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廬蝸居

茅廬蝸居（舊事鎖記）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一場大台風正面吹襲海南定安縣中瑞農場，場部中學（當時稱為「五七中學」）幾幢瓦房塌了，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多名學生。場部領導調合山一隊的我，和原在良世隊、後來調到基建隊的錦華，到中學任教師；同一批調到中學任教師的原基建隊僑生亞浩已到中學報到。但那時中學仍是一片廢墟，場部安排外包工趕建茅草房作教室和宿舍。到十一月中旬，六座茅草房基本完工，我和錦華才到中學去報到，被安排在操場房邊的一幢茅草房中間的一個房間；兩邊是初二級和初三級男生宿舍。

茅草房建造時為了避免雨水浸蝕柱子，通常屋簷垂得較低，進門都要低頭，應驗了「在人屋簷下哪有不低頭」的諺語，所以，即使用黃泥稻草糊牆時留了窗口，屋內仍然很暗；幸好這列茅草房正對著新推平的黃土操場，中午陽光猛烈的時候，室內也比較亮。一九七四年，我在當時的「兵團戰士報」和「海南日報」發表了多幅剪紙和宣傳畫，就是繁重教學任務之餘，在這樣的屋簷很低、窗戶很小、光線很暗的環境中完成的。

茅草房房間與房間之間的分隔，也是用黃泥摻和稻草糊成的泥牆，只比人頭高小許，擋住視線，便算是有一點「隱私」，但說話、響動都聽得見。一九七五年三月，我與摩鈴在中學結婚，「新房」便是在背向油庫、堆土建路而堵住小河溝形成的水塘旁邊的一列茅草房的左邊第四間；第三間是述池老師一家，第五間是萬美老師一家，小晶老師就住在左邊第一間。

一九七六年五月，長女小山在廣州出世，八月底暑假結束便冒著當時傳言「海口將會有地震」的危險，抱回農場，趕及新學年開學。但四個月大的小家伙晚上總是哭鬧，哭聲一起，便吵得整列茅草房每一家都睡不了。為了讓其他同事都享有寧靜的夜晚，也為了讓摩鈴晚上能睡一會，我便把小山抱到球場去，一邊踱步輕拍、一邊哼著腦子裏殘存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搖籃曲」哄她睡。那時候有一部朝鮮彩色故事片《金姬和銀姬的命運》，當中有一首當時很流行的「搖籃曲」，漢譯歌詞大意是︰「我可愛的寶貝啊，快快入睡吧，夜幕降臨天黑黑，快快入睡吧。長白山上的火星，燦爛輝煌。夜幕降臨天黑黑，快快入睡吧」。到後半夜小家伙睡着了，不哭鬧了，才抱回房間去。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晚上，三號台風吹襲海南，強風從油庫與豬場之間的空曠地帶吹過來，在小土坡上的中學正當風口，我和摩鈴住的水塘邊的那列茅草屋，被吹得搖搖欲墜。雖然早就聽當地人說，住茅屋沒有住瓦房那麼危險，因為瓦房會倒塌，石塊、桁條和磚瓦掉下來會砸死人；但茅屋不會一下子倒塌，而且金字架房頂也不會完全坍塌。但如今這茅草屋慢慢傾斜，眼看就快支持不住了，竹笪和木板釘成的房門也快推不開了，我們只好逃到屋外去。

摩鈴穿上布面厚雨衣，把十四個月大的女兒抱在胸前包著，我扶住她一起推開門衝出去。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狂風夾著大雨打在茅草屋頂和地面的聲響。球場上的籃球架被颳倒了，籃板斜臥在地上，我扶著潔靈頂風冒雨、一步一踉蹌，走到籃板下背風一面，摟著孩子蹲在滿是黃泥水的地上。一直等到凌晨，狂風暴雨慢慢減弱，才從籃板下鑽出來，跑到沒有被吹垮的課室暫避。

天亮後，風減弱了，雨也慢慢變小了。我鑽進倒塌了的茅草房，用砍刀割開房頂的茅草片，用力把被打濕了的被子、衣物、生活用品拉出來，晾在橫七豎八的木架上；珍貴的相片、書籍、速寫簿都泡在黃泥水裏，我只好一件一件撿起來，抹去黃泥和水漬，晾在被壓壞的破爛書桌和架床上。「茅屋為台風所破」、塌了卻沒砸著人，十四個月大的孩子平安無事，已經算是萬幸；書籍和速寫簿浸在黃泥水裏，我小心翼翼地撿起來，抹去泥巴，放在木柴堆上晾乾，雖然留着黃色「疤痕」，還是可以看得見；但相片被雨水泡壞了，粘在一起、破損了，就永遠無法復原了，則是金錢也無法彌補的損失。

在台風後的雨中，望著浸濕了的被子、蚊帳、衣物，我想起「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的杜甫，想起「劉玄德三顧茅廬」的諸葛亮；體會到杜甫「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的困窘，理解他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期盼，也明白諸葛亮「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的自信和自得。

我在中學的茅草房住了四年半，在這樣的環境中備課、查資料、批改作業，也在這茅草房裏加緊溫習、準備參加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的文革後首次高考。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在北京要求各地大學挖掘潛力、擴大招生的特殊形勢下，得到機會回城讀書，才離開我的「黃牛草堂」。八十年代初，我刻過兩個與茅草房有關「閒章」，一枚是「曾在天涯山間草堂」，另一枚是「傳愷草堂」。我以曾經當知青九年半、曾經住在茅草房四年半而自豪。（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島中部母瑞山的國營農場，分配在合山隊，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知青們很快適應陌生的環境和難苦的生活。初踏足社會，家人難免掛心，大家都想給家人報個平安。那時個個都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羊羊說︰「離家前夕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還有幾卷菲林，正好可以派上用場了。」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點五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廣州親人幫忙沖洗底片、晒成相片，然後寄回農場給大家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水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班知青，以及在附近工作的農副班、基建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有基建任務，場部有關部門從外地請來「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老工人小伙房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知青有人有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總會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疫情之前，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當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扣上「走資派」、「帝國主義走狗」的大帽子，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家中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在「上山下鄉」大潮中，大江跟隨班上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落戶，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玻璃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三日）

 

藤竹背簍

藤竹背簍（憶舊）

老牛由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在割膠班割膠幾年。割膠主要工具如割膠刀、收膠鋁桶、粗幼磨刀石，以及中筒水靴等都是公家發放的，但重要的輔助用具如頭上的割膠燈（初時我們用手電筒，後來許多改用礦石燈）和綁在腰間的藤竹背簍（俗稱「膠籮」）便要自己準備。知青們最初安排到割膠班，老工人都會為知青編織一個膠籮。膠籮的作用是放割膠刀、磨刀石、抹布、收膠刮，割膠時還用來裝著扯起的凝固乳膠線，所以是一件必不可少的用具，而且以夠大、夠深，能放得下一隻膠碗才好用。

巧手的家麟很快便學會編織膠籮。老牛看到，羨慕不已，也想學著自己編織，便向家麟「偷師」。仔細觀察和模仿、學做，才知道真的有點難度。為了編出來的膠籮容積夠大，一定要選用每節長約六十厘米的上好藤竹；編一個膠籮大約要用二十四條篾條，那就要三節藤竹；削成的篾條要厚薄適中，還要刮淨刮滑篾條邊、以免被鋒利的篾條邊口割傷。老牛學了一段時間，也可以編得成一個了，自己去割膠時綁在身上還不算太難看，甚有成功感。

一九七二年元旦假期之後，老牛與摩鈴的「好朋友」關係明朗化了，想送一件禮物給摩鈴。那年月，由於社會觀念和條件所限，決不會想到送什麼奢侈品或者裝飾品，老牛便想到，送一個自己親手編織的膠籮給摩鈴。幾經辛苦找到竹節夠長的藤竹、經過一番細心編織，終於織好一個較大的、實用的藤竹背簍，自己也捨不得用。一天下午開工集合的時候，我拿著這個親手編織的膠籮，走到摩鈴面前，輕輕說了聲「送給你」，便遞了過去。

這時八班的女工們差不多到齊了，河南軍工協和的夫人桂蘭正好在摩鈴身邊，看到這個膠籮，便一手搶了過去，說︰「夠大夠深，編得真好，就給我吧。」這個原本是送給摩鈴的膠籮，摩鈴自己拿在手上不到兩秒，還未看得清楚，便被桂蘭拿去了，只好無奈地說︰「好。你拿去用吧。」桂蘭把膠籮收在背後，對老牛扮個鬼臉，得意地說︰「你再編一個給她吧。」

老牛看得出，摩鈴很捨不得把老牛這件第一次送的禮物轉送給別人，但又不得不顯示自己大方和不計較。老牛也只好扮作「大方」，說︰「好吧，我再編一個。」其實以我老牛的笨拙十指，編得出這一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有機會上山斬竹或砍木時、找到合用的長竹節藤竹，才有可能編得成一個夠深夠大好用的膠籮。過了一段時間，終於找到合適的藤竹，老牛再編了一個膠籮，但老牛總覺得，這個不及第一個編得好；之後老牛編過幾個膠籮，都覺得不及第一個編得好。自己親手編織一個籐竹背簍送給摩鈴，只是表示老牛一番心意而已；老牛相信，即使織得不太好看，摩鈴也能感受到老牛的心意。

一九七八年五月，老牛離開農場回城讀書的時候，把在割膠班時用過的磨刀石、鋤頭和砍刀，以及在炊事班時收起的牛角和羊角，都塞進行李，帶回廣州，因為那些用具都是十年知青生涯的見證，是無價的紀念品；可是沒有把藤竹背簍帶回城。因為離開割膠班之後到了炊事班，之後又到中學教書幾年，原本在割膠班時用過的膠籮和砍桁條用的中刀，早就被別人拿了去用；而且事隔多年，也許早就爛了。最近老牛想找材料試編當時那樣的背簍，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五十年過去，青春歲月只留下愉快的記憶，那時學過的手藝都忘記了。（二零二四年四月六日）

 

奪命台風

奪命台風（憶舊）

海南島處於南中國海，每年都有幾次受到由菲律賓太平洋面形成的台風的不同程度的侵襲。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們這批知青抵達海南之前，我們所在的位於海南島中部母瑞山區的農場就受到一次大台風的打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的「第十四號強台風」（當時中國的台風以本年度出現次序命名），則是我們這批知青在海南經歷的一次最猛烈的台風。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一早，海南電台已經預告會有台風吹襲。半夜，台風在瓊海登陸；九月十四日大約凌晨一點半，狂風夾著暴雨撲向農場所在的母瑞山區。本來，每當電台預報有台風，農場由場部到生產隊的領導都非常緊張，手上有半導體收音機的金海和莫春把收音機一直打開，收聽電台的氣象預報。那天晚上，一聽到台風接近瓊海，大家都不約而同從床上爬起來，把可以防風的「桅燈」（有防風玻璃罩、不怕搖晃的煤油燈）點著，放在桌上，豎起耳朵聽著外邊的動靜。狂風呼嘯著，把我們住的那幢房子（在合山住點邊緣上，離公路和小溪最遠，地勢最高）的瓦面掀掉了，雨水打進房間，打濕了被子和衣服，我們不知道會有生命危險，還坐在「碌架床」下層談笑。

隊長老柴、副隊長老莫和書記老王等領導人穿著布面雨衣一直在戶外巡視，不時大叫「關好窗門、頂住大門，不要讓風灌進屋」，但是狂風還是沿著屋檐把瓦片颳走了，只差沒把房子吹倒。正當我們在暗自慶幸「房子倒還滿結實」之際，大約是清晨五點半，天還沒亮，老柴狂敲鐵鐘（那個用來做「鐘」的物體其實是一截大約一點三米長的鋼軌，敲起來聲音宏亮），叫道﹕「倉庫倒塌了，大家趕快出來搶救國家財產！」

動作快的員工穿好雨衣趕到公路邊的倉庫，看到瓦面平房的倉庫已被吹倒，屋頂的金字架橫樑壓在穀堆上，倉庫保存的大米、花生、油料、化肥、農藥等物資全都浸濕了。人們在老柴指揮下拆走倒塌的瓦面、木條，把被打濕的物資搬出來，轉移到沒被吹倒的辦公室和幾個空置的簡易房裏。我們這才知道，原來大台風會吹塌房子的！幸虧我們住的房子沒有倒下，不然我們都變死鬼了。一邊搬運大米花生，大家一邊談論半夜台風吹襲一刻的情況，有的女生說，用幾個人的鋤頭把都沒能把門頂住，窗也被吹脫了，瓦片全都飛了；有的男生說，看著瓦片飛走，看著雨水打進來，還沒想到真的會吹塌房子。

天慢慢亮了，公路上開始看到從場部方向過來的人，多數是中學生模樣的少年，他們都雙眼通紅、垂頭喪氣。據路過的人說，這次台風對場部一帶造成極大破壞，母瑞分場幾個隊都倒了房子，有幾個單位死了人；場部中學受災最重，學生宿舍倒塌了，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六名學生。大家聽了都心情沉重，明白大自然的力量難以抵禦，也暗暗慶幸我們所在的生產隊雖然掀了瓦片、但沒有因為塌房壓死人，只塌了倉庫已屬萬幸。

到了清晨，雨還在下，風勢減弱了。海南電台新聞報道說，這次台風在瓊海登陸，瓊海縣城加積鎮許多房屋倒塌，死了六千人。後來，據當時正在瓊海海邊譚門鎮撈海花班工作的另一個隊的知青小寶說，台風把海邊的漁船拋到岸上摔得粉碎，把千斤重的油桶吹起砸在房頂上；他趴在地上死死抱住樹幹才沒被吹走，但看著被吹起的瓦片像砍刀一樣插在椰子樹幹上，拔不下來；海邊的房子全都掃平了。

這場特大台風，吹斷了農場的橡膠樹，吹倒了場部中學的校舍，壓死了一名教師和十六個學生。為了學校正常運作，場部來了指示，要把我調到中學去當教師，頂替被壓死的那位教師的工作。不過，台風過後，百廢待興。一方面，中學的瓦房都倒了，農場領導急召外來民工趕建茅草房作教室和宿舍，至少也得兩個月才建好；另一方面，台風把全場的電話通訊線路破壞了，場部正急於徵召人力搶修通訊線路，要求各隊派人到場部警通班，組成臨時「搶修架線突擊隊」。反正我已經是調離生產隊的人，隊長就把我放到架線突擊隊去，告知我架線任務完成後才到中學去報到。這對生產隊來說真是一舉兩得。

我接到隊長的命令，就提起背包到場部警通班報到。那一刻的場部也滿目瘡痍，雖然辦公室和禮堂都完好，但周圍的樹打得七零八落、宣傳櫥窗東歪西倒。我到禮堂的長凳上放下背包。加入突擊隊的壯丁只有七個人，由警通班兩個有經驗的青年班長帶著，開始了兩個月的拚命工作。

那時架設電話線用空心的水泥電線桿，比架電纜的電線桿小，大約五米長、尾徑約十厘米，約重二百五十斤，通常在平路的話，三個人扛不算重。但設計電話線路走向時，為了節省材料，通常都不是沿著公路，而是穿過山頭、樹林，盡量拉直線，這樣，每五十米豎一根電線桿，就得在山上沒有路的地方砍出路來，把電桿扛上去，穿樹林、爬陡坡、鑽石縫；有時坡度接近四十度，而且前中後三個人的腳下高度不一致，許多時候是兩個人受力，甚至中間一個人受最重的力。所以，三個人扛著電桿上山時要喊著號子、無論如何都要死命頂著，因為一腳踏空或者滑倒，就會三個人都被電桿壓死。

到了豎電桿地點，警通班的有經驗的老戰士就用「洞鍬」挖出一個大約七十厘米深的直洞，把電桿豎起放進洞去，再填上土，用洞鍬柄將泥土搗實。豎好電線桿後，警通班人員就爬上去裝橫擔、磁瓶，然後拉電話線。戶外的電話線用的是裸露的鋅鐵線，因為本身有重量，而且考慮熱脹冷縮的自然規律，不能拉得太緊太直。我們每天從早晨八點開工，中午幹到哪裏就吃到那裏，下午七點才回到場部飯堂吃飯，再到警通班下面的河溝去洗澡。那地方是一個四周有樹包圍著的水潭，水流不急，水深超過兩米，水質清而冰涼。一天的超強體力勞動之後，最舒服就是下水洗澡的一刻。

在架線突擊隊幹了大約兩個月，生產隊長透過到場部辦事的人通知我，說中學來了通知，茅草房宿舍和教室已經建好，叫我盡快到中學去報到。於是那年十一月中旬，我提著行李到了全是茅草房的場部中學，開始了我的「粉筆生涯」。（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日）

火海青春

                                   （一九六九年五四青年節合山隊青年合照。後排左三是錦洪）

火海青春（知青故事）

一九七零年初，春天橡膠開割前的勞動力密集黃金季節，農場的大開荒會戰正如火如荼進行。合山是老生產隊，住點附近的山林早已開發完，一九六九年四月「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組建之後，「大開荒」目標就放在較遠、較陡、石頭較多、土質較差的尚未開發地段。第一個目標是住點對面一個較陡的山坡，命名為「新三段」。開荒（把山林開闢成橡膠園）要經過砍芭（把開荒地段上的樹木和藤蔓砍倒）、燒芭（把砍倒一段時間已被曬乾的樹木和枝葉放火燒掉）、定位（在燒過的山坡上定出將要種植橡膠樹苗的位置）、挖穴（在已定位之處挖出準備種植橡膠苗的深坑）、擴行（把山坡上植樹坑附近的斜坡擴寬，挖成如梯田般的「環山行」），最後是定植（等下雨天把橡膠苗種到坑中）等幾個工序。

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老工人老譚帶廣州知青吳錦洪去「新三段」燒芭。錦洪在文革發生時只讀到初中一年級，文革停課兩年沒有機會再上課，直到一九六八年底「上山下鄉」。他活躍開朗、勤奮肯幹、虛心學習、不怕勞累、待人熱情、與老工人關係好，甚得領導好評；他初到合山隊時被安排在農副班，後來安排在基建班，與負責趕牛車和拉木柴的老工人老譚一起工作。

                                   （在生產隊住點附近的土堆上合照。後排右三是錦洪）

當日，合山一隊大部分人在兩公里外的對面山頭、十四段頂上的新地段砍芭，少數工人和知青在連隊大伙房的大廳學習文件。下午兩點，老譚帶錦洪到「新三段」視察，轉了一圈，然後回到左下角，錦洪從中間用砍刀開路進去，三點左右由中間開始點火，老譚等錦洪點著火了才由左下角點火。那天天氣很好，陽光猛烈，風特別大，由下往上吹，左下角的火頭剛點著，火隨風勢，不到十分鐘已經向上燒了十多米。錦洪在山腰上回頭看到下面的大火向上衝，馬上往山上跑。可是，原本是密林的砍芭地段的斜坡上，全是橫七豎八的被砍倒曬乾的樹幹、樹枝、藤蔓、雜草和樹頭、石頭，向水平方向移動一步都十分困難，更不用說向山上的方向走。錦洪向右艱難移動了一百多米，再向右上方衝過去，卻不及山下的大風裹挾著的火苗來的快，在離右上方防火帶小路大約十三米遠的一個約四十厘米高的大鳳凰樹頭旁邊跌倒，就再也不能站起來了，大火撲向錦洪，燒焦了他的身體，背上留下一個淺色的背心印痕。

正在對面山頭砍芭、以及在連隊飯堂學習文件的老工人和知青，遠遠看到一個穿白背心的人在火場倒下；炊事員銓卓剛好挑開水到開荒林段，告知大家燒芭出事，眾人立即丟下手中的活計，向燒芭的「新三段」跑去，但火光熊熊、烈焰衝天，正在燃燒的乾樹枝「劈劈啪啪」響作一團，人們無法靠近火場。待火舌稍低，搶救的人們才冒著被燒著的危險衝上山坡。家麟、忠文、淑然、惠芬四個知青最先到達出事地點，忠杰、小晶、素儀、耀權、有荃等知青陸續趕到，撲滅附近的殘餘火苗，冒著餘熱高溫，和隨後趕到的老工人一起，用擔架把錦洪的被燒得屈曲僵硬的軀體搬下山坡，停放在公路邊一處草地上。

黃政海團長乘吉普車趕到出事地段，凝視火場和停在路邊草地的錦洪屈曲變形的軀體，默默掏出自己的手帕，親手抺去錦洪遺體上的灰燼和血水，然後叫文書惠芬到合作社扯十幾尺白布，把錦洪的遺體蓋起來。忠杰在錦洪出事的大鳳凰樹頭，撿起燒剩的皮帶和衣物碎片。機運隊派車送來棺木，立德和沛強隨車趕到出事現場，看到眼前恐怖火場和錦洪被燒焦的軀體，痛哭失聲。

立德、耀權、忠杰、沛強等人為錦洪的遺體穿上他平時愛穿的舊軍裝、解放鞋，戴上舊軍帽。但是遺體被燒得屈曲僵硬，無法像正常人那樣穿衣服，於是按老工人的教導，把衣服背後剪開，由前面套上去，然後放進棺木。但一副棺木放不下，屈曲的手伸到外面，只好向基建隊再要一副棺木，反過來覆蓋在上面；沒有平面不能釘釘，老工人就用藤竹篾條把兩副棺木綑起來，然後運到水坡路口的墳地。天已經黑下來了，幾個強壯的老工人已經挖好了一個比人高度還要深的墓穴，人們用藤竹篾條把棺木緩緩放進墓穴，立德、沛強、忠文、素義、忠杰、耀權、有荃以及大批知青和老工人，打著手電筒向墓穴填土，含淚向錦洪告別。

錦洪下鄉不到兩年，便在勞動中「因公死亡」，令人痛惜。團領導對此事十分重視，派連隊文書惠芬陪同現役軍人，把錦洪的遺物送回廣州，交給錦洪的家人，代表農場（當時稱為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五團）和連隊領導，向錦洪的家人表示慰問；錦洪的家人深明大義，當時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此事算是告一段落。許多年後，農友發現一本關於知青史的文集中，有一篇題為《無字的墓志》的短文，記述的就是錦洪燒芭喪生的故事。原來，作者是當時在團部政治處宣傳科搞報道工作的海口知青敦輝，他了解過整件事，但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未能寫成報道，只好把故事埋藏在心裏，二十年後才寫成沒有故事主角真實名字（只用「小A」代之）的紀念文章。

一九九八年十月，知青下鄉三十周年之際，合山知青們參加了重訪農場的活動。我們帶著民間祭拜常用的香燭紙錢，乘汽車到水坡路口，找尋錦洪當年長眠的地方。可是那片墳地早已被野草和雜樹掩蓋，周圍的樹長得比碗口還要粗，連成一片樹林，不但沒有當年的木板製成的「墓碑」，就連墳頭墓塚的土堆也找不到了。我們只好在公路邊點燃香燭紙錢，向小樹林三鞠躬，然後向天空大叫﹕「錦洪，我們回來看望你了，你聽見嗎？錦洪好兄弟，安息吧。」

二零零八年，趁下鄉四十週年重返農場之機，原合山隊的老知青立德、忠杰、耀權、沛強、銓卓等人，與現任農場領導商討建立紀念碑的事。知青集資建碑不成問題，但佔用土地一定要徵得領導同意，而且碑文內容也得由領導拍板。一年之後，終於在當日錦洪出事後、遺體從火場搬下來停放的公路邊那片草地，立了一個小小的橫臥的青石紀念碑，以寄託我們的哀思。碑文寫的是︰「懷念為建設中瑞農場而在此長眠的知青吳錦洪」，不提時間、事件、背景、因由，也不提來自何方，只有農友兄弟姐妹們才明白碑文背後的故事。

錦洪去世四十七年之後，二零一七年三月下旬，原合山隊老知青立德、忠杰、素儀、沛強、銓卓、惠貞、大江、家麟、耀權等人，找到了錦洪的哥哥、嫂子和妹妹、妹夫，向他們報告了建造紀念碑的經過，並製作了一張題為《母瑞悲歌》的紀念光碟送給他們，以表達合山知青對好兄弟錦洪的永不消逝的懷念。（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七日撰文，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修訂）

母子話別

母子話別（憶舊）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亂了兩年多，連毛澤東自己也無法控制局面，不得不在全國各省市實行軍管，要求各地盡快進入「鬥批改階段」、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停課兩年多的學校要「復課鬧革命」，然後在校的由初一到高三總共六屆學生都要「上山下鄉」，美其名曰「與工農相結合」，實際上是以當時停工停產、經濟瀕臨崩潰的狀況，政府根本無法安置這些早該畢業離校、並按計劃經濟政策安排工作的學生，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到農村去。

十月的「紅樓學習班」結束，同學們都返回學校去看下鄉去向的告示，了解到農村插隊、到農場落戶的名額，並聽取前來招工的人員介紹國營農場的情況。我並無聽招工人員的介紹，只是看了教學大樓走廊牆上張貼的公告表，與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了一下，便報了名。十一月初，接到要去海南落戶的通知。我到學校斜對面的長途電話服務櫃台，打電話給正在從化上羅沙「廣州市第五『五七幹校』」勞動的母親，告知她我將要去海南島定安縣國營農場落戶，此一去未知何時才能相見，叫她請假回廣州道別。母親在電話中說︰「本來上級領導說過，近期許多幹校學員的子女按最高指示上山下鄉，學員和職工可以請假回廣州送行；但我的情況特殊，現正由工宣隊監督寫檢查，不能請假離開。」於是我說︰「你不能回廣州送別，那就我來從化幹校看看你吧。」

往從化方向的長途班車總站在小北登峰路，我坐上下午一點半的一趟班車，去到從化街口鎮已經三點半，還要走一段很遠的路才能到達上羅沙。我在路邊四處張望想辦法，後來見到一個老者騎自行車，看樣子是往上羅沙小路方向的，我上前對老者說︰「阿伯，我是由廣州來、到上羅沙幹校去找人的，你能搭我進去嗎？」老者說︰「我幾十歲人，怎麼騎得動？你要去不如你來騎、我搭單車尾吧！」我說行，於是我騎在車上，搭著老者往上羅沙。

大約下午五點到達幹校，找著母親，問候近況，兩名工宣隊在旁邊監視。五點半晚飯時間，母親買了兩份飯，與我一邊吃一邊聊，談談見聞，談談家事，談談身體，然後叮嚀一番，說了一堆諸如出門在外要照顧好自己、注意安全；要聽領導話、認真做事；遵守紀律、服從規矩、不要做失德事等等平時不知說了多少遍的老套話。母親說，幾十年來經歷過抗日戰爭、敵機轟炸、逃難、戰亂、天災、飢荒；能夠活到今天很不容易，我的生命很珍貴，我不會輕易放棄，我不會自殺。母親還說，她自己雖然有高血壓、偶爾會頭暈，不過身子仍硬朗，在幹校應付體力勞動還頂得順，叫我不必耽心。屋子裏一直有兩名工宣隊員在旁邊，母親只能說些任何人都可以聽的話，很多時間只是默默對視，相顧無言，許多該說的話都留在眼神中、咽進肚子裏。

吃過晚飯，天全黑了，我對母親說︰「同班同學申一民在廣州只有一個年邁的老爸，他去海南另一個農場，比我早幾天起程，我答應給他用縫衣車縫補好破舊衣物，好讓他帶著下鄉，所以今晚無論如何得趕回市區，連夜開工，明天一早拿去給他。」一位同在幹校的男教師有自行車，便搭載我離開幹校到大公路邊，看看能否找到什麼交通工具可以返回市區。我們攔截了幾部大卡車，都是運送豬牛的貨車或者其他貨物的車，司機不答應坐順風車。後來攔到一輛小吉普車，司機問什麼事，送我的男教師說，這位青年是從幹校出來的，要趕回市區輕工局。司機一聽便說「上車吧」，我就跟那位老師告別，上了小吉普。原來這輛車正好是輕工局的，接載五位「學毛著積極分子」到屬下三線廠去作「學毛著講用報告」，現正趕回市區，真是湊巧。於是司機加大油門一路飛馳，大約一個小時，晚上八點左右返到位於吉祥路口的輕工局大樓門口。

我送走了申一民等幾個去海南昌江農場的同學，之後幾天連續再送走去湛江徐聞農場、去湛江海康農場的同學，便輪到我們去海南定安的一百四十人出發。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五點，外祖父和外祖母兩個老人扶著手杖、打着手電筒送我到學校集合，同學們揹著背包（用蓆子和棉被捆成揹在背上，模仿軍人行軍）、拿著皮箱、水桶等物品登上大卡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開行，駛向洲頭咀碼頭。外祖父母站在學校門口向卡車揮手，我們在開行的大卡車上向外招手，在黑暗中只有車聲和嘈雜的叫喊聲，誰也看不見誰在向誰告別。（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撰文，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六日修訂）

 

綠窗紀事

綠窗紀事（憶舊）

廣州一直是廣東省會，俗稱「省城」。一九二一年，廣州設立「市政廳」，正式成為「市」。市區內公私立小學歸市教育局管轄，需要大量的小學師資，廣州市政府決定設立師範學校，選定雙門底（民國時期稱「漢民路」，即現今「北京路」）原粵秀書院舊址（現存「粵秀書院街」）為校址，名為「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簡稱「市師」，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開學。一九三一年七月由林礪儒出任校長。林礪儒以民主思想辦學，重大校務用民主方式決定，在學生中提倡思想自由，頗得學生愛戴和社會人士所推崇。一九三三年，廣東籌辦省立勷勤大學，以市立師範校址作為教育學院院址，將市立師範改為教育學院附屬中學。

母親生於一九一四年，今年是母親誕辰一百一十週年。母親七歲由外祖父從新會家鄉帶到省城讀書，初中畢業後考入廣州市立師範學校，是「民廿二屆」（一九三三年畢業）「高中師範科」學生。這班同學畢業後各散東西、各有發展，有的留在廣州，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去到外國定居。經歷抗戰逃難、戰亂、時代變遷，許多同學早已沒有消息，但難得的是，當年要好的同學，這幾個或那幾個，幾十年來仍保持聯絡。五十年後，這批同學都已退休，有幾個仍有聯絡的老同學發起聚會，於是從一九八三年起，市師民廿二屆老同學就不定期約聚。

參加聚會的舊同學提議出版一份油印刊物，以便讓大家發表回憶、懷舊以及感想的短文、詩詞，以及交流同學信息，定名為「綠窗」，請當年的國文教師、省文史館研究員、著名書法家、八十年代已經年逾九十的胡根天老先生題簽。八十年代還未普及電腦，老人家們也因為節省經費而不交給製作公司出版，自己用「油印」方式印刷及釘裝。所謂「油印」是用鋼尖筆、鋼板在蠟紙上刻寫，然後用油墨印刷。這些老同學都是教師出身，硬筆小楷字寫得相當好，所以印出來的出版物字跡堪比打字機。「綠窗」一語出自唐代劉方平詩「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意思是八十年代國家擺脫了「左」的羈絆，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老同學五十年後的今天遇上滿園春色的時代，個個都振作精神、重新煥發青春。

「綠窗」每年聚會出版一期，前後一共出版了十一期。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綠窗」改為活頁式的「綠窗通訊」。編者稱︰「市師一九三三屆校友級刊『綠窗』出版以來，對海內外同學間互相連繫，起了一定作用。隨着時日推移，今距畢業已六十年，同學的平均年齡已超過七十八，大家都渴望今後仍能通音候，歡敘餘年，故由本期起簡化為『綠窗通訊』，只載信息，不刊詩文，作為同學間的公開書信，隨時印發。」第一次的「綠窗通訊」編為第十二期，一直堅持出版至一九九九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執筆的廣州同學年事已高，無法繼續編寫，另一方面通過郵寄接收通訊的同學也越來越少，第二十七期就成為絕響。

嶺南派著名畫家關山月是市師民廿二屆同學。關山月原籍廣東陽江，在市師就讀時原名關澤霈，市師畢業後進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創辦的「春睡畫院」深造，學習當時開始形成流派的「嶺南派」水墨畫，「關山月」是師父高劍父為他起的藝名，之後一直以「關山月」之名行世。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旬，有機構為關山月在香港上環舉辦個人畫展，主要展出四十年代往甘肅敦煌考察時臨摹的壁畫，以及前往西北沿途的寫生。居港的民廿二屆同學包括我母親，以及其他年級的市師校友都慕名前往參觀。可惜關山月本人因事未有來港，緣慳一面。據工作人員介紹，關山月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來港主持活動，於是老同學再次前往，終憑報章刊出的關山月照片認出五十年未見的老同學。幾位同學上前握手作自我介紹，關山月得知來者是市師舊同學，即說「我讀書時不是用這個名」，老同學即答「記得，你當時叫關澤霈」，於是幾個老同學談笑甚歡。但因關學長活動安排滿滿，未能暢談，得見一面，亦樂事也。

廣東著名漫畫家廖冰兄也是市師舊生，比我母親低兩屆。廖冰兄原名廖東生，祖籍廣西象州，一九一五年生於廣州。家境貧寒，與妹由外婆養大。一九二九年考入市師，開始學習和創作漫畫，因其妹名廖冰，故取「廖冰兄」為發表漫畫的筆名。一九三二年開始創作漫畫，一九三四年投稿上海報章，一九三五年市師畢業，任小學教員，與漫畫友人合作創作大量漫畫。抗戰期間投身抗日宣傳。廖冰兄曾旅居香港多年，發表「貓國春秋」等連環漫畫。人民中國成立後返回廣州，但五十年代被劃為「右派」，文革又遭批判甚至被送「勞改」。被官方定性為「十年動亂」的文革結束後，廖冰兄重拾畫筆，創作大量批判四人幫荒謬路線、批判文革極左思潮、批判思想禁錮為主題的極具震撼力的作品。廖冰兄二零零零年二月曾在香港舉行個人畫展，重點展出旅居香港時期的創作，並出版大型畫冊。二零零六年在廣州去世，享年九十一。（二零二四年三月 九日）

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隨感）

二月二十八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立法會宣讀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儘管聲稱代表基層市民的某些政治團體、社會團體，總是期望政府繼續「派糖」，即是推出更多「利民紓困」措施，例如派消費券、減免差餉租金電費、為公屋居民代交一個月租金等等；但是清醒的市民都知道︰連續幾年赤字，去年二月雖然「通關」、但復甦不似預期，今年「入不敷出」的情形將更嚴重。諺云「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做一份人人都滿意的預算案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據政府宣稱，預計本年度財赤逾千億元，這是第四次出現赤字；現屆政府庫房亦連續兩年「見紅」，所剩儲備七千三百三十二億元，不足以獨立應付政府一年開支。面對龐大赤字，政府宣布本年度將發債一千二百億元，其中七百億為零售債券，包括五百億元「銀色債券」、二百億元「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債券」，藉此推動金融發展增加收入。預計二零二四至二五財政年度，赤字約為四百八十一億元，儲備將進一步降至六千八百五十一億元。有記者嘲諷財爺每次估算都失準，其實，外圍市況變幻莫測，換了誰都不可能有「水晶球」。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主題是：「堅定信心、抓緊機遇、推動高質量發展」。考慮到市民仍面對經濟壓力，財爺宣布即日起樓市「全面撤辣」。港府表示，經審慎考慮當前的整體情況後，決定即日起撤銷所有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即所有住宅物業交易無須再繳付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和新住宅印花稅，「我們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及市場情況下，有關措施已無需要」。地產發展商、代理商和有意置業的市民對「全面撤辣」表示歡迎，甚至有放盤業主即時反價。但我老牛認為如今新樓盤未賣出者甚多、供應充裕，經濟環境不佳，市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並不看好，即使買樓意慾會增加、成交量增加，樓價也不會大幅反彈。

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政府會向領取社會保障金的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半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以及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作出相若安排。這一份財政預算案中，差餉、薪俸稅、利得稅均有寬免，但寬免金額都比上年度減半，寬減二零二三至二四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三千元（上一年度寬免六千元），全港二百零六萬名納稅人受惠。寬減二零二三至二四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利得稅也比上年度減半，上限為三千元，全港十六萬家企業受惠。

上述這些「寬減」措施，就令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本來賣地收入是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去年至今幾次政府推出土地都「流標」，意味着賣地收入大減；企業經營困難，稅收也自然減少。如何增加收入？政府想到向煙草加稅；在個人入息稅方面實施累進稅率制，即是高收入者稅率高；住宅差餉也實施分級制，即是大型豪宅應課差餉更高。學者認為，這符合「能者多付」原則，相信大多數市民會支持。但一些基層組織仍對政府減少「派糖」表示失望和不滿，希望政府多幫基層市民；一些「劏房戶」、低收入勞工表示要節衣縮食艱難度日；一些要多交稅的中產人士也不滿被「懲罰」。面對周邊環境不佳，香港實難獨善其身，唯有官民互相體諒，共同面對吧。（二零二四年三月二日）

生存權利

生存權利（隨感）

以色列為報復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及挾持人質，持續攻擊原本由哈馬斯控制的總人口約二百三十萬的加沙地帶，至今已造成超過二萬九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六萬九千人受傷、一百七十萬人流離失所。聯合國安理會在紐約時間今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二），表決由阿爾及利亞提出的關於「立即在加沙實施人道停火」的最新決議草案，但遭常任理事國美國一票否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和十個成員國之中，包括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內共有十三票贊成，常任理事國英國投棄權票，而常任理事國美國則運用否決權。這是美國自從去年十月七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組織激烈衝突、引發加沙地帶嚴重人道主義災難以來，第三次否決安理會的這一類決議草案。

阿爾及利亞提出的決議草案，「要求立即實行各方均須遵守的人道主義停火」，「反對違反國際法，強迫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巴勒斯坦平民人口流離失所的做法，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此類侵害行為」；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准入，以滿足所有人質的醫療需要；要求各方遵守國際法規定的與其拘留的所有人有關的義務，並尊重他們的人權權利」。決議草案提及南非在國際法庭向以色列提起訴訟，強調必須對所有違反國際法行為追究責任。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說，中方對草案遭到美國否決表示強烈失望和不滿。阿爾及利亞代表阿拉伯國家提出的決議草案，要求在加沙立即實現停火、立即釋放全部被扣押人員、保障人道物資准入、反對強制轉移巴勒斯坦平民，這是形勢緊迫需要，也是最起碼的人道要求，理應獲安理會所有成員支持。表決結果清楚說明，在加沙停火止戰問題上，不是安理會沒有壓倒性共識，而是美國行使否決扼殺了安理會共識。美國否決釋出了錯誤信號，把加沙局勢推到更加危險的境地。美國所謂干擾正在進行的外交斡旋努力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美國的否決，無疑是為加沙更嚴重的屠殺大開綠燈。

阿爾及利亞駐聯大使在投票前表示︰投下贊成票，代表支持巴勒斯坦人生存的權利；投反對票，就意味著你支持對他們施加殘酷暴力、集體懲罰。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也在投票前說，美國會否決這項草案，是「擔憂這份草案會危及美國、埃及、以色列和卡塔爾正在協調的停戰和釋放人質談判」。她說，任何沒有以哈瑪斯釋放人質作為條件的停火協議都無法帶來長期和平，只會延長以哈衝突。她更稱這份有十三國支持的草案是「一廂情願、不負責任的」。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一八一號決議，確定支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推行分治方案，分別成立一個猶太國家和阿拉伯國家，即以色列國和巴勒斯坦國。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則因為種種原因未建國，至今只是有一個「自治政府」。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多次到中東斡旋，以色列都沒有理會，更不聽國際社會的停火呼聲。近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竟宣稱「不承認巴勒斯坦國」，豈不是公然無視聯合國一八一號決議？七十幾年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代又一代成為「難民」，沒有國家，沒有安居地。嗚呼，何時得見和平，大庇巴勒斯坦難民俱歡顏？（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香港故事

香港故事（隨感）

三年疫情封關沒有遊客，香港經濟一潭死水，於是人人寄望開關；去年二月高鐵重開、全面通關、旅遊恢復，但遊客消費模式改變，經濟復甦速度不似預期；老米不斷打壓中國企業、製造貿易壁壘，香港受累，於是港府從去年起設法大搞大型活動、高峰會，並派出官員出去宣傳香港、「說好香港故事」。但地緣政治因素令出口受累，內地經濟振興未如理想；去年底以來，港府大力推動「夜繽紛」，更要求十八區都搞特色旅遊項目，期望「日夜都繽紛」。政府也鼓勵各界搞大型活動，突顯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盛事之都」。

但是一場萬眾期待足球表演賽，「明星」缺陣，政府和市民都被徹底激怒了，外媒趁機加油添酣唱衰香港。不過我老牛從媒體報道中留意到，如今遊客來港的心態和模式已經改變，不再只是以購物、觀光、拍照，而是注重尋找有香港特色的事物「打卡」（影相）、注重體驗式的「深度遊」。所以老牛認為，「日夜都繽紛」當然可以吸引本地市民和部分遊客消費，但畢竟是短視的做法；而認真「說好香港故事」、發掘香港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景觀，讓內地遊客了解、認識香港，特別是香港在中國革命歷史的地位和價值，可能更加重要。

政府和旅遊業界都強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航空樞紐、國際都會，但他們似乎忽略了︰香港不僅曾經是被英國管治一百五十六年的經濟大都會，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推翻帝制的革命策源地。孫中山先生曾在香港大學前身西醫學堂學醫，一八九七年以最優成績畢業。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孫中山重訪香港大學並在陸佑堂作講演時說，「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知識誕生之地」。孫中山年輕時與當時並稱為「四大寇」的好友在港商談反清大計，並成立「興中會」。港府雖然早就設立「孫中山史蹟徑」，但宣傳不足，未引起重視。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和十八日，中國文學家魯迅先生應邀訪港，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禮堂，作了題為「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場演講。中國文學家、印度學研究開創者許地山曾應邀出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晚年一直居港，去世後葬於薄扶林。黃永玉年輕時在香港辛勤創作、發表作品而成為知名木刻家、畫家、美術教育家；漫畫家廖冰兄也曾在香港發表許多膾炙人口的政治漫畫；教育家、翻譯家、革命家蔡元培晚年居香港，去世後葬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共才子、曾任外長的喬冠華也曾在香港留下足跡。

中共早年在香港的活動也曾是中共引以為自豪的事跡。中共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創立，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員蘇紹徽（蘇兆征）領導香港海員罷工、一九二五年策動「省港大罷工」，都對中國近代史有深遠影響。抗日戰爭期間，香港居民組成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參與對日軍的遊擊戰，並營救被俘英軍，以及轉移被困於香港的大批中國內地知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本地出生的共產黨員黃作梅曾因營救英軍有功，戰後一九四六年獲頒MBE勳銜。黃作梅出任第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可惜一九五五年作為中國代表團之一赴印尼參加「萬隆會議」時，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這些香港近代故事，很可能吸引有興趣的遊客作深入探究。（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七日）

運勢如龍

運勢如龍（隨感）

今日是農曆甲辰龍年正月初一，稱為「春節」，是龍年的開始。不過，專家說，龍年應該是由前幾天、二月四日（農曆癸卯年十二月廿五）即「立春」開始的。我等小小百姓，當然仍是把年初一作為一年的開始。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傳人」，但自然界除了已經絕跡的「恐龍」有化石可證明曾經存在過之外，其實並沒有傳統藝術品所描述的「龍」的存在。有時真是佩服古人，可以想像出「龍」，還要把這種不存在的、被賦予許多神話、傳說和神力的虛擬動物放在十二生肖之中。與龍字有關的吉祥語、祝福語甚多，所以新年之初，必會說「龍馬精神」、「龍騰虎躍」、「飛龍在天」、「行運一條龍」等等。

我老牛一向對過年過節的觀念很淡薄，原因是年輕時牛夫人在百貨業任職，逢年過節是她最忙最累的時候，每逢過節，老牛便當「湊女公」，帶孩子去公園，自己家從來沒有過節氣氛，也沒有「儀式感」。後來定居香港照顧母親，上有高堂，當然依足母親吩咐，做足各項細節。如今自己成了長者，看着外孫長大，反而有「過節」的溫馨感覺。特別是經歷三年疫情、去年開關「復常」，今年滿街滿巷喜慶熱鬧，即使再淡薄也會受感染，所以畫了龍圖案，在各群組傳給校友、農友、同學、親戚拜年道賀，期望社會繁榮、人民富足、國家運勢如龍；祝願朋友們個個龍馬精神、龍精虎猛、龍騰虎躍、身體健康。

前幾日聽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引述一位英國歷史學家的論述，說，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大概意思是︰十九世紀英國四出侵佔殖民地，建立起實力強大、幅員遼闊、國旗插遍世界的「日不落國」；二十世紀美國到處侵略，扮演「世界警察」，以軍事強權、先進科技和美元經濟統治世界；但到二十一世紀，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人民刻苦耐勞並以龍的傳人自居的東方大國已經逐步崛起，勢不可擋；如今不但是生產大國、消費大國，也是和平穩定的大國，這條「東方巨龍」必將對世界和平和繁榮作出貢獻，為世界紛爭提出自己的「中國方案」。

儘管許多年前已經有人稱世界是「地球村」，但事實上這個「村」並不和諧，這兩年地緣衝突加劇，許多地方都有零星戰爭，各國經濟不景，通脹高企；「東方巨龍」也受牽連，訂單減少、出口受壓、青年失業率高、連月通縮，可見難以獨善其身。香港經歷一九黑暴、三年疫情，去年雖然可以「通關」、與內地往來得以恢復，但經濟重振不似預期、各行各業人手不足、樓市低迷、股市反覆，「復常」仍很遙遠。所以在新一年振作精神、對前景充滿信心之時，也要小心謹慎應對變局；政府也不得不審慎理財，新一年將不會「派糖」。

日前某電台有一檔節目，請民俗專家談農歷新年的傳統習俗和民間「禁忌」，老牛也長知識了。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最繁榮的國家，中國先民的「農曆」（夏曆）影響了許多亞洲國家，不但中國人會過農曆的「春節」，日本、韓國以及馬來半島、東南亞國家都會過「春節」。據說大馬華人過春節有個稱為「撈起」的習俗，倒是在國內少見，活動時把各種熟食材料放在大盤，參與者用筷子一齊將食物「撈」勻，寓意「撈」到「風生水起」。（二零二四年二月十日）

立法諮詢

立法諮詢（隨感）

港府宣布由一月三十日起，正式展開關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為期一個月。行政長官李家超稱，特區政府成立二十六年，仍未履行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這項工作是必須做而且要盡快做。政府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諮詢文件中，建議新增「在沒有合法權限下就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作為」罪。政府表示，新增這一項目的是為應對現時電腦世界、以及未來新技術的國安風險。政府表示，如今社會上不同領域正廣泛使用人工智能（AI）技術，當中的潛在國家安全風險不容忽視。

本來，就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早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初董伯伯時代已經推動，當時身為保安局長的葉太，為立法條文草案馬不停蹄四出講解、出席各種諮詢會、簡介會，期望得到市民理解和接受。但當時的「民主派」以及社會上的「名嘴」、「學者」們認為「二十三條」是扼殺民主、限制言論自由，稱二十三條為「惡法」，任憑葉太鼓盡如簧之舌，都只換來一片「噓」聲。葉太說，基本法賦予特區自行立法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我們早早做好立法工作，中央就不會將會國性法律引入香港或者為香港制訂法律；如果我們訂得適度寬鬆，就可以最大限度保持現有的自由。但操控輿論主流的「名嘴」和政客並不接受，葉太只好說︰「信我啦，條文訂得甚為寬鬆，對香港、對大家都有好處」。

二零零三年初的一埸「非典型肺炎」（香港稱為「沙士」）重創各行各業，「造就」了許多負資產和失業者，人們心中積聚了許多怨氣。年中「沙士」突然無聲無息遠去之後，「七一」假期五十萬人上街表達對政府的不滿。立法會辯論二十三條立法條文草案當日，「民主派」發動民眾包圍立法會（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圍堵立法會的行動 ，只是二零零三年圍堵行動的翻版），氣氛極為緊張。其時「豉油黨」頭頭田大少由北京返港，甫下機便對在場記者說，他在北京問過港澳辦廖先生，「中央對二十三條立法有沒有時間表」，廖答稱「沒有」。於是，在立法會握有五票的「豉油黨」立即全線陣前倒戈。政府眼見不夠票數，只好宣布擱置立法。第一、第二屆特區政府努力多時的立法準備工作付諸流水。

此後，每一屆政府都不敢再提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二零一九年，政府本來就在台殺人者陳某返港未能處置一事，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試圖徹底處理同類難題。誰知建議一出，便被別有用心者曲解為「送中」，幾個「身有屎」的社會名流高調發聲明反對修訂，於是全社會掀起「反修例」風潮。在「名嘴」、「公子」和政客鼓動下，「反修例示威」演變成打砸、堵路、縱火、衝擊的「黑暴」，而且有外國勢力插手及提出「光時」口號。北京有見及此，不得不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通過「港區國安法」以期「止暴制亂」。當時「泛民」領袖李大狀說，本來應該由香港本地立法，如今由北京制訂法律強加於香港是不合適的；「零三年後幾屆立法會都是親建制陣營佔多，政府不趁機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責不在泛民」。二十年之後，國際形勢更複雜，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更複雜多變，當年葉太時代的草案條文已不適用於今天，當局要根據當前形勢重新審視並制訂更清晰更合適的條文，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二零二四年二月三日）

推遲徵費

推遲徵費（隨感）

原定去年底推行的「垃圾徵費計劃」，因為營運機構擔心年底工作量大、人手不足建議押後，政府「從善如流」，推遲至今年四月一日實施。但近日民間團體以及地區人士反映，市民大眾尚有許多疑問，期望政府在實施前詳細解釋，譬如如何得悉何人何戶不使用指定垃圾袋、違規者如何處罰等等，政府只好再次宣布延至八月一日才實行。行政長官說要多做講解工作；環境局則認為八月一日正值學生放暑假，是合適的實施時機。正式實施前這幾個月期間，宣傳教育工作和安排銷售指定收費垃圾袋依舊按時推行，環境局稱將在政府辦公樓及選定一些屋苑作為試點推行，以便讓市民明白實際操作過程，以期八月一日正式在全港推行時可以有序順暢。

其實，因應全球氣候惡化的大環境，以及本地垃圾處理難題日益突出，民間組織和社會團體提出源頭減廢、可重用物質回收及改變市民行為習慣。參考世界各國及其他城市的經驗，二零一二年十二月政府提出「垃圾徵費」建議，諮詢公眾三個月。經過十年的漫長的諮詢、討論、研究到立法，終於完成所有法定程序和執行細節的研究，政府決定去年底推行，並且向部分地區住戶免費派發「指定垃圾袋」，持續幾個星期，讓市民熟習使用方法，以及根據自家生活習慣選擇合適尺碼。本來一切都在有序進行，誰知到「臨門一腳」，仍然要一推再推，實在令人質疑當局落實徵費的決心，以及相關部門的「執行力」。

當然，有區議員反映市民仍有不明白之處，以及對「誤墮法網」的擔憂，顯示政府一直以來的宣傳、解釋工作還做得不夠，政府政策局應該多做講解，包括在電視和報章做廣告和宣傳片段。例如「入屋」長壽電視處境喜劇「愛回家」當中的清潔工角色，突然成為廣告「紅星」，親身教人如何購買指定垃及袋，宣傳效果不錯。但也有社會人士認為，人們普遍有一種「惰性」，知道實施日子尚遠，通常都不太理會；只有「殺到埋身」，他們才會緊張和關注。所以，無論推遲幾耐、推遲幾多次，正式實施時還是會有人大聲叫嚷「不明白」、「唔知點做」。對於那些「闊佬懶理」者，只能請地區人士「手把手」去教，然後給予一段「適應期」，以便讓不自覺的人慢慢改變不良習慣、跟上時代變化的步伐。環境局長說，估計要五年時間，才能改變市民的丟垃圾習慣。

最近幾年，香港市民的環保意識已經大大提高，有關部門除了多年宣傳的「藍廢紙、黃铝罐、啡膠樽」回收箱外，增加了「綠玻璃」回收箱；許多年輕人都很自覺地將飲完的鋁質汽水罐、鐵質飲品罐和膠質水樽帶到適當的回收箱；環保組織在全港各區設置的固定或臨時回收點，也收到許多可回收、可重用、可再造的廢物。只是，環保組織回收站的運作模式與市民的期望仍有差距，仍須「磨合」適應；回收的金屬罐和膠樽要求初步清洗、不含殘留飲品才可投入回收箱，有心交回可再造物質的市民也感到麻煩，還有待市民逐步習慣。誰都知道，「減廢」勢在必行；但廢物回收、重用、再造需要很大的成本，比生產新產品要花更多資源和能源。但為了我們自己的地球可以持續適合人類生存，到如今只能大家行動起來，減廢、減排、減能源消耗。（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慎防被騙

慎防被騙（隨感）

前天，手機突然收到一條短信，內容是︰「官方系統檢測到你的賬號是虛假賬號，為了驗證是否本人真實註冊，請登入whtasapp.online驗證賬號。未驗證將永久封鎖你的賬號」。我大驚，真以為是WhatsApp傳來的，如果真的永久被封點算好？立即截圖傳給女婿，女婿回覆說︰「不可按。若一按手機就被『黑』了，被騎劫了」。仔細一看，那個網頁的拼寫與「本尊」不同，顯然是「影射」、乍看來以為是真WhatsApp「本尊」、但其實是偽造成「類似」的假貨。老牛突然想起幾十年前的老牌子、老字號商鋪的廣告用語︰「提防影射，請認商標」。噢，騙徒為了得逞，真是千變萬化，無所不用其極。

幾年前，電話騙案剛冒起之時，老牛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我們是上海崇明縣公安局，經查發現你由崇明寄到澳門的包裹中有五本假護照，違反國家法令。」我說︰「我從未到過上海崇明，從未寄出過任何物件去澳門，可能有人冒充我的身份。我要報案。」對方說︰「好的。我將電話轉給崇明公安警官。」於是電話另一頭有一把另一個人的聲音問姓名、職業、住址、查詢問題等等，然後說︰「如果要報案，必須親自來到崇明公安局。」我說︰「我不去上海了，我在本地報警吧。」於是女兒陪我到九龍城警署報案。警察聽完我略述上面的故事後問︰「有沒有金錢損失？」我說沒有。警察說︰「那好，我們記錄在案。目前我們手上有四宗這一類的案子正在處理，涉及金錢損失幾百萬，你沒有金錢損失算是幸運了。」之後不久，在電視新聞中聽到一堆「涉嫌走私、洗黑錢、違法」、「轉帳若干銀碼到某戶口以證清白」等等的新聞，有人甚至損失二千萬，我才知道，原來有人以電話行騙而且甚為猖獗。

有一次，固網電話鈴響，老牛接聽，一個男子聲音急促叫嚷「爸爸快救我呀！我被人捉咗，話要交二十萬元贖金呀！」我問「你係邊位？」對方說︰「我係阿堯呀！」我說︰「我唔識你喎，你打錯電話了。」老牛只有女兒，一個男人叫我做「爸」肯定是白撞。「堯」是老爸申請個人用戶電話時用的名字（當時申請電話不需要出示身分證），顯然騙徒是做了功課，從「黃頁」電話簿上查到這個電話號碼的主人姓名，藉此「認親認戚」。

又有一次，手提電話響起，老牛接聽，對方以帶有潮州口音的粵語說︰「哈囉老友，近來幾好嗎？」我問「你係邊位？」對方說︰「我係你在大陸的朋友呀！」我問︰「你貴姓？」對方說︰「咁熟都唔認得我把聲呀？」老牛明白這是典型的「猜猜我是誰」，我說︰「我在大陸有好多朋友，唔認得晒咁多個人的聲音，請你報上姓名，否則我就收線了。」對方仍要我猜，我只好收線。

前幾日，家中固網電話響起，老牛接聽，對方說︰「伊利沙白醫院通知你，你有一份文件尚未領取，查詢詳情請按九字。」之前也有類似的電話，說是「入境處通知你」、「速遞公司通知你」、「匯豐銀行通知你」等等，花樣百出，真是應驗了一句「橋唔怕舊，最緊要受」，直到如今仍有騙徒以電話藉詞行騙，我等長者真係要小心，接到陌生電話時首先要保持鎮定，千祈不要心急，有事要與家人商量；如有懷疑即打警方「18222」防騙熱線。（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幕後金主

幕後金主（隨感）

香港某媒體集團創辦人「肥佬黎」與旗下三間公司，被控勾結外國勢力、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未正式開審已成為國際關注焦點。歐美多國政要強烈譴責北京和特區政府藉「國安法」打擊反對聲音、扼殺新聞自由，要求撤銷控罪、釋放嫌犯，但立即被北京外交部和特區政府嚴詞駁斥。幾個月前，嫌犯擬聘用英國御用大律師來港為自己抗辯，結果未能成事。近日正式開審，辯方律師指出控方逾期提控，認為檢控無效，被告將拒絕答辯；但法庭經過幾日商議後接納控方理據，認為提出檢控之日並未逾時，檢控有效，辯方須答辯。辯方組成強大律師團隊，多國駐港總領事館人員及嫌犯家人到場旁聽。

控方宣讀開案陳詞，指出「肥佬黎」及集團旗下三間公司在案發時發布至少一百六十一則煽動內容，「生果報」更多次刊出要求外國勢力制裁中國、香港特區的文章。當中，「肥佬黎」充當主腦角色，要求美、英、歐盟國家、德國等聯手施以制裁。控方又提到，黎智英被捕後，繼續指示時任「生果報」高層張某、陳某、馮某等人發布煽動文章。控方在法庭播出「肥佬黎」接受外國媒體訪問的片段，黎用英文宣稱︰外國應利用北京三十年來最困難的機會，制裁中國和香港；要凍結那些官員的戶口才會令他們害怕。但嫌犯否認全部控罪。

案件本星期繼續審理，控方宣讀控辯雙方的承認事實，包括「生果報」一九九五年創辦、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停止運作等背景資料。警方在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搜證時，發現「生果報」時任主筆楊某的電話通訊軟件WhatsApp及Signal中，有名為「國安法應變委員會」的群組，成員包括時任執行總編輯林某、時任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某、時任副總編輯蔣某。另外，警方亦從陳某手機中檢獲她與黎的助手馬克西蒙、英國組織「香港監察」的主席羅傑斯等人的WhatsApp聊天紀錄。

近日續審時，控方讀出警方財務調查的證人供詞。證詞指出，根據「肥佬黎」、馬克西蒙銀行轉帳的紀錄，馬克西蒙在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二零年的八年間，收到「肥佬黎」轉帳逾億港元，當中約八成款項轉到不同泛民主派，包括近八百萬元給公民黨，五百萬元是給民主黨，約三十八萬是給予前民主黨員區某。另外，「十二港人案」（俗稱「十二瞞逃」）之一、前「香港故事」成員李某某亦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九年間，以眾籌及馬克西蒙轉帳所得的金錢，向超過二十個不同地區的媒體或傳播公司，包括美、日媒體和英國「衛報」等支付逾九百八十萬港元，用作國際宣傳費用。證詞指黎本人亦曾向美國前副國防部長轉帳一百七十五萬港元、向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某轉帳三百五十萬港元。

此案審訊仍在進行中，我等小小老百姓不宜隨意評說。但若從二零一二年因為「反國教」突然爆紅的黃姓中學生「出道」參與政治活動以來，及至「黃傘」、「佔中」、「旺暴」，到二零一九年「黑暴」等社會事件，可以看到，以傳媒大亨身份出現的「肥佬黎」，不但經常與陳前高官、李大狀、陳榮休主教等出現在非法集會第一線，亦藉着「傳媒大亨」手上有金的能力，成為各反對派團體、反對派活動，甚至向外國政要游說的「幕後金主」。（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