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話別

母子話別（憶舊）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亂了兩年多，連毛澤東自己也無法控制局面，不得不在全國各省市實行軍管，要求各地盡快進入「鬥批改階段」、實現「大聯合」、「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停課兩年多的學校要「復課鬧革命」，然後在校的由初一到高三總共六屆學生都要「上山下鄉」，美其名曰「與工農相結合」，實際上是以當時停工停產、經濟瀕臨崩潰的狀況，政府根本無法安置這些早該畢業離校、並按計劃經濟政策安排工作的學生，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到農村去。

十月的「紅樓學習班」結束，同學們都返回學校去看下鄉去向的告示，了解到農村插隊、到農場落戶的名額，並聽取前來招工的人員介紹國營農場的情況。我並無聽招工人員的介紹，只是看了教學大樓走廊牆上張貼的公告表，與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了一下，便報了名。十一月初，接到要去海南落戶的通知。我到學校斜對面的長途電話服務櫃台，打電話給正在從化上羅沙「廣州市第五『五七幹校』」勞動的母親，告知她我將要去海南島定安縣國營農場落戶，此一去未知何時才能相見，叫她請假回廣州道別。母親在電話中說︰「本來上級領導說過，近期許多幹校學員的子女按最高指示上山下鄉，學員和職工可以請假回廣州送行；但我的情況特殊，現正由工宣隊監督寫檢查，不能請假離開。」於是我說︰「你不能回廣州送別，那就我來從化幹校看看你吧。」

往從化方向的長途班車總站在小北登峰路，我坐上下午一點半的一趟班車，去到從化街口鎮已經三點半，還要走一段很遠的路才能到達上羅沙。我在路邊四處張望想辦法，後來見到一個老者騎自行車，看樣子是往上羅沙小路方向的，我上前對老者說︰「阿伯，我是由廣州來、到上羅沙幹校去找人的，你能搭我進去嗎？」老者說︰「我幾十歲人，怎麼騎得動？你要去不如你來騎、我搭單車尾吧！」我說行，於是我騎在車上，搭著老者往上羅沙。

大約下午五點到達幹校，找著母親，問候近況，兩名工宣隊在旁邊監視。五點半晚飯時間，母親買了兩份飯，與我一邊吃一邊聊，談談見聞，談談家事，談談身體，然後叮嚀一番，說了一堆諸如出門在外要照顧好自己、注意安全；要聽領導話、認真做事；遵守紀律、服從規矩、不要做失德事等等平時不知說了多少遍的老套話。母親說，幾十年來經歷過抗日戰爭、敵機轟炸、逃難、戰亂、天災、飢荒；能夠活到今天很不容易，我的生命很珍貴，我不會輕易放棄，我不會自殺。母親還說，她自己雖然有高血壓、偶爾會頭暈，不過身子仍硬朗，在幹校應付體力勞動還頂得順，叫我不必耽心。屋子裏一直有兩名工宣隊員在旁邊，母親只能說些任何人都可以聽的話，很多時間只是默默對視，相顧無言，許多該說的話都留在眼神中、咽進肚子裏。

吃過晚飯，天全黑了，我對母親說︰「同班同學申一民在廣州只有一個年邁的老爸，他去海南另一個農場，比我早幾天起程，我答應給他用縫衣車縫補好破舊衣物，好讓他帶著下鄉，所以今晚無論如何得趕回市區，連夜開工，明天一早拿去給他。」一位同在幹校的男教師有自行車，便搭載我離開幹校到大公路邊，看看能否找到什麼交通工具可以返回市區。我們攔截了幾部大卡車，都是運送豬牛的貨車或者其他貨物的車，司機不答應坐順風車。後來攔到一輛小吉普車，司機問什麼事，送我的男教師說，這位青年是從幹校出來的，要趕回市區輕工局。司機一聽便說「上車吧」，我就跟那位老師告別，上了小吉普。原來這輛車正好是輕工局的，接載五位「學毛著積極分子」到屬下三線廠去作「學毛著講用報告」，現正趕回市區，真是湊巧。於是司機加大油門一路飛馳，大約一個小時，晚上八點左右返到位於吉祥路口的輕工局大樓門口。

我送走了申一民等幾個去海南昌江農場的同學，之後幾天連續再送走去湛江徐聞農場、去湛江海康農場的同學，便輪到我們去海南定安的一百四十人出發。十一月十二日凌晨五點，外祖父和外祖母兩個老人扶著手杖、打着手電筒送我到學校集合，同學們揹著背包（用蓆子和棉被捆成揹在背上，模仿軍人行軍）、拿著皮箱、水桶等物品登上大卡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開行，駛向洲頭咀碼頭。外祖父母站在學校門口向卡車揮手，我們在開行的大卡車上向外招手，在黑暗中只有車聲和嘈雜的叫喊聲，誰也看不見誰在向誰告別。（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撰文，二零二四年三月十六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