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大不易

居大不易（隨感）

「居大不易」本來就是經濟發達大都市的共有問題；香港人多地少、房價貴、居住難也非今日始。老牛幾個老同學七十年代來港時，也曾租住「籠屋」。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一個來港生活的人都經歷過艱難日子，都是靠努力奮鬥幾十年熬出頭。但近二十幾年，一些新來港人士完全沒有了上一代人那種肯吃苦、肯付出的努力奮鬥的「獅子山下」精神，倒是在某些政治人物的鼓動下，醉心於「爭取權益」、「謀取福利」。加上香港回歸二十幾年來，政治爭拗不斷，一些自稱「為民請命」的政治人物和爭取曝光機會的「地區人士」千方百計阻撓，政府覓地建公屋的計劃往往未能達標，而申請公屋者輪候隊伍越排越長，以致第一屆行政長官董伯伯許下的「三年上樓」諾言一再落空。

這一屆政府施政方針聚焦解決房屋難題，最新的「成績」是公屋輪候時間由五點三年下降到四點八年；政府更提出興建「簡約公屋」以及推動「社區客廳」等創新措施，讓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士可以先申請「簡約公屋」及享用「社區客廳」，以期讓低收入市民、公屋輪候人士有更多的可以看得見的滿足感。雖然政府努力「追落後、追成果」，但建屋需要時間，而且建屋量增長比不上輪候人數的增長，所以總是難以滿足需求。

於是，香港便出現「劏房」，即由一個住宅單位「劏」（分割）成三到四個帶有洗手間的「獨立套間」，供低收入家庭租住。「劏房」的存在，完全是市場需求造成的，也非今日才有，在市場上已存在至少十幾年。許多「劏房」狹小、沒有窗、不通風，環境惡劣，被學者、官員視為「不人道」的「不適切居所」。但由於「劏房」租金較完整單位略低，社會對這類狹小居所有需求，所以一些業主也熱衷將住宅單位分割成多個「劏房」出租圖利。一些新來港人士、經濟能力未能租住整個住宅單位人士、輪候公屋的低收入家庭、因為各種原因不符合申請公屋資格又無力負擔貴租的人士，不得不租住這樣的「劏房」。

其實這類狹窄居所非香港獨有，全世界的大都會、大城市都有。只因為幾年前，有某京官來港視察後，就港人居住問題向港府提出了「告別劏房」的期望，這句「期望」就迫使政府成立一個「小組」去研究「劏房問題」、制訂「合格標準」（結果是將合格標準命名為「簡樸房」），並設定改善限期及「取締劏房」時間表。但這樣一來，一方面引起經營「劏房」的小業主不安，耽心被淘汰甚至要負上刑責，甚至要求政府資助將劣質劏房改善到符合「簡樸房」標準的費用；另一方面也引起租住「劏房」人士的不安，耽心自己租住的「劏房」不合格、被「取締」，經改善或符合「簡樸房標準」的租金太貴負擔不起而落得個「無處容身」的地步。於是一些「社工」便聯同劏房戶表達訴求，要求政府妥善安置受影響的劏房戶，以免令他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甚至淪為露宿者。

香港市民不時會在電子媒體看到，一些「社工」陪着一班「低下階層」人士，在鏡頭前訴說生活壓力、居住環境、兒童成長之「苦」；最後的訴求總是要求政府「關注」及「盡快上樓」。最近在鏡頭前「訴苦」的內容是天氣熱、劏房焗、電費貴、熱到暈，並要求政府予以電費資助等等。如果只看電子媒體的鏡頭片段，那些「訴苦」、「訴求」當然值得同情。但如果了解香港的實情、了解那些「訴苦」、「訴求」的由來和背後故事，便會明白，那些「訴苦」、「訴求」是不切實際的，也對其他大多數循規蹈矩、耐心排隊輪候公屋多年的市民不公平。因為，如果新來港人士是以家庭團聚、照顧老人、繼承遺產等理由來港定居，自己首先要考慮如何適應和接受香港的生活壓力和狹窄的居住環境，才決定如何選擇定居地和如何憑自己的努力去改善生活環境，而不應該把自己來港生活遇到的難題交給社會、向社會「訴苦」並期望得到政府特別的恩恤和照顧。

據老牛所知，中國內地經過四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速，許多城市甚至小城鎮的居住條件都比香港優越。幾十年來香港一直有「跨境學童」，他們就是在深圳居住、來香港上學讀書。三十幾年前，老牛一位朋友便選擇在深圳居住、每日過關來灣仔上班，他認為花一大截薪金在香港租房子住不值得，更認為每天「朝十晚七」的工作時間可以避開過關人潮，很合適。隨着香港與內地交通越來越方便，不少跨境家庭選擇在深圳居住、到香港返工。如果以家庭團聚等理由定居香港的新來港人士，在香港只能租住「不適切居所」，完全可以在深圳住得比在香港好，可以讓學童在較大的居住環境中成長。那些不停向社會訴說住在劏房之苦的家庭，完全有條件、有理由作出自己理智的選擇。如果在家鄉的居住、生活環境比在香港好，何必要讓自己受更多不必要的苦？（二零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隨感）

近日由手機收到一個視頻，內容是「蔡爾雅談如何做到人生越來越順」。這個蔡爾雅何許人也？他是著名玄學家、陰陽曆法專家蔡伯勵之子；蔡伯勵何許人也？就是每年出版「蔡真步堂通勝」的編撰者，據說是幾個大商家的「御用風水師」。老牛不懂「易學」，不問風水，不信耶穌或真主，不信神鬼之說。但老牛佩服風水師、解簽人對曆法、星宿運行的研究和對歷史故事的深度理解；他們可以借古諭今、從簽文的歷史故事中說明蘊含的意義和道理，可以從經文和諴言詩中說出其中因由，講得通透，令聽者信服，這個解釋功夫便是「學問」。

蔡爾雅先生的這個視頻大意是︰一個人不必請人算命，只要做好以下七點，人生就會越來越順。第一，不要隨便介入別人的因果，不要過分同情別人的遭遇，善良是有代價的；第二，人生最好的捷徑是打扮自己，因為社會常規是「先敬羅綺後敬人」，不可以邋遢見人，不可以有倒霉相，穿戴合適、乾淨企理、大方得體，儀容整潔，精神飽滿，就是積福。第三，相信自己的直覺，去到一個地方如果覺得不舒服，就應立即走人。第四，口出善言，不要抱怨命運，不要常說自己身體不好、這不妥那不妥，要給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第五，保持好心態，好心態將生活中的苦化作向前的力量，有包容才有快樂。第六，親近大自然，心情不好的時候去有山有水的地方行行，讓流水帶走煩惱，讓山川包容委屈。第七，學會翻篇、與過往和解，不要用以往的遺憾折磨現在的自己，吸取教訓就夠，不要耿耿於懷，過去的事讓它過去，翻開新的一頁重新開始。

上面的七點，哪裏是講風水？分明是常規的「心理輔導」，是提醒人們，用正向思維面對生活上遇到的困擾和難題。老牛特別欣賞第四點「口出善言」、不要抱怨、給自己正面的「心理暗示」；以及第五點「保持好心態」、將生活中的苦化作向前的力量。老牛平日正是以這種正面的心態去面對生活中的種種煩惱。近日看了一個由友人傳來的關於精神健康與身體健康關係的視頻，大意是說︰如果你正向樂觀，相信自己運氣好、精神爽利、健康狀態良好，情緒穩定，那麼你的身體會維持好的狀態；如果你成天愁眉苦臉、憂心忡忡，總覺得自己這裏不妥、那裏也不妥，那就真的容易生病。這不是「迷信」，這是因為人的心理狀態會影響生理狀態，所以心理學上有「心理暗示」一說。

「心理暗示」，就是所謂「自證預言」。自證預言，又稱作「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是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金‧莫頓（默頓）提出的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指人們先入為主的判斷，無論是否正確，都將或多或少影響人們的行為，以至這個判斷最後真的實現。所謂「自證預言」，就是指人們總會在不經意間，使自己的預言成為現實。

老牛身邊就有這樣的實例。低兩個年級的校友阿通是內地知名人物畫家，七十幾歲人，天天忙着搞畫展、畫人像、畫插圖，或者跟隨朋友去山區扶貧，從來不呻辛苦或身體不適，他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成天樂呵呵的，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有用不完的精力、使不完的勁。另一位也是年近八十的校友蓮姐，則是「充滿負能量」的典型，她有屋、有退休金、有女、有外孫，女和外孫都好叻，對她也很孝順、處處為她着想；但自從十多年前先夫去世，她便陷入抑鬱，成天抱怨自己什麼都不懂、不屬於這個社會、不屬於這個電子化時代的世界；逢人就吐苦水，搞到同學、農友、校友都不敢或不喜歡與她談話。

這兩個校友都是我老牛的好友，我從他們身上，一正一反的例子，也學到許多該如何面對生活難題的心理知識。我提醒自己︰保持樂觀正向思維，坦然面對漸老及諸病纏身；在外孫們長大、不用接送返學放學的當今，生活重心是管好自己，有病痛就見醫生，該治療就治療，該活動就活動；只要保持行得走得、生活自理、不成為晚輩的負擔，就是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二零二六年八月十三日）

酒後失態

酒後失態（隨感）

最近，一位在大學任教職的黃姓立法會議員，因為在校園內醉駕出事後不顧而去（其後折返），事件發酵，最後自行辭任立法會議員，校方也免除其在校內的行政職務。一次愉快飯局、一次酒後駕駛，竟賠上個人政治前途和事業，實在可惜。如果是普通市民，酒駕違法也要受現行法例管轄；身為立法會議員當然要被市民盯得緊，黃議員自己辭職以避免事件繼續發酵，也算是酒後清醒的明智之舉。本來，人逢喜事或者摯友相聚，「摸酒杯底」是很平常的事；如果自我約束、不持僥倖心理，堅持酒後不駕車，就不會出事。但人往往過於自信或者心存僥倖，就容易出事；一旦出事就無法挽回，只能接受法例處理。

老牛一位農友德哥甚為自律，他事業有成，有車有樓，為人豁達開朗又好客，通常自己駕車，但喜歡淺酌少許、酒酣耳熱之際便會說笑話。所以每次知青聚會，他都事先交代另一位會開車的農友添哥︰餐後代駕車送他回家。添哥在工作機構任職司機，專職接送領導，駕駛態度極穩重，他自己沒有買車，工作時間之外都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地鐵或公共汽車，所以與德哥成了「最佳拍檔」。

我老牛年輕時也曾經喝過一點酒。六十年代末下鄉到海南農場當「知青」，勞動強度甚大。七十年代初，建設兵團要求大開荒種橡膠，我們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割膠，上午收膠回來，便扛起鋤頭砍刀，到原始森林去開荒，砍大樹、挖種植橡膠樹苗的土坑（稱為「穴」），一直幹到晚上八點天全黑了，才借著星光和被鋤斷的蚯蚓發出的螢光，摸黑下山。一天幹十六小時，累得散了架。老工人對知青們說︰「喝點酒吧，可以行血、消除疲勞，好好睡一覺，明天便好了。」於是，老牛和幾個知青兄弟們到合作社，買二両低度數的蕃薯酒，一口氣喝下去，期望好好睡一覺。離開農場之後，便不再飲酒，不但不飲白酒、紅酒，連啤酒也不飲。

雖然近幾年有許多研究報告都認為，適量飲酒對身體有益，特別是高品質的紅酒，可以令心臟和血管更健康；但老牛始終對「酒後亂性」、「酒後失態」、「酒後失言」抱有戒心；而且，老牛也知道酒能傷肝，嗜酒如命的姨丈最終便是因為肝硬化去世的，所以，即使在許多觥籌交錯的飲宴場合，老牛都堅持滴酒不沾，自律甚嚴。當然，這只是老牛的個人選擇，不足為憑。

前兩年，老友們傳給我的「健康資訊」中，有一篇提到，一九九二年世衛組織有個「維多利亞宣言」，總結出「健康基石」四句話︰「戒煙限酒；合理膳食；適量運動；心態平衡」。這四句話當中的第一句是「戒煙限酒」，對煙是「戒」，因為抽煙百害而無一利；對酒是「限」，是因為適量有益，太多則無益甚至有害，所以要限制，不宜飲太多。

老牛一位舊同學是視覺藝術家，事業有成，先富起來，在廣東某大城市邊緣的山邊買地建造小洋房，樓房旁邊建了一個地下酒窖，藏有幾百支名酒。我問他︰「你能喝那麼多嗎？」他笑說︰「妻管嚴在旁邊，不敢多喝；收藏名酒只是一種滿足感而已。」生財有道的嫂子在一旁笑道︰「這是投資。」

唐代詩人李白相傳是酒酣之際才寫得出好詩句，不過他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只是排遣孤獨的煩惱而已；「莫使金樽空對月」、「但願長醉不願醒」，是想逃避現實。王翰「涼州詞」的名句︰「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道出軍人視死如歸的豪氣。老牛沒有此等豪情，也沒有「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豁達，不敢求個一醉方休，便只能清醒地面對現實。（二零二六年八月六日）

十賭九輸

十賭九輸（隨感）

最近一段時間，街頭巷尾出現許多「夾公仔機」鋪和「彈珠機」鋪，吸引市民特別是青少年光顧。媒體報道，有「夾公仔機」在獎品出口處有人故意設置障礙，令已經夾到的公仔很難取出，似有「坑人」之嫌；「彈珠機」吸引學童流連忘返。有尊貴議員認為這類「遊戲機」容易令人「上癮」沉迷，也似乎有賭博成分，提請政府立例監管云云。近年來，也有不少「警方冚賭」新聞見諸媒體，市民已經麻木，老牛其實也不太關心，只是為一些人沉迷賭博而嘆息。

也許華人是特別喜歡賭博的族民，你看看澳門的各大賭場、美國拉斯維加斯和大西洋城的賭場，歐美白人多是拿著一袋硬幣，坐在老虎機前面，一毫兩毫地玩，享受樂趣而已；但那些百家樂賭桌旁，下注者和旁觀者多是黃皮膚黑頭髮的華人，豪氣萬丈。幾年前在澳門金沙酒店大廳，老牛見過一個四十來歲平頭裝的客人「玩大細」，不到兩分鐘便輸掉五張「金牛」，面不改容。老牛心想︰如果這位豪客的老婆孩子，看著鈔票被機器吃掉，該有多「肉刺（音『赤』）」！

那一年，老牛與一班「旅友」參團遊珠三角，其中一個項目是在澳門逗留大半天，於是，「金沙」、「永利」、「威尼斯人」幾大新開賭場都「見識」過了。在酒店吃自助午餐時，鄰桌的國內客人告訴我，他在廣東某大城市，交二十元便可以參加「澳門一日遊」，專車送到珠海拱北過關閘；在碼頭和新口岸，往來各賭場都有免費穿梭巴士，賭場的午餐也免費，真係「抵玩」。據聞當時何博士為迎戰各新持牌者的圍堵，也推出「免費叉燒飯」招待賭客。

坊間舊時稱澳門為「梳打埠」，意思是這個「埠」像「梳打」（蘇打）那樣有腐蝕性，什麼東西（包括身上的錢）都能「洗乾洗淨」。三十多年前，彌敦道某知名傳統粵菜酒樓，每年新春都有一幅幾層樓高的「賀歲風情畫」，有一年的主題便是香港一班賭仔過「梳打埠」搏殺，最後輸到連底褲都「當」掉，用雙手掩住下面「重要部位」返回香港，令觀者忍俊不禁。不過還好，那年月還沒有「大耳窿」狂毆債仔然後押回香港籌錢的情節，「賭仔」還算「迷途知返」、全身而退。

澳門成為特區後仍然倚賴博彩業支撐，據稱全市七成人口的工作直接或間接與賭業有關，許多年輕人中學畢業便進入與賭場有關的機構或行業或工種。有學者擔心，社會風氣造成年輕人急功近利、急於在與賭業相關的行業找工作而不再接受高等教育、不接觸其他學科和行業，澳門將來缺乏各行業的專門人才。

澳門賭業一枝獨秀、稅收增加、GDP逐年增長，政府交得出「亮麗成績單」，北京也大有面子。因為「回歸」之後形勢大好，證明北京定下的「澳人治澳」方針政策成功。但其實澳門也正是北京「又愛又恨」的一個地方，因為，九十年代以來，不知多少地方或企業官員，帶著公款到澳門豪賭，這些白花花的銀子成就了澳門的繁榮，卻製造了大量貪污腐敗個案、造成了大量國家資產外流。於是，十多年前，北京下令「一刀切」，全國（不僅是廣東或者南方各省）所有某個級別以上的官員或企業高管，公私護照一律由機關保管，未經批准不得私自出境。不說出來的原因就是︰禁止官員或企業負責人挪用公款參與賭博活動。

香港沒有大型的合法的博彩業，只有官方認可（二十九年前稱為「英王御准」）的香港賽馬會，以及領有牌照的麻雀館。但非法經營的賭檔，以及「賭外圍馬」、「賭外圍波」，隱蔽活動，禁而不止。二零零二年初，政府就「賭波合法化」諮詢公眾時，一些團體以「敗壞社會風氣」、「助長賭風」為由反對。老牛當時寫過短評，批評反對將賭波納入規管的人，其實是說出了經營非法賭博的「幕後黑手」想講而不敢講的話；這種「泛道德化」的崇高理念是不切實際的，也無助解決已經存在已久的賭風日熾的社會問題。最終立法會通過賭波合法化，由馬會經營，納入規管，這正是打擊「賭外圍」的有效方法。

但是，即使有合法渠道去賭波、賭馬、打麻雀，或者街坊鄰里、三五知己私下的「雀局」，也還是有人要冒違法之險，去參與非法賭博。那是因為人皆有僥倖心理︰賭博就是期望僥倖贏錢，參與非法賭博就是期望僥倖不被抓到。正因為如此，才不時有「主婦賭到不煮飯」、「賭仔被『大耳窿』追債淋紅油」、「病態賭徒賭掉身家性命」、「過大海賭徒被押返港籌錢還債」等等「耳熟能詳」、不是新聞的常見「新聞」，見諸報端。

粵語民諺稱「小賭怡情」，其實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小小玩意當作怡情無妨，大賭豪賭則不可，「爛賭」更不堪。但是許多人戒不掉「心癮」，敵不過自己的「心魔」、沒有自我約束能力，即使發了「毒誓」甚至真的斬了手指，仍然要不顧一切去賭。政府設立一個「平和基金」，協助病態賭徒戒除賭癮，用意甚好，可惜只是杯水車薪，難以解救全社會的爛賭仔。

老牛不賭，即使「見識」澳門各大賭場，也只是在老虎機前玩玩而已。原因很簡單，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三是不好（音「耗」，喜歡）。長輩告誡「十賭九輸」、「十賭九騙」，老牛自知輸不起，所以避之則吉。老牛積攢的幾個小錢，只夠日常生活，每個銅板掰開都有血有汗，用來買吃的還得細嚼慢咽，哪捨得在賭桌上一擲千金、大肆揮霍？老朋友笑老牛「小家子氣」、「膽小如鼠，不敢去搏，哪有發達」、「一個一元硬幣看得比車輪還大」，老牛「自己知自己事」，也不怕被「激將法」刺痛，只是笑笑而已。上文提到的那個不到兩分鐘輸掉五張大牛的場面，即使那人腰纏萬貫，老牛也為他的妻兒痛心。（二零二六年七月三十日）

禁煙之難

禁煙之難（牛眼看香江）

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災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政府成立獨立委員會，經過五輪聽證會聽取各當事方報告和解釋，將會在稍後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未出正式報告之前，有些因應事故而提出的改善措施已經陸續推行。例如，據居民反映，起火原因是有工人在地盤吸煙並亂丟煙頭所致，於是，「地盤禁煙」立即立法並由七月十八日起推行。地盤入口設置私人物品存放櫃，工人不得帶香煙和火機進入工地；承建商在工地範圍內設置閉路電視監察，違例在工地範圍內吸煙者，罰款三千元；工地沒有做好禁煙措施，承建商罰款四十萬元。希望這些嚴厲措施可以杜絕地盤火災再次發生。建造業工人們大部分都是煙民，但為了工地安全也不得不接受新法例的安排；工會領導人則建議工人「戒煙才是上策」。

老牛明白，從社會層面反吸煙其實甚難做到。二十多年前，政府規定媒體包括電視和報章雜誌，不得刊出香煙廣告，並規定室內禁煙，寫字樓辦公室裏不能吸煙（即所謂「無煙工作間」）。於是，「老煙槍」同事「江大才子」（借用對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戲稱）就到十五樓的後樓梯去吸煙。但原來那座大廈的走火樓梯完全沒有窗，也沒有抽氣設備，各樓層的煙民輪流出去樓梯吸煙，煙味都積聚在梯間，簡直無法呼吸。老牛對「江大才子」說︰「不如戒了吧？」他笑說︰「我現在只剩下這一樣嗜好，如果連這個嗜好都沒了，人生還有什麼樂趣？反正都活了大半輩子，有什麼病都無所謂啦。」另一位「老煙槍」也笑說︰「老鄧煙不離手，竟能活到九十二，我怕什麼？」他們的說法可能是煙民的心聲。

老牛不是煙民，香煙加稅加價與老牛毫無關係。家族中只有爺爺抽煙，祖屋裏還保存著爺爺用過的銅質水煙筒，應該有過百年歷史了。祖母容忍爺爺抽了幾十年煙的習慣，爺爺去世後，祖母只留著爺爺的水煙筒作紀念，家中連煙灰缸都沒有。幼年時，有時有客人叼著煙到訪，祖母不得不拿出一個小碟給客人盛煙灰；客人離去後，祖母便一邊抹地一邊嘮叨︰「煙味嗆鼻、煙灰弄髒地方，真討厭。」幼時的耳濡目染，特別是看到抽煙者牙黃、手指黃就覺得可怕，老牛對吸煙絕無好感，從來不覺得抽煙如何「有型」、如何「架勢」；如果看到女孩子抽煙，更覺得此人是「蒯女」（壞女孩）。所以，青年時代在農場務農，即使多麼艱辛、迷茫、徬徨，許多友人消沉、迷失、無聊而學了抽煙，老牛都堅持遠離香煙。

三十年前，香煙盒上就出現一句「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十多年前開始不准煙商贊助體育活動；許多年前，印在煙包上的「吸煙危害健康」這句話已經改為「吸煙引致肺癌」；幾年前，香煙外包裝上加印吸煙有害、爛手爛腳的恐怖畫面；電視和公共巴士上的螢幕，也頻頻出現勸人戒煙的公益廣告。宣傳得還少嗎？危害程度還說得不夠嗎？煙稅一加再加，經濟手段已經用得夠多了；但是，要抽煙的還是照樣抽，年輕和女性新煙民仍在增長。在自由世界，政府不能禁止煙商生產、不能禁止煙草類產品入口，只能從個人健康和家庭和睦的角度去勸諫人們少吸煙、鼓勵煙民戒煙、勸阻青少年加入煙民行列，但成效有限。

如今，電子煙、加味煙以及所謂「另類煙產品」都已在被禁之列室內禁煙、公共場所禁煙、公共交通交匯處禁煙，煙民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小了；煙民聚集在馬路行人道抽煙，令行人道也煙霧騰騰，非吸煙者無奈掩鼻而行。禁煙措施也引起飲食界娛樂界反彈，食肆、酒吧、夜總會和歌廳東主，都認為室內禁煙影響生意，於是有些茶餐廳把幾張方桌放在門口馬路行人道上，讓煙民在店「外」邊吃店內食物邊吸煙；門面太窄的小店只好在門口廣告牌上掛一個罐頭空罐當作煙灰缸，「方便」煙民在門口抽煙然後進門吃飯。也許，抽煙是煙民的「人權」的一部分，社會也只能勸戒，不能以行政手段制止。

老牛覺得，從社會層面看，實在不值得花大力氣、花大量金錢去「勸導」大眾不吸煙。因為「吸煙危害健康」的信息不是不清晰，只是要吸煙的人不理會這個信息而一意孤行而已，這是他個人選擇、是他的「人權」，旁人犯不著去為他個人的選擇去指手劃腳。這正如一個人他不願意自己健康地生活、不願意讓自己生活得好些，他要自殘、自殺，他今天不燒炭、不割腕，明天也會吞安眠藥或者跳樓，你能阻止得了嗎？既然不聽勸諫，那就由他去吧。（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壯心不已

壯心不已（隨感）

近日，五十年前我在海南農場中學當教師時教過的舊生，傳了一個由網紅博主對當年農場中學王校長專訪的視頻給我。我看後甚為感動，立即轉發給曾經在農場當過教師的幾個老知青。大家都給王校長一個大拇指。在我們這班在王校長手下當過教師的老知青心中，王校長是永遠的校長，他正派、公道、處事嚴謹、原則性強又極富人情味，全校師生對他都心服口服。不過王校長如今不是校長，而是農場的「革命歷史博物館」的義務講解員，每天對來這個「紅色歷史」教育基地參觀學習的人員，講解我們農場所在的母瑞山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故事。

五十八年前，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們一眾知青到農場落戶時，已經聽農場領導講過，農場所在的母瑞山區，曾經是海南革命游擊隊瓊崖縱隊的根據地，堅持二十三年紅旗不倒，不過我們沒有深究、知之甚少；老革命家們在世時寫過革命回憶錄，在五十到六十年代的「星火燎原」、「紅旗飄飄」等專輯上刊出，但我們不甚了了。中國著名雕塑家潘鶴的名作「難苦歲月」，就是根據母瑞山革命歷史故事創作出來的，但我們當時的年輕人對此一無所知。

最近十幾年，中共中央為端正黨風、反貪反腐，要求黨員「重溫入黨誓詞、不忘入黨初心」，要求各地黨委將重要的革命歷史紀念地整理成博物館；黨員都要到各地的革命歷史博物館參觀學習。所以，除了上海「一大」舊址、浙江嘉興南湖、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南昌起義舊址、江西井崗山、貴州遵義、瀘定橋、陝西延安等耳熟能詳的革命歷史紀念地之外，各地都發掘和整理中共革命歷史故事，於是，母瑞山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故事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

一九二七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蔣介石追殺共產黨員，中共不得不舉行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創建自己的武裝力量；當時的海南共產黨組織在王文明、馮白駒領導下，也跟隨大陸共產黨組織的指示創建革命武裝，他們利用母瑞山區的地理環境作掩護、出其不意打擊國民黨軍和後來侵佔海南的日本侵略者，在難苦環境中堅持武裝鬥爭，一直到一九五零年海南解放，前後凡二十三年，所以稱為「二十三年紅旗不倒」。兩個主要領導人王文明已經在戰爭年代犧牲，馮白駒則堅持到迎接解放軍打進海南島、清除國民黨軍殘餘部隊。全國解放後，馮白駒曾出任廣東省副省長。海南島一直是由廣東管轄的行政區，下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一九八八年四月才建省。

王校長今年八十八歲了，落戶母瑞山差不多六十年，當年十九歲中等師範學校畢業，被安排到母瑞山當教師，幾十年間由小學教師到中學校長再到農場工會主席，退休後欣然接受邀請，在「母瑞山革命歷史博物館」當義務講解員。他翻查歷史檔案、翻查革命前輩的回憶錄，結合近三十年來在山區原始森林裏不斷發掘、發現的紅軍時期的遺物例如槍支彈藥、生活用品和生活遺址等等，聯同黨史專家一起策劃展覽內容，王校長自己整理講稿。自從母瑞山革命根據地紀念館被指定為海南省黨員的教育基地之後，每天到訪參觀的學習者絡繹不絕，王校長有時一天要講十場，從由忙到晚。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廣州老知青重訪農場時，也曾請王校長講母瑞山革命歷史故事。

在視頻中，博主問王校長︰你已經八十八歲、但退而不休，有沒有想過什麼時候真正退下來？王校長說︰「我自己是共產黨員，我整理前輩們的奮鬥故事自己也深受感動，我為年輕黨員重溫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革命歷史，是一種責任，也是個人的信仰和寄託。」他說自己還有精神體力，講解革命歷史是自己的責任，願意講到站不起來、講不出聲才真正退休。我忽然想起曹孟德的詩句︰「老驥伏櫪，志猶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幾句詩正好是王校長的寫照。五十三年前我曾經任教的場部中學舊址，現在已經改建為黨員學習革命歷史的學校，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和政府工作人員到這個學校來短期學習。以往寂靜無聲的深山老林，如今隨着曾經發生革命鬥爭的歷史被發掘和宣傳，突然成了「紅色教育基地」，知名度突然高起來。（二零二六年七月十六日）

憶李老師

憶李老師（憶舊）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中學母校校慶日，我回母校去與老同學聚會。剛與高中班同學拍完大合照，見到一位不認識的校友，攙扶著李老師左臂，沿木樓梯走上舊圖書館的閣樓，我連忙跑過去扶著李老師的右臂，助她一臂之力登那二十多級樓梯。母校是有一百三十多年歷史的老牌中學，圖書館那座房子更是前清名臣李鴻章創辦的「豫章書院」舊址，如今已屬「歷史文物保護單位」。圖書館的木板閣樓是在不影響原建築結構的原則下加建的。沿著木樓梯登上閣樓，那裏陳列著許多母校的歷史文物，正中有一部豎式鋼琴，正是五十多年前、我們上初中的時候，李老師給我們上音樂課用的那部鋼琴，至今也許有一百年歷史了。

李老師緩緩走到鋼琴旁邊，輕輕打開鍵盤蓋，用右手按下去，一串音符便飛揚起來了，正是「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那位攙扶李老師的校友說︰「李老師，彈一個吧。」李老師站在琴邊雙手按鍵，彈出「青年友誼圓舞曲」前奏，我跟隨著李老師的琴聲，放聲唱︰「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廣闊大路上塵土飛揚」。李老師看到我能唱出全部三段歌詞，甚為興奮。我對李老師說︰「我沒有好嗓子，不過喜歡唱。這首歌當年我們的課本上沒有，我是小時候聽姐姐哥哥唱跟著學的。」李老師說︰「對，這是五十年代中期為世界青年聯歡節創作的歌，沒有收在音樂課本。幾年前，著名演員秦怡等老一輩表演藝術家在一個大型晚會上重唱，這首歌這幾年又流行起來了。」

接著，李老師又彈起我們學過的「青年圓舞曲」，我便跟隨琴聲唱︰「陽光照耀美麗的山河，和暖的春風在身邊輕輕吹過」。李老師對我五十多年後還能記得三段歌詞甚為驚訝。其實她認不出我是誰。我告訴她，我是文革前夕的「老三屆」，在母校讀初中時是李老師教音樂課的；教過我們、至今仍健在的老師不多了，李老師是一個。李老師說，她現在住在養老院，經歷了幾十年的變遷，許多有紀念價值的音樂資料都散失了。我說，我母親保存了一些我用過的課本，也許能找到有用的資料。我向李老師要了她的電話和地址，答應遲些時候找到舊資料便寄給她。校友日之後，我回到香港，整理母親的遺物，果然從一包塵封的舊書中，找到中學時代的音樂課本和其他舊歌曲，我便影印下來，寄給李老師。

二零一六年四月，我約了幾個老同學一起去養老院探望李老師。李老師給我們看最近幾年她帶領老教師合唱團表演的相片，興致勃勃地談起在養老院教院友唱歌的趣事。幾個同學都給李老師帶了小禮物，我給李老師的禮物是我的一幅漫畫舊作的原件，以及幾年前在校慶特刊發表的、提及李老師上課的一篇散文的影印件。李老師說收到我寄的舊歌資料，連聲道謝，並告訴我，特意「隆而重之」地用掛號方式給我回了信。我說，難怪那封回信「慢郵」了兩個月才收到。

中午時分，我們扶著李老師到距離養老院不遠的飯館吃飯，邊吃飯邊暢談。同學們談起學生時代的趣事、談起下鄉時代邊幹活邊唱歌的日子，又哼唱學生時代的歌曲。我說，幾年前在校慶特刊發表的那篇短文，提到那時上音樂課，課堂總是亂哄哄的、許多同學吵吵嚷嚷；但我僅存的一點樂理知識，就是那個時候印在腦子裏的，所以很感激老師的教誨。本來我們五個舊生要「羅漢請觀音」，由我們「買單」，誰知原來李老師常與友人來這裏吃飯，與飯館店主熟絡，早就與店主說好由她結脹，我們一眾舊生只好作罷。

李老師一九五二年從廣州音樂專科學校畢業，便分配到我們的母校當音樂教師。她說，我們當年的班主任和少先隊總輔導員都曾經是她的學生；他們高中畢業後上了師專，師專畢業後又派回我們的母校任教。李老師說︰「音樂是我的生命，教唱歌是我的興趣。音樂令人振作、積極、樂觀、向上。即使在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即使在被批、被整、被『封、資、修』大帽子壓得透不過氣的日子，我都憑著令人振作的樂聲挺過來了。音樂是我的精神支柱。」

我們問起李老師的健康狀況，她說，除了因為年紀大、退化，腿有點不太靈便，其他方面都還不錯。她說︰「在養老院教唱歌、帶領老教師合唱團演出，是我的精神寄託，每天忙忙碌碌、彷彿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就覺得愉快，覺得自己還有精力、還不老。希望明年、後年、再過幾年，我都能回校看看同學。」我應聲說︰「好。我還要聽老師彈琴、和老師一起唱歌。」音樂的旋律是李老師的「抗衰老靈丹」，李老師的振作、樂觀、積極、向上，彷彿像一串歡快跳躍的音符，透過自己的強而有力的脈搏，奏出感染他人的樂章。

之後幾年，每年校慶、知青聚會以及清明祭祖返廣州，我都會抽時間到養老院去探望李老師。有兩次上到養老院沒找着人，院友說李老師住了醫院，我就帶着葡萄、香蕉等水果到醫院探望，並洗水果給李老師吃。有一次在養老院探望時，李老師提到，本來有一位按摩師常來為院友做按摩，據說調了工作，已經幾個月沒有來了。我說︰「讓我試試給你按摩好嗎？」李老師欣然同意。我給她按了二十幾分鐘，李老師說很舒服，連聽道謝。我說，不用謝，覺得舒服就好。

二零零零年爆發「新冠疫情」之後，一直不能「通關」，沒有再去看望李老師。二零二二年四月，我接到一個陌生號碼的長途電話，原來是李老師借用別人的手機打來的，李老師說，近來身體狀況很差，已經退了老人院宿位，與兒子同住，請護工照顧；手機也取消了，現在是借別人的手機打的長途電話，主要是囑我如果可以通關，也不要再去養老院；如今住在兒子家，離市區很遠，不要來探望了。我聽得出，李老師自己感覺到已經接近生命的盡頭，打這一通電話的目的是向我「告別」。我聽明白了李老師這番話的用意，努力讓自己平靜，在電話中說，疫情持續幾年無法親來看望，請李老師好好休養，小心保重。今天，李老師也許已經離開這個她生活了九十二年的凡塵世界，但我相信她的音樂靈魂會長存，她的積極向上的精神感染了我們後輩，也感染了身邊的人。（二零二六年七月九日）

教育誠信

教育誠信（隨感）

老牛的小文曾將古代「科舉」與現代「高考」相提並論。相同的是，都是旨在選拔人才；不同的是，古代科舉高中者即可當官，現代高考只是考上大學而已，還要讀幾年、畢業取得好成績，才有機會找到好工作。無論任何時代的考試或選拔，都要公開、公平、公正，無論主持考試的官員還是參與考試者都要有高度誠信，才符合公眾和社會的期望；一旦有人有違誠信、以不正當手段取得好成績、獲得高中機會，則是對守法者不公平。清朝時期曾出現幾次「科場舞弊案」，其中「丁酉科場案」（一六五七年），主考官收受賄賂錄取一堆不學無術的富家子弟，社會嘩然、順治皇帝震怒，對涉案官員處以極刑，主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處死，數十名官員被流放或革職。可見古代對維持學術、教育制度的誠信極為重視。

近年香港多次出現「假學歷」的新聞，有非本地生懷疑以假學歷申請入讀本港大學。據媒體報道，香港中文大學二零二五年堵截數百宗懷疑假學歷申請，香港大學同樣接獲數百宗懷疑憑虛假學歷申請入讀的非本地生個案。港大強調當中並沒有個案獲得錄取，並指對於掌握具體證據證明存在欺詐性虛假陳述的個案，定必向警方作出舉報，以便進一步調查及檢控。

媒體揭露有所謂「中介機構」公然宣稱，可以為有意申請入讀香港各大學碩士課程，或者因應香港「高才通計劃」有意來港定居發展的人士，提供申請時所需的證明文件包括學歷證明和外國大學畢業證書。該集團會先收取一百至一百五十萬港元的「中介費」，以協助申請人偽造海外大學學歷、海外學生簽證，以及海外國家入境印章，並提供虛假工作證明以協助有關申請。

當申請人獲批「高才通」後，該中介集團會向申請人和其受養人提供來港後的後續服務，包括陪同申請人和其受養人入境香港、辦理香港居民身份證、安排在港租屋、製造虛假僱傭合約等，直至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格，費用約六十至一百萬港元。香港入境處已展開執法行動，成功瓦解這個造假集團。

媒體報道，香港竟然也有人企圖以不合法不公平手段讓幼童入讀知名幼稚園。今年三月，廉政公署起訴十三名家長和一名「中間人」，這些家長向一家知名國際幼稚園負責招生的行政主任提供合共約一百一十萬元賄款，以安排十二名幼童優先插隊入讀該校幼兒班。被告聲稱是因為該校職員透過「中間人」索賄而付款。區域法院法官稱，這些家長通過行賄而取得優先插隊機會，是對其他安份守紀者不公平，也因為插隊而剝奪了另一些守紀者的入讀機會。法庭分別判十四人入獄八至十四個月。涉案的該校職員已承認收賄罪並已離職，另外判刑。

四十幾年前，老牛在師大求學時，有一位本來成績不錯的同學，在「古代文學」科考試、默寫「琵琶行」時偷看課文，被監考老師發現，即時宣布取消該同學的分數，另安排補考。最後登錄在成績表上「古代文學」科一欄的分數是「補考合格」。班主任說，學校是清純正直的地方，特別是師範大學，培養的是未來的教師，更要堅守清正誠實的原則，不能容忍作弊的歪風；考試本來就是要誠實、展現自己的真正能力和學習成果，如果有人以作弊手段取得高分，是對誠實者不公平。希望被懲罰者明白，也希望全體同學引以為戒。（二零二六年七月二日）

讀書有用

讀書有用（隨感）

上星期的小文，談到中國內地「高考」引發的思考，也引起讀書是否「無用」的爭論。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的血液中都流淌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基因，都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古代大多數人靠勞力維生，有機會讀書的人極少；春秋時代孔子教出來的學生有學識、有能力，有機會被提拔做官。隋朝創設科舉制度之後，科舉成為平民百姓晉身仕途的階梯，吸引許多讀書人努力讀書、考取功名、爭得享受朝廷俸祿的機會。所以大眾都認同讀書有用。所謂「讀書無用」的慨嘆，只是人們對前途無望、對社會不公的詛咒。

中國出現「讀書無用」論，最典型的是七十年代。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國大中小學「停課鬧革命」，滯留學校的學生到一九六八年都要「上山下鄉」。直到一九七二年，毛偉人在一個報告中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於是從下鄉「知青」、軍人、工廠工人之中挑選表現好的青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選送入大學。選送工農兵學員時本來是要經過一個簡單的文化考試的，但一九七三年考試時，一個名叫張鐵生的知青，在考卷背面寫了一封信給主管部門，說自己是生產隊幹部、工作忙、沒有時間溫習。此事上報到中央，「四人幫」那些人視「交白卷」的張鐵生為「反潮流英雄」，文化考試也取消了，之後幾年選送的工農兵學員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總之混兩年便算是大學畢業。

我老牛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農場，當過割膠工人、炊事員，一九七三年抽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那年代極少大學畢業生分配到農場，農場中學缺教師，只好從文化素質較好的知青中挑選有能力者到中學去「濫竽充數」。那年月正是「讀書無用論」最盛行的時代，現實是，農場職工子弟讀不讀書、上不上中學，最終都成為農場新一代勞動力，在中學五年（那時初中三年、高中兩年）之後，都是要回到生產隊，種橡膠樹、割膠、砍木、犂田、插秧、鋤草、施肥，所以完全沒有讀書的動力。我老牛只能盡自己能力苦口婆心勸導、鼓勵學生努力學習，但能否聽得進去、真正肯花心機讀書，那就真是「同枱吃飯各自修行」。

有一年我教的一個班，有一位姓鄧的學生是「無心向學」的典型。他是從偏遠的生產隊來到場部上高中，成天與家境較好的場部幹部子弟一起，到場部的商店買糖果雪糕，白天上課睡大覺，晚上自修就溜出去玩，勞動課就托病不出，一個字概括就是「懶」。我作為班主任，花了許多心機和時間，好言相勸，但鄧同學始終「不為所動」。在學校混了兩年，就回到生產隊做工。幾十年後，二零一四年，這個班的一個同學阿蓉與她的母親、姐姐參加旅行團來港，約我見面，我問起班上同學的情況，自然也問起這位鄧同學的情況。阿蓉說，鄧同學八十年代去過深圳打工，也沒掙到多少錢，後來返回農場，農場那時改為承包制，許多人努力工作，種檳榔、胡椒、菠蘿、可可等經濟作物，得到很好的回報；但他只守住幾百棵橡膠樹，其他什麼都不種，收入只是割膠的工資，所以生活很是拮据。

我感慨萬千，對阿蓉說︰中國民間諺語有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不論有沒有文化、不論年輕時肯不肯讀書或者讀得成與否；不管是計劃經濟抑或市場經濟，不論是在社會主義社會抑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管你個人是否聰明或者有技術，都是要勤勞才能致富，都是要勤奮努力才能改善生活。自己不能約束自己、催促自己努力，自己不長進、不下決心拔掉「懶」根，到頭來吃虧的是自己，幾十年後才抱怨父母、抱怨社會，就已經太遲。

同班的另一位姓陳的同學，是讀書最用功、成績最突出的。我七七年參加文革後首次高考，七八年五月離開農場回城讀書。這位陳同學一九七九年考上華南工學院（後來的華南理工大學），他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打電報給我，請我到碼頭接船。因為這位陳同學從來未到過廣州，更不知華南工學院在何處。我當然非常欣喜，甚至有點自豪︰我教過的農場職工子弟竟然考上省重點大學，真是喜出望外。我按照電報所說的日期到碼頭接船，幫他搬行李，然後送他到華南工學院報到，並教他在城市生活的基本做法。陳同學是讀書成材的典範。

還有一位低一年給的苗族學生阿福則是勤勞致富的典範。阿福小學基礎差，勉強上了中學也完全不知所云。但他從小跟隨父輩勞動，對在原始森林討生活的手段樣樣精通，斬竹砍木拉牛割草樣樣都十分能幹。八十年代末農場實行承包制後，他除了完成承包的橡膠園的割膠任務換取定額報酬外，工餘時間開荒種檳榔、菠蘿，他種的大片菠蘿由供銷公司收購，賣給海口市的罐頭廠作為生產原料，收入大增。他自己蓋了小樓，安裝了「鑊形天線」收看衛星電視。阿福雖然學生時代基礎差，但長大後在生活實踐中積累了經驗、吸收了知識，學會上網查看市場價格和聯絡收購商，被農場評為「勤勞致富標兵」。（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高考隨想

高考隨想（牛眼看社會）

六月七日（星期日）起一連三日，是中國內地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高考）的日子。各大電子媒體都報道全國各地學子（包括應屆高中畢業生和自修生）勤奮溫習應考，以及家長各出奇謀為子女打氣的場景，整個城市都為這幾天的重大日子開路，連考場附近的建築工地（地盤）以及娛樂場所都不准在考試時間發出噪音。整個社會對「高考」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連完全沒有關係的其他市民都被鋪天蓋地的高考氣氛感染了。人們總是將現代的「高考」與古代的「科舉」相提並論，但其實「高考」與「科舉」完全不同，因為，古代科舉制度，秀才能考上舉人就可以做官（至少是地方官）、享受朝廷俸祿；但今天的高考只是考入大學而已，還要看幾年之後畢業才真正面對就業難題。

中國內地青年就業問題並不樂觀，許多大學畢業生難以找到合適或者滿意的工作，近幾年青年失業率接近百分之二十，城市人慨嘆「文憑貶值」，農村人怒罵「讀書無用」。其實這當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問題，就是，無論學生、家長、教師、社會，你對大學教育的期望是什麼？如果你期待高等教育「平民化」，畢業也就要以「平民化」心態，自謀職業，不要奢望高職厚薪；如果你認為高等教育應當保持「貴族化」、大學畢業生是高人一等的天之驕子，工資高、出路好，那麼考大學時就必然只有少數尖子能考上，走的是「貴族化」的精英路線。如果考大學的時候期望「平民化」、多數人都應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畢業的時候卻期待像以往的「精英制」那樣「有價」，那就是自己的觀念錯了。

教育本來就應當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合理的社會，人人都應當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人們教育水準提高了，社會才進步。但這僅僅是理想，目前還不太現實。在經濟還不很發達、社會還不很富裕的前提下，政府沒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資源投放到高等教育，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仍然只是少數。越是難得，那「文憑」的「含金量」就越高。如果高等教育普及化（例如中國內地九十年代以來的「擴招」，以及香港大專的「升格潮」），許多人成為大學生，大學畢業生滿街都是，那麼大學畢業文憑當然「貶值」。

在中國內地，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學（包括本科生和專科生）和中等專業學校招生，都有所謂「國家指標」，意思是，大學生和中專生不用交學費，由國家栽培，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享受國家幹部待遇。也就是說，考上大學只要能畢業，出路一定沒有問題，等於得到一個「鐵飯碗」。但到九十年代，這種政策慢慢向「市場化」方向改革了，學生要交學費，國家不包分配，中國大學生再也沒有「鐵飯碗」，隨時要面對「畢業等於失業」的尷尬。這種制度，在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本來就是如此，但是習慣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中國老百姓，能否接受「讀書要交錢、畢業沒分配」的新制度？

中國老百姓早就傳聞美國人教育程度高，「連掃街的都是大學生」；其實菲律賓教育程度也很高，許多女孩子讀了大學在國內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才到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當家庭傭工。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整個社會已經接受了「文憑與職業不能劃等號」的觀念；但在有千年科舉傳統的中國，「學而優則士」的觀念根深蒂固，更以為考上大學將來的出路、就業一定會好。殊不知今天的大學不同舊時代的科舉。因此，整個社會應該宣揚「七十二行，行行出狀元」以及「各展所長、發展潛能」的觀念，不要抱住「考上大學才有好出路」的舊觀念，驅使子女「千軍萬馬爭住過獨木橋」（此語是八十年代後期形容高校招生率低的情況）；家長更要了解自己的子女的能力、興趣和志向，鼓勵青年學生尋找合適自己的發展方向，而不應該過於專注於「一戰定生死」的「高考」，更不要被這樣的「內捲」裹脅而給子女強大壓力，要讓他們有展現個人特質和獨特能力的空間和機會。有教育家和社會學家說，中國不缺學士、碩士、博士這樣的「白領」人才，中國缺的是高技術的專業「藍領」人才。讓青年學習技術、成為高技術人才，也許更有個人發展機會，也更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戰火重燃

戰火重燃（時評）

六月十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或譯作「川普」、「侵侵」）宣布完成新一輪對伊朗的轟炸，以報復伊朗擊落美軍的一駕阿柏奇直升機。美國防長（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聲稱美軍已做好更大規模攻擊伊朗的準備，意味着將連續襲擊多日。特朗普說，伊朗故意拖延和平談判，美國已經失去耐性；伊朗襲擊美軍基地，違反雙方的停火協議。伊朗方面則聲稱，停火應當包括以色列停止攻擊黎巴嫩，以色列一直轟炸黎巴嫩，伊朗就不會停火。事實是，以色列即使與黎巴嫩簽訂停火協議，仍然轟炸黎巴嫩，聲稱是針對真主黨以平民住宅為掩護的據點。以色列早就聲言不論美軍是否停火，它仍要不停打擊黎巴嫩的「恐怖份子」，顯然，以色列正是破壞中東停火談判的元兇。

據媒體報道，前幾日，特朗普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或譯作「納坦也胡」）通電話，特朗普在電話中用操口痛罵內塔尼亞胡，指他對黎巴嫩不停手或會破壞與伊朗正在間接進行的和談，特朗普罵內塔尼亞胡「忘恩負義」、「不領情」，說「如果不是我一直在幫你、保你，你已經蹲在大牢了」，特朗普此話指的是︰內塔尼亞胡在國內面臨一大堆包括貪污等罪名的官司，特朗普一直插手干預，「勸戒」以色列「大赦」內塔尼亞胡、不要追究罪責、不要在戰爭期間處理他的官司、以免影響戰時指揮云云，所以內塔尼亞胡的總理地位至今穩如泰山。

其實全世界都看得出，以色列拉攏老美以「不許伊朗擁核」為由打伊朗，老美的目標是推翻伊朗現政權，以色列的目標是徹底摧毀伊朗以免除恐怖主義後患，兩國的預期目標是不同的。但二月二十八日突襲、「精準獵殺」包括當時的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在內的四十名伊朗高級領導人之後，伊朗仍然沒有倒下、崩潰，指揮調度仍在運作。老美聲稱第一階段的猛烈轟炸，已經摧毀伊朗的空軍、海軍和導彈發射基地，但事實上伊朗仍然有能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及打擊老美在中東各國的軍事基地。可見集美以兩國之力仍未能徹底打垮伊朗。老美打又打不下，談又談不成，陷進伊朗的戰爭泥淖，至今無法脫身。美國財長貝森特已經改口說「美國不是要推翻伊朗政權，而是要求伊朗改變」。雖然及時避過國會「六十日」的責難，但戰爭未結束，實在很難向國民交代。

特朗普在國內面對年底的「中期選舉」，必須拿出一個像樣的執政成績單向選民交代；但去年上台立即推動的「關稅戰」讓老百姓先嚐通脹苦果，以為可以迫使商家投資美國設廠生產，至今收效甚微；媒體作的民調，老普的支持度已跌至新低，本來叫得甚響的「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變成人人避之則吉的瘟神。本來以為打伊朗可以速戰速決，誰知事與願違，至今無法結束戰事。內政和外交都未能拿出亮麗成績單，這個中期選舉看來真是「凍過水」。

特朗普最值得炫耀的倒是三日訪華行程。今年以來各國領導人「排住隊」訪問北京，特朗普自己宣稱的訪華日期卻一再押後，實在太沒面子。中方看透了特朗普愛面子、講排場的心理特質，投其所好，給了他最大排場、最高規格接待，還特意請他進入（只有極少數外國元首能進入的）中南海，即中共歷代最高領導人辦公的心臟地點參觀座談，逗得老普甚為高興。不過，這次訪華行程既沒有簽訂任何協議或共同聲明，也沒有向外界交代取得什麼成果，只達成了一句「建立穩定關係」所謂「共識」，便是唯一的可以公之於世的「成果」。中方開宗明義列出台灣問題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於是老普離開北京後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不願看到有人推動台灣走向獨立」，並告訴台灣「不要期望引發戰爭時美國會馳援」。此話雖然未達到中方期望的「明確表態反對台獨」，也算是給中方一個交代、給自己一個下台階。

特朗普指責伊朗「拖延談判」，其實兩國代表只在巴基斯坦坐下來見面一次，不歡而散，之後一直是依賴中間斡旋的巴基斯坦通報信息。伊朗的所謂「拖延」，說穿了是根本不願談，因為去年的「十二日戰爭」和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突襲」，都是在兩國談判「正在進行時」發生的，老美已經失去信用，伊朗不願意再次被耍弄。所以每一次提交的「和談方案」，都是「要求美方作出賠償」、「解凍被封資產」、「堅持和平利用核能權利」和「有權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等等老美不可能接受的條款。老美要伊朗明確表示「永久放棄核武計劃」，伊朗就不作承諾，不承認有計劃發展核武，也不放棄利用核能權利，並堅持不會讓步。兩國南轅北轍，許多議題都沒有共識，所以和談前景並不樂觀。（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

同學聚會

同學聚會（牛眼看人生）

前幾天，居廣州的初中同學錦華來港，約在港的同學食飯。「群組召集人」棉哥在WhatsApp中說︰「各位老同學可以來嗎？七十幾歲人，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機會，見得一次得一次，麻煩各位見字即回應，能來不能來都在群組中講一聲，唔該。」結果，居港仍健在的七位同學都到了。錦華每年春季都會來港探望姐姐，然後約初中時期的同學食飯。一年不見，看來幾個同學都顯老了，但談笑風生，妙語如珠，興奮之情不減當年。

阿祖本來下午有常規覆診，知道聚會時間後，立即打電話去公立診所改見醫生時間，提早一天覆診，準時出席；他說幾十年行山行慣了，至今仍步履輕盈、健步如飛。我老牛當日下午二時半也要見專科醫生，我說改期很麻煩，我就不改了，吃飽就離席，趕去見醫生。阿銳兩年不見，行動顯得遲緩了，還要拄着拐杖，他說腿腳近來不太靈便，手執拐杖比較安心。他去年做了右眼白內障手術，很成功，看得很清楚。經常自認「天賦異稟」的學榮仍是滿頭黑髮、腰板挺直，狀甚硬朗。近兩年少見的國昌白髮多了，但講話仍甚風趣幽默。

召集人棉哥來港近六十年，一直是「個體戶」，自己做電子原件生意。去年聚會時，他說做了身體驗查，發現心臟血管收窄、心律不整、三高，醫生叫做少食肥膩、煎炸和高糖、高鹽食物，但他仍然不忌口（戒口），什麼燒鵝、蒸大鱔、炸大腸、辣蟹、灼海蝦照食不誤。我對他說，我的症狀與他一樣，前年做了檢查，主診醫生說是「確診冠心病」，叫我找心臟科醫生跟進；我如今小心翼翼，什麼高膽固醇以及煎炸油膩的食物都不敢食。棉哥笑說︰「男人見到靚女都會心律不整啦！呢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仲有什麼生存意義？我就一於『食得是福』，唔食得就真係『早抖』得了。」老牛真是佩服棉哥的樂觀豁達。

國昌也是生意人，每年廣州母校校慶日聚餐，都是他「埋單」。他說︰「一年才聚餐一次，食得幾多？各位老同學能夠出席、個個行得走得、精神爽利，就是值得慶賀的事。」這次香港聚會，我帶了前年寫的「嵌名聯」送給他，因為上次聚餐他沒有出現。我寫的對聯是︰「國運騰飛程似錦，昌宏實業勢如虹」，國昌很高興，問我收不收「潤筆費」，我說︰「我老牛為同學、農友寫了許多，從不收費；我老牛沒有名氣，從不賣字，只是送人，開心就好。」棉哥插口道︰「你老牛應該早死，你死後這些墨寶就值錢了。」我說︰「你咒我早死都無用，我老牛的字本來就不值錢，死後更不值錢。」一眾同學哈哈大笑，笑得很開心。

上次同學聚餐，學榮也因事沒有出席，所以這次我也帶了前年寫的對聯給學榮，內容是︰「學海無涯勤是岸，榮光有據苦為憑。」學榮也做過一段長時間小生意，後來以資深電工資格為德國公司打工，直到前幾年過七十才退休。這幾位在港同學打拼幾十年，經歷了許多艱難時刻，他們的人生軌跡都是「獅子山下精神」的體現。在港同學的聚餐每次都由棉哥「埋單」，他總是說「出席就是俾面，來得就是好事」。棉哥對國昌說︰「活到今天我都知足了。你看，我如今有老伴、有老窩、有老本（身體是本錢）、有老友、有老銀（存款），仲有互相關心互相照顧的親人姐妹，人生如此，夫復何求？」國昌表示贊同。（二零二六年六月四日）

憶趙老師

憶趙老師（憶舊）

趙老師是文革前夕我們高二甲班的英語老師兼副班主任。每年校慶，趙老師都會一早站在學校門口，等同學們回校見面；趙老師成了我們這個班的「凝聚核心」、「精神支柱」。二零一五年五月，原高二級老同學在酒店搞個聚餐會，為趙老師祝壽。趙老師九十九歲了，陪同趙老師來的女兒說，文人稱九十九歲為「白壽」，意思是「百」字少了「一」。老同學們都帶了點小禮物送給趙老師。退休後才學中國畫的官員老雷畫了一幅四尺「鶴壽圖」；我畫了一幅趙老師的漫畫像，加了一句話︰「煙斗不離手，再活九十九」，送給趙老師作為賀禮。

我畫的正是趙老師的特徵。五十年前，上英文課時，趙老師交代學生在課堂默寫，便抓緊六七分鐘時間，掏出煙斗抽口煙；香氣四溢，連隔壁幾個課室和樓上樓下都聞得到。如今五十年過去，趙老師仍身板硬朗，耳聰目明，不用持杖，步履穩健。面對這班五十年前的調皮學生，趙老師仍能一眼見到便叫得出名字，記憶力之好甚於電腦，連幾秒鐘的「搜尋」也不用。

席間同學們憶述學生時代的趣事、糗事，笑得人仰馬翻。我對趙老師說︰「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住老師的事，但有一樣真的是對不起，就是你教的英文都忘記了。不過，你的品格、學識、胸襟、為人，我都努力去學；你當年恨鐵不成鋼、罵我們不長進那些的話，我都記在心裏，一直鞭策自己。」趙老師說︰「對著一班同學，就像回到五十年前的課堂，大家都仍然那麼青春活潑，我也覺得自己追回青春五十年。今日各位為我賀壽，我看到大家精神飽滿、身手敏捷，看得出大家都身體健康。我藉此機會，祝大家同享高壽、日日開心。」

同學們爭相問趙老師有何長壽秘訣。趙老師說，從來沒有刻意去保養，沒有刻意去練某種功，也沒有刻意吃或不吃某種食物，只是平常飲食、隨意活動、心平氣和、樂觀開朗。趙千金說，父親對身邊事情甚為豁達大度，看得開、不計較，自我調節、心態平衡，也許這便是他的長壽秘訣。與趙老師來往甚密的原英語科代表釗哥悄悄對我說︰趙老師的長壽秘訣是「三清」，一是兩袖清風，二是清風亮節，三是清心寡慾。

有同學問抽了幾十年煙的趙老師有沒有戒煙。趙千金說，這位同學畫的漫畫像便是真實的形象，真的是煙斗不離手。有時到醫院作常規檢查，醫生總會說︰「不要抽煙。」父親也照例說︰「好。」但仍然煙斗不離手，不過抽得少了，不像四五十年前那麼密，抽煙也只是一種習慣動作而已。

二零一六年五月，原高二級老同學籌備為趙老師賀百歲大壽。老班長慰原提早打長途電話給我，說︰「趙老師什麼都不缺，送什麼禮物都顯得俗氣，還是請你手繪一幅賀卡吧，留點空位讓我們簽名。這件生日賀禮既獨特又有意義，比起其他任何物質都更大方得體。」這年正值猴年，我們這班頑皮同學當年真的就像猴子，於是畫了孫悟空捧著蟠桃給趙老師賀壽；再借用前賢的一首祝壽詩，改為︰「這個老師不是人，天宮壽星下凡塵；一班學生都是賊，偷得仙桃敬趙翁。」

不料，聚會前幾天，我因為突發暈眩進了急診室，診斷為「耳水不平衡」，躺在醫院病床上，幾天動彈不得。我在病床上打通了一位居港老同學的電話，告訴他我的情況，並叫他傍晚七點半到旺角地鐵站等我的女兒；又打電話叫女兒下班後到我住處把這幅手繪賀卡找出來，帶到旺角地鐵站交給那位老同學，讓他在聚會當天帶回廣州讓同學們簽名，不要耽誤了大家的正經事。

聚會結束後，定居香港的老同學在回程路上打電話給我，說︰「今天的聚會很成功，二十多位老同學參加，可惜你病了不能出席。趙老師收到你畫的、出席同學都簽了名的生日賀卡，非常高興，特意委託我們回港時問候你、叫你好好休息、祝你盡快康復。」我彷彿聽到百歲恩師五十年前在課室走廊的耳提面命，感受到百歲恩師至今仍愛生如子的慈祥脈搏。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二日，老同學釗哥告訴我，接到趙師公子的短訊，趙老師已於昨晚八點安詳離世，享年一百零一。老班長慰原託釗哥轉告，約我寫悼文。我不敢怠慢，連夜執筆。悼文大意是︰「趙老師學識淵博、博文強記，品德高尚、教學認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旁徵博引、談笑風生，愛生如子、言傳身教，是忠誠教育事業的楷模，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趙老師一生淡薄名利、虛懷若谷、與人為善、與世無爭，樂觀開朗、豁達大度，從不計較、心態平衡。今安詳西去，福壽全歸，誠福氣也。願趙老師的美德風範光照後世，永享極樂。」（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憶浩辛

憶浩辛（憶舊）

浩辛是初中同學。初中三年，常常一起自修、一起參加課外活動，一起切磋討論，一起談人生理想、展望未來，關係甚好。一九六四年夏季初中畢業，我考上原校高一，浩辛去了另一間中學上高中，斷了聯絡。之後高中兩年、文革兩年，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我下放到海南島中部的國營農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由海南回廣州探親，假期結束買了船票趕回海南，登船那天一大早，竟然在碼頭的人群中看到浩辛的身影，我立即擠過去，叫了一聲「浩辛」，他應聲回過頭，認出是我，於是互相簡述幾年變化和近況，我拿出紙筆記下對方的地址，就匆匆登船。之後，他曾寄信到我所在的農場生產隊，還附有他在農場拍的、穿着那年代流行的舊軍裝、戴舊軍帽的生活照，英姿煥發、氣宇軒昂，很有朝氣。後來時勢不斷變化，政策開始鬆動，海南知青少數人有機會因為招工或讀書而回城；我與浩辛通信疏了，又斷了聯絡，不知浩辛去向。

九十年代起，每年校慶日，初中同學們都返回母校，然後訂一家酒樓聚餐。有老同學記得學生時代我與與浩辛甚為投契，問我浩辛去了哪裏，我只好老實說，幾十年斷了聯絡。不過，我記起浩辛有一個妹妹叫淑薇，也在同一間中學，比我們低三個年級，即是我考上高一時她剛入初一，因為她長得很像她哥哥，所以我一眼就認出來。於是我設法找到我認識的淑薇同班同學，請他打聽淑薇，然後請淑薇告知我他哥哥的地址。經過一番周折，二零零五年初，我終於收到淑薇寄給我的信。原來，浩辛一家四代是美國華僑，他兩兄妹一九六八年都下放，哥哥浩辛去了海南島農場，妹妹淑薇去了雷州半島農場，七十年代中期兄妹倆獲准離開農場回到廣州，之後又獲准赴美國定居。

二零零五年初，我按淑薇給我的浩辛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地址，寫了一封信給他，略述幾十年變遷和近況，並告知他老同學們都很掛念他，叫他找機會回國見見面。幾個月後，我收到浩辛的回信，信中說︰「很多謝你詳述了學生時代的故事和幾十年來的變遷。當年你的關節炎後來怎麼樣？幾十年之後還有痛嗎？若有需要，我可以從美國買最好、最先進的藥寄給你」。他在信中略述了他的生活軌跡︰當年下放到海南中部屯昌縣山區的橡膠農場，一九七七年離開農場返回廣州，幾年後按政策獲准赴美國定居。但信中隻字不提回國見老同學一事。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校慶日，我把浩辛的信帶給老班長樂霞，並給同學們傳閱，我說︰「我能夠做的都做了，調動各種線索、找到浩辛的下落、寫信請他回國看看，但他沒有表示，我只能做到這一步了。我們只好尊重他個人的選擇和決定。」

二零零七年初，浩辛的妹妹淑薇從美國回廣州看望老同學，特意約我去廣州參加她們的同學聚會。我應約參加了，並帶了幾張在農場時拍的、很有紀念價值的黑白相片給她看。淑薇對我說︰「你們老同學多寫信給我哥、多多開解他、引導他就對了。他去到美國三十年，一直住在佛州的弟弟家中，沒有出社會工作過一天。他說下鄉八年對他傷害太大，他對那些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和不公平對待耿耿於懷、忿忿不平，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被時代戲弄，心中有一個結解不開；他說定下目標要寫一部毛傳，天天去大學圖書館看書、查資料，但三十年未曾寫出一頁紙。」我輕輕嘆了一口氣，說︰「文革十年那個荒謬年代，人人都經歷過，人人都是這樣走過來，人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調整自己、重新振作、重新出發；他自己把自己困在一個籠中，不自我開解，那就誰也幫不了他。」

淑薇告訴我，她一九八零年赴美定居，以文革前夕只是初中二年級的學歷，在美國學英文然後入大學讀書深造，幾年後考取律師資格和會計師資格，目前在紐約有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工餘熱心參加行業公會活動和紐約華人同鄉會的活動。她說︰「在國內的老同學都說要退休了，我覺得事業正起步、精力充沛，有許多事等着我去做。」我對她的經歷十分驚嘆和佩服，稱讚她是文革過來這一代人積極上進、不甘沉淪的典範，是在美國紐約的新一代的「華人之光」。

我對淑薇說︰「浩辛和你是親兄妹，卻有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和心理素質。你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堅持不懈的努力，擺脫舊的思維、放下過去的束縛；但浩辛卻一直停留在文革十年的時空中，作繭自縛，其實是白白浪費了光陰、浪費了自己的才華。任何抱怨都是沒有用的，即使自己真的有才華，也要自己努力尋找發揮的機會，而不要總認為自己懷才不遇、無人賞識、無機會一展所長。人應該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和強項在哪裏，努力擺脫舊日政治藩籬的束縛，盡力發揮自己的能力，才不枉此生，才對得住自己來過這世界一趟的難得機會。」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淑薇來香港旅遊，約了她的兩個舊同學和我，在九龍一家酒樓飲茶。淑薇告訴我，她哥哥浩辛幾年前中風，在醫院住了很長時間，已經在新冠疫情期間的二零二二年七月去世。我聽後思緒萬千，沒有答話，真的不知說什麼才好。初中三年，我與浩辛是學業上互相幫助、思想上無所不談的好友，但各有思維模式和心理素質；離開學校、踏足社會謀生之後，對社會現象、人事關係、群體影響、社會思潮以及自然災害的適應能力不同，便有不同的反應和路向，走出各自的人生軌跡。沉默良久，我對淑薇說，你哥已經離世，我不宜再說什麼，願他從此遠離凡間一切病患和痛苦，早登極樂。（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憶少天

憶少天（隨感）

少天是小學同學、兒時玩伴，在同一個溫習小組做功課，他喜歡畫畫，我們常常一起亂塗亂畫，然後哈哈大笑，玩得很開心。那時他住在母親在中醫學院的宿舍，溫習小組他家做完功課後，他便帶我鑽進學院的實驗室，去看泡在玻璃瓶裏的人體內臟，和掛在教室裏的人體骨骼。小學畢業後，少天隨父母到佛山市居住，分開了。幾年後，少天到我家來找我，說考上美院附中。一年後發生「文化大革命」，兩年後我和他都要上山下鄉，我到海南島農場，他被安排到粵北煤礦。

一九七五年初，我從海南島回廣州探親，一天早上，少天摸上門來，說是看看我是否在家，我說剛好回城探親，碰上了。他告訴我，下井挖煤六年後，被抽調到地面搞宣傳，最近受領導指派，到廣州的廣交會陳列館，搞全省「工業學大慶」展覽。他說，在美院附中還未學到專業，但附中所學的各種媒介、手法、技法，這幾年在現實生活和實際工作中全派上用場，在基層什麼都要做，樣樣都懂一點。特別是搞展覽，不但要畫畫、美術設計、圖案裝飾，用上國畫、水粉畫、木刻、套色版畫、剪紙，還要攝影。少天大量的攝影實踐，就從那時開始了。

二零零五年四月，少天在香港約我飲茶，送了兩本攝影作品集給我，我才知道他因為太太回香港定居而領取了香港身份證，但一直在國內工作。他本來在佛山市外貿系統從事包裝設計，攝影作品曾獲得廣東省第二屆魯迅文藝基金獎，還取得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士名銜。一九九四年辭去公職，到佛山市高明區一個偏遠山邊，建造屬於自己的「別墅」，潛心搞創作。他在這座山莊完成了一座座城市雕塑、一本本宣傳畫冊、一個個廣告設計、一幅幅攝影巨製，美化了生活、成全了別人，也豐富了自己。他說，自己只是美院附中畢業生，卻受邀到美院展覽館辦攝影展，院長、校友、同學都給面子，高度評價，真是受寵若驚。

二零零八年五月，熱心人士發起小學同學聚會，活動重點是一齊到少天在高明的山莊參觀。我們眼前的山莊別墅，有幾座錯落有致的小屋，背山面湖，山明水秀，幽雅寧靜，遠離繁囂，真是藝術家嚮往的王國。少天告訴我，這地方原本是人跡罕至的荒郊，六十年代末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時，曾在這裏的「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文革之後幹校撤銷了，便回復荒蕪景象。他買下這片荒郊建房自住，既是為了紀念父親曾經在這片土地流下汗水，也是為了感謝在那個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歲月，曾經關心和保護過父親的當地老百姓。

二零一五年春節過後，我和另一個小學同學應少天之約，到他在佛山的舊居去參觀。他說，這舊居是在外貿系統工作時的宿舍，已經買下業權，是為政府打工幾十年的唯一收獲，所以一直保留著。舊居堆滿了少天剛完成的「陽光．色彩——印度之旅攝影展」的展覽作品，未完成的油畫、雕塑、設計圖，以及一大堆舊作介紹的剪報。許多畫作都只畫了一部分，擺開一個攤子，還未完成，好像許多事情等著少天去做。天嫂見我仔細打量那些「半成品」，說，二十幾年來，少天的心思主要放在攝影方面，幾乎沒有時間拿畫筆。

我仔細看了少天的為了影展而放大成兩米那麼大幅的攝影作品，故意逗他說︰「人家一百幾十小時、甚至一兩個月才『磨』出一幅油畫，你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就完成一張攝影作品，比人家高效率得多。」他說︰「你老牛這麼說就是門外漢了。拿相機穩定的臂力，是井下挖煤那種繁重體力勞動鍛鍊出來的；對光、影、色彩的敏銳感覺，是美術專業訓練出來的；對人生的感悟是幾十年生活經驗的積累凝結而成的；捕捉瞬間光影動態的能力是長期藝術薰陶的結晶；而創作的能力和創作的靈感則是天生的。」少天還說︰「如今差不多人手一部數碼相機、人人都把隨拍照片貼上面書和博客，但不見得人人都能得獎，不見得人人都能取得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士名銜。」

少天說得有理。他不善辭令、訥於言語，但對藝術的感覺卻特別靈敏，常常就是以豐富的生活積累為基礎，千辛萬苦去捕捉那一瞬間的動態，抓住那閃光的創作靈感。他像牛一樣不辭勞苦，去廣東陽江、福建惠安的邊遠海島、漁港採風，去新疆體驗西域和絲綢之路，去貴州、四川、湖北、廣西以及粵北少數民族聚居地，去歐洲、美國、加拿大、巴西及南美諸國，搜索不同的生活感受、尋覓感動心靈的真實片斷；最近又再到印度去，領略恆河在印度人心中的偉大、神聖和依戀、親近，也因此才有那個名為「陽光、色彩」的印度採風攝影展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充滿人性的、色彩斑駁的照片。

正如一位作家為少天的攝影作品集「走出雲春」所作的序言說的那樣，少天的攝影作品無不洋溢著濃烈的人文關懷和對人性真、善、美的追求，無不充滿著孩子般的率真，以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訴說著攝影家感受的一切。少天說，很難說為藝術而生活，還是為生活而藝術，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忠於生活，生活本來是怎樣就怎樣，就是人們常說的「原汁原味」。少天說，他不讓對象「擺甫士（姿勢）」，而是讓他們正常活動、自己「抓拍」，就是要捕捉最真實、最動人、最閃亮的一刻。少天多年來苦行僧般的雲遊和探索，成果就是這些不造作、不修飾、付出心血和真情的一幅幅攝影作品。

長期的勞累和不注重保養，少天得了心臟病，去年做了手術，康復情況良好。十二月初，我帶了裝裱好的對聯條幅約少天飲茶，把對聯送給他。這副對聯是用少天的名字寫成的「嵌名聯」，內容是︰「少得家傳迷視藝，天生創意造雲春」。少天因為住院時間長、肌肉流失，雙腳無力，要靠輪椅代步，但飲茶期間談笑風生，樂觀幽默風趣不減當年，還謙稱自己鍾意畫畫是受我老牛影響。我連忙說︰你父親是畫墨竹出了名的，你受的是父親的影響；小學時代我看見你畫什麼我就畫什麼，我受你影響才是真的。不料，前幾天收到天嫂的微信文字，說少天二零二六年五月五日上午在瑪嘉烈醫院去世。我立即回覆天嫂︰「驚悉少天突然離世，深感哀痛。望嫂子節哀順變、保重身體。相信少天在天之靈庇佑家人得享平安，願少天遠離人間疾苦，早登極樂世界。」（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憶李教授

憶李教授（憶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在海南農場所在縣，參加了文革結束後宣布恢復的第一次高考（即「七七級」）。我的成績過了錄取分數線，但眼見同時報考的老知青一個一個接到錄取通知書，我一直沒有消息。一九七八年三月開學之後，據悉北京要求各地「挖掘潛力擴大招生」，縣招生辦通知未被錄取的考生到縣招生辦重報志願。縣招生辦主任說，廣州地區擴招的對象是自行解決住宿的「走讀生」；他提醒考生「不要好高騖遠、只報名校」、「當過民辦教師的，報考師範院校錄取機會較大」。我聽從招生辦主任的提示，第一志願報了師院中文系。從縣城回到農場，我立即寫信給母親，請她向老上司陳校長求助，看看能否在陳校長的宿舍借宿。我聽母親說過，陳校長的丈夫是師院教授，住在師院宿舍。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旬，我終於接到錄取通知書，趕緊收拾行李離開海南中部山區農場，五月十九日趕到師院中文系報到。那時已經開學兩個月，其他幾個「走讀生」都報到了，我是最遲的一個。班主任繆老師對我說︰「李教授拄着拐杖親自走到系辦公室，找到我和另一個負責招生錄取的溫指導員，說︰『聽說國家要求擴大招生，我系要多招十名走讀生。這位黃同學考試分數上線、評語也相當好，如果能錄取，只是要自行解決住宿問題，那就住在我家吧。』教授親自為你保薦，你才有機會上大學，你要好好攻讀，不要辜負李教授的期望。」辦好入學手續，我才按母親寫給我的地址，上門去找李教授面謝。

李教授住在師院東區宿舍區的教授小樓。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李教授。他身材高大，體形略胖，聲音宏亮，態度親切和藹。他問了許多我的知青歲月的生活、工作以及家庭和學習情況，然後說︰「你現在最重要的是趕功課，一面借同學的各科筆記來抄，一面應付每天的功課，你還要走讀、花在路上的時間多，一定會比其他同學辛苦。但既然那麼艱苦的知青生活你都熬過來了，相信你能應付得好。」他還說，大學的學習方法與中學完全不同，不但要留心聽、認真記筆記，還要多看書、多思考、做讀書筆記、整理資料卡片，花的功夫很多，所以一定要專心。我謝過李教授，便趕回家，開始應付四年的大學生活。

其實李教授沒有上過我們七七級的課，他主攻現代文學、魯迅研究，這門課程由現代文學教研室的講師講授。我有時會在傍晚時分到李教授住處去探望他，我不談學業、課程內容和上課情況，只是向他請教學習方法；他也不會問教師和學生的表現，只談研究方向和選題、使用工具書、擴大知識面、多向思考、融會貫通等。他說，幾年大學生涯無法把所有的知識都學到，學習是終身的，大學幾年就是要打好基礎、練好基本功、養成主動學習、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能力、掌握研究方法，為將來工作做好準備。李教授不是直接給我授課的老師，他是我的人生路向的導師。一九八二年二月，我從師院畢業，分配在省直屬機關。李教授知道後非常高興，說︰「你不是某一科目特別突出，但各科成績都好、知識面廣、綜合能力強、個性溫和穩重、工作認真負責、對人態度好，所以派到機關是合適的。你要勤懇工作、任勞任怨、忠於職守、細心冷靜處事。」

我母親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在李夫人、即我們口中的「陳校長」所在的小學當代課教師，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解放，我母親按人民政府的政策轉為正式教師。廣州解放的時候，李教授是出面接收教育部門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初期常到區內各中小學校巡視，五十年代中期才轉到師院任教，所以母親早就認識李教授。李教授夫人陳校長住在廣州市郊區石牌的師院宿舍，每天搭公共汽車出市區她負責的小學上班，早出晚歸，中午休息時間偶爾會到我家歇息；母親與陳校長情同姐妹，無所不談，陳校長甚至連膝下沒有兒女的苦惱心事也跟母親傾訴。

八十年代初，每年春節我都會與母親、太太和女兒給李教授、陳校長拜年，對李教授夫婦的稱呼，也跟隨小女孩改稱「教授伯伯」、「校長婆婆」。李教授在師院退休後，離開東區的教授小樓。廣州市有關部門給李教授安排住處。一九八六年我到香港定居後，仍會抽時間與母親一起探望李教授夫婦。

最後一次見到李教授是一九九七年。母親從國民大學校友的來信中得知，李教授病重，住在省人民醫院東病區。四月中旬，母親帶我和太太回廣州祭祖之後，趕到省人民醫院東病區去探望。進到病房，簡直認不出李教授的模樣︰雖然仍是高佻，但體形瘦削枯槁，體重也許輕了一半，眼眶和臉頰凹陷，白髮稀疏，聲音平緩輕細；但可以下床走動，雙眼仍有神，神情樂觀，充滿自信。校長婆婆說，如今藥物已經不太起作用，只是隔天輸血維持生命。母親與他們倆閒聊了大約半小時，囑病人好好休養，我們便告辭，趕去東站搭火車回香港。幾個月後，母親接到民大校友的來信，說李教授已去世，幾天後陳校長也去世。一對鶼鰈情深的老教育工作者相隨而去，令人扼腕。（二零二六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