑了，哥哥姐姐放學回來，我還沒把火生起來，急得哭了。我這才明白，祖母永遠不會回來了，我們要學會獨立，學會自己照顧自己。祖母去世，我突然變得長大了、懂事了。（零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註︰題圖是一九四二年冬，祖母與父母和年幼的姐姐在曲江。其時正是抗戰期間逃難，機關撤離廣州搬到粵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