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有用（隨感）
上星期的小文，談到中國內地「高考」引發的思考，也引起讀書是否「無用」的爭論。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基因，都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古代大多數人靠勞力維生，有機會讀書的人極少；春秋時代孔子教出來的學生有學識、有能力，有機會被提拔做官。隋朝創設科舉制度之後，科舉成為平民百姓晉身仕途的階梯，吸引許多讀書人努力讀書、考取功名、爭得享受朝廷俸祿的機會。所以大眾都認同讀書有用。所謂「讀書無用」的慨嘆，只是人們對前途無望、對社會不公的詛咒。
中國出現「讀書無用」論，最典型的是七十年代。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中小學「停課鬧革命」，滯留學校的學生到一九六八年都要「上山下鄉」。直到一九七二年，毛偉人在一個報告中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於是從下鄉「知青」、軍人、工廠工人之中挑選表現好的青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選送入大學。選送工農兵學員時本來是要經過一個簡單的文化考試的，但一九七三年考試時，一個名叫張鐵生的知青，在考卷背面寫了一封信給主管部門，說自己是生產隊幹部、工作忙、沒有時間溫習。此事上報到中央，「四人幫」那些人視「交白卷」的張鐵生為「反潮流英雄」，文化考試也取消了，之後幾年選送的工農兵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總之混兩年便算是大學畢業。
我老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農場，當過割膠工人、炊事員，一九七三年抽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那年代極少大學畢業生分配到農場，農場中學缺教師，只好從文化素質較好的知青中挑選有能力者到中學去「濫竽充數」。那年月正是「讀書無用論」最盛行的時代，現實是，農場職工子弟讀不讀書、上不上中學，最終都成為農場新一代勞動力，在中學五年（那時初中三年、高中兩年）之後，都是要回到生產隊，種橡膠樹、割膠、砍木、犂田、插秧、鋤草、施肥，所以完全沒有讀書的動力。我老牛只能盡自己能力苦口婆心勸導、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但能否聽得進去、真正肯花心機讀書，那就真是「同枱吃飯各自修行」。
有一年我教的一個班，有一位姓鄧的學生是「無心向學」的典型。他是從偏遠的生產隊來到場部上高中，成天與家境較好的場部幹部子弟一起，到場部的商店買糖果雪糕，白天上課睡大覺，晚上自修就溜出去玩，勞動課就托病不出，一個字概括就是「懶」。我作為班主任，花了許多心機和時間，好言相勸，但鄧同學始終「不為所動」。在學校混了兩年，就回到生產隊做工。幾十年後，二零一四年，這個班的一個同學阿蓉與她的母親、姐姐參加旅行團來港，約我見面，我問起班上同學的情況，自然也問起這位鄧同學的情況。阿蓉說，鄧同學八十年代去過深圳打工，也沒掙到多少錢，後來返回農場，農場那時改為承包制，許多人努力工作，種檳榔、胡椒、菠蘿、可可等經濟作物，得到很好的回報；但他只守住幾百棵橡膠樹，其他什麼都不種，收入只是割膠的工資，所以生活很是拮据。
我感慨萬千，對阿蓉說︰中國民間諺語有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不論有沒有文化、不論年輕時肯不肯讀書或者讀得成與否；不管是計劃經濟抑或市場經濟，不論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抑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管你個人是否聰明或者有技術，都是要勤勞才能致富，都是要勤奮努力才能改善生活。自己不能約束自己、催促自己努力，自己不長進、不下決心拔掉「懶」根，到頭來吃虧的是自己，幾十年後才抱怨父母、抱怨社會，就已經太遲。
同班的另一位姓陳的同學，是讀書最用功、成績最突出的。我七七年參加文革後首次高考，七八年五月離開農場回城讀書。這位陳同學一九七九年考上華南工學院（後來的華南理工大學），他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打電報給我，請我到碼頭接船。因為這位陳同學從來未到過廣州，更不知華南工學院在何處。我當然非常欣喜，甚至有點自豪︰我教過的農場職工子弟竟然考上省重點大學，真是喜出望外。我按照電報所說的日期到碼頭接船，幫他搬行李，然後送他到華南工學院報到，並教他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做法。陳同學是讀書成材的典範。
還有一位低一年給的苗族學生阿福則是勤勞致富的典範。阿福小學基礎差，勉強上了中學也完全不知所云。但他從小跟隨父輩勞動，對在原始森林討生活的手段樣樣精通，斬竹砍木拉牛割草樣樣都十分能幹。八十年代末農場實行承包制後，他除了完成承包的橡膠園的割膠任務換取定額報酬外，工餘時間開荒種檳榔、菠蘿，他種的大片菠蘿由供銷公司收購，賣給海口市的罐頭廠作為生產原料，收入大增。他自己蓋了小樓，安裝了「鑊形天線」收看衛星電視。阿福雖然學生時代基礎差，但長大後在生活實踐中積累了經驗、吸收了知識，學會上網查看市場價格和聯絡收購商，被農場評為「勤勞致富標兵」。（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