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中部的母瑞山農場，分配在合山隊，很快便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不過，「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年輕人仍然有用不完的精力，工餘時間總想找點活動。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和尚說︰「臨離家前，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正好派上用場。」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照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和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工，以及在附近打石頭的農副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六連）有基建任務，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人有一部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留念。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和面容。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就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二零一六年，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人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在「上山下鄉」大潮中，跟隨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蜞蛇蜈蚣

蜞蛇蜈蚣（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國的「文革」大亂兩年後，原在校大中學生都要離校到農村去。我接到赴海南落戶務農的通知，回家告知住在樓下的外祖父，並打長途電話，告知在廣州北郊從化縣深山裏的「上羅沙五七幹校」勞動的母親。外祖父對我說︰「我自己未曾到過海南，傳說那是蠻荒之地，歷史上是犯人流放的地方，唐代李德裕、宋代李綱、胡銓、趙鼎以及蘇東坡等人都曾因言獲罪，被囚禁然後流放海南，可知那個島真的是天涯海角。那裏有許多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充滿山嵐瘴氣、蛇蟲鼠蟻甚多，你到那個地方千萬要小心。」我感激外祖父的提點，但未曾經歷，很難想像什麼是山嵐瘴氣。在農場生產隊住下並參加實際勞動之後，才明白「原始」、「蠻荒」的含義。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只知道海南是一個「以旅遊興省」的最大特區，到處都是新建的酒店和遊樂設施，滿街鮮花、水果，海邊是陽光沙灘，無法想像五十年前的落後狀況。

我最初負責割膠的橡膠林段是「南三十六段」，大約一九六零年開墾的新林段，一九六九年開始開割時，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樹幹達到四十厘米圍徑（圓周），大部分橡膠樹還太細不能開割，能割的樹稀稀落落，樹與樹之間距離遠，而且因為樹冠小、雜樹灌木生長快，因而砍萌工作量極大；坡度陡，走路多，二百六十株樹跑遍兩個山頭，老工人都不願去，只能讓我們知青這些年輕人啃下來。我和「大白豬」海安負責兩個相鄰的新林段共三個山包，每天收膠後我叫海安為我帶膠水回膠水房，我自己就留在林段砍萌、鋤草、修路，到中午時分才回宿舍。經過這樣的額外付出，南三十六段就好走得多。

凌晨割膠最大的挑戰不是瞌睡，而是滿山的山螞蝗（山蜞乸）。山螞蝗是海南的特產，不像平常見到的水螞蝗那樣在水中活動，而是在陸地上一伸一伸爬行，在草叢或灌木叢伺機爬到人身上吸血，所以稱為「飛螞蝗」。開發好的地方、人住得久了、殺蟲藥用多了的老居民點，山螞蝗就少一點，橡膠林段就到處都有，隨時不動聲色爬到人身上，吸完血走了還不知道。山螞蝗的特點是怕鹼性東西，所以割膠工人都獲發中筒水靴，人們用肥皂塗在靴筒上，防止螞蝗鑽到腳上去，但總是防不勝防，每天收膠回來，每一個膠工幾乎都是腳上有血的。有的知青甚至是痕癢難當用手指抓破傷口，弄得滿腳都是傷疤甚至化膿。有一次一名知青被水螞蝗鑽到鼻孔裏（也許是收膠回來在小溪洗臉時讓螞蝗鑽進鼻孔的），直到螞蝗吃飽血塞住鼻孔來才知道。

有一天凌晨四點半左右，我正頭戴電池燈埋頭割膠，忽然覺得脖子上有點東西，我以為是蚱蜢或飛蛾之類的東西，扭一扭脖子、甩一甩頭，還是覺得有東西爬在脖子上，癢癢的，就用左手一撥，爬在脖子上的東西「叭」一下掉到地上。我借著頭頂上的割膠燈的亮光一看，那東西不是什麼蚱蜢蝗蟲或飛蛾，原來是一條大約一尺多長的銀環蛇！那蛇掉在地上，立刻「瑟瑟」幾聲鑽到旁邊的草叢去了，我這才害怕起來，雙腿打顫，但割膠剛剛開始，不得不硬著頭皮堅持下去。到收膠的時候經過那棵橡膠樹時，心還「扑通扑通」直跳。

如果凌晨時分下大雨不能割膠，有時會等到雨停了再上林段。有一次早上下大雨，我們午飯後才到林段割膠，我和「大白豬」海安並肩作戰，海安匆忙中沒穿中筒水靴，只穿個塑膠涼鞋就上林段，誰知剛割了幾棵樹，就被蜈蚣咬著了。那蜈蚣大約二十厘米長、大拇指般粗，鮮紅色，光看那樣子就很嚇人。海安被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起來，我在旁邊的林段聽見叫聲，馬上跑到海安的林段察看，看到海安左腳腳弓處的傷口紅腫，立即把海安揹起來往住地方向跑，跑了幾步跑不動了，就叫海安用手搭着我的肩頭，他用右腳一拐一拐的跑，送到連隊衛生所。麥醫生察看傷口後，安慰安海說︰「幸好蜈蚣不像蛇那樣劇毒，只是劇痛，沒有生命危險，不用太擔心。」

有一次傍晚，老工人老符的約七八歲的兒子發高燒及昏迷到連隊衛生所求診，麥醫生診斷可能是腦膜炎，告知連長，連長派我和國建兩個人用擔架送老符的兒子到場部醫院。連長打手搖電話到場部機運隊，要求派車來接送病人到場部醫院，但不知汽車什麼時候才到，就叫我和國建抬著擔架先上路。我們抬着擔架大約走了半小時，才看見有車從場部方向開過來，把我們接到醫院。我們看著醫生給小符抽脊髓檢驗，已經是晚上九點多，就扛起擔架步行回合山隊。由場部醫院到合山隊住地，步行大約一小時二十分鐘。那天下午下過大雨，晚上借著天色的微光，看到公路上隔一段路就有一條蛇在蠕動，也許是在公路上透透氣。原來蛇和蝸牛都有這個特點，下過大雨後不躲在草叢而是走到路上。我和國建在路旁折一根小竹子拿在手上，隨時準備防範蛇的攻擊。幸好順利繞過躺在公路上的六七條蛇，沒被咬著。（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訂）

 

泥中尋樂

泥中尋樂（海南生活瑣記）

我們三十幾名廣州知青落戶的海南中部山區農場，是一九五三年創建的老場，我們所在的合山隊是老生產隊，勞動力約二百，加上老人、小孩，全隊人口約三百，算是一個大生產隊。住點建在較平緩的坡地上，瓦房是全島農墾統一的格式，單層瓦頂，屋前長走廊，每座八間房，多用大石砌牆，也有磚牆；瓦面則是就地取材，在本隊範圍內挖土建窯燒製，由基建隊的技術工人負責建房。合山隊人多、住房不足，許多老工人一個家庭只分得半間房，所謂半間房就是將大約二十平方米的一間房，在中間用不到兩米高的竹笪隔開，一邊住一戶，竹笪是用拍扁的毛竹編成，隔壁有什麼動靜都聽得清清楚楚。半間房住一家人，只能把兩張床擺成「L」型，除了一個小衣櫃就什麼家具都放不下了。

知青落戶不久便開始大搞基建，隊長老柴宣布「備料」計劃︰每個生產班要完成三立方米的河沙任務，後勤班負責打石，還要組成突擊隊上山砍桁條（桁條是屋頂承托瓦面的長木條，要到坡度陡峭的深山去採伐），目標任務三百根。另外場部也安排了一隊「外包工」（外來工程隊承包某種工作之謂也），約三十人在合山隊駐地外的公路邊上安營扎寨住下來，就地取土建窯燒磚瓦。

挑河沙是體力活。山區的小河溝每當暴雨過後，就會在平緩的拐彎處堆積由石礫沖刷而成的沙子，找沙源本來不難。但濕的河沙很重，小畚箕裝一點點，就已經壓得直不起腰，加上扁擔上沾了濕沙，不一會肩膀便磨破了，痛得鑽心。砍桁條更是重活。桁條的基本要求是長四點五米、 尾徑（近樹冠一頭的直徑）不少於十厘米、木質堅硬不易長蟲或腐爛的直樹幹，只有到人跡罕至的深山、坡度較陡的地段，樹木為了爭取陽光努力向上生長，才會找得到符合長度、粗度和直度的樹木。有經驗的老工人一個工作天能砍到四條就算完成工作量，但放工時只能扛一根回來，其餘的要另外趕牛上山去拖。

為了準備足夠的基建材料，完成三百條桁條的任務，隊長老柴親自帶十多人的突擊隊，到寶峰分場（當時正在大開荒）的深山去砍桁條，一班人在寶峰二隊一個空置倉庫住下，集中會戰十天。兩個人當炊事員和後勤，負責三頓飯，中午一頓還要挑到山上一個約定的林段邊，節省大家走路的時間。我也是寶峰砍桁條突擊隊員之一，跟隨力大如牛的湖北軍工老李，每天砍七八根桁條不太困難。有一天我被派去協助炊事員朱仔挑飯菜（因為炊事員不認得路，所以每天派一個人幫廚，然後協助挑飯菜上山），到步行一個多小時的森林裏的指定午飯地點。我挑的是用鐵桶裝的開水和菜湯，在一片剛砍下樹木的斜坡上，鞋底踩著的濕樹葉一滑，跌倒了，挑在肩上的開水和湯全都倒在泥土裏，害得大家悶悶不樂地咽下一頓沒有菜湯和開水的午飯，我心裏很難受。

外包工在合山公路邊砌起磚窯，在水田下面挖土燒磚。有時放工後吃過飯沒有事，我就走到打磚工人「煉泥」的坑邊去看，看見工人把黃泥土掘開之後倒上水，再牽一頭水牛在上面來回踐踏，把黃泥巴泥攪和搗細，「煉」出來的泥很細很綿，我就要了大約一立方分米的一團，回到宿舍去捏泥塑人像。我捏了兩個大家都認得的名人頭像，可是水分揮發掉後，泥巴就乾裂，因為那些畢竟只是燒磚的黃泥巴，不是做細瓷的粘土。這兩個泥塑頭像一直放在桌上，後來一場大台風把瓦面掀掉，雨水淋濕了所有的東西，包括這兩個「藝術品」，應驗了「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歇後語，兩個泥塑都碎了。

第一批磚燒出來後，生產隊派人去幫助把磚從很淺很短的小窯搬出來。我看見那些磚呈黃色，樣子很疏鬆，中間休息的時候，我對家麟說︰「讓你看看我劈磚立斷的功力」，家麟以為我只是開玩笑。我用兩塊磚對著豎起，上面平放一塊看來很疏鬆的黃色磚，下面承托的兩塊磚調整到最寬距離，然後右手握拳，大喝一聲，用右手的拳輪（小指一側）用力打下去，那塊橫著放在上面的黃磚果然應聲而斷。家麟大驚，以為我真的功力深厚。我笑着說︰「這批最早燒出來的磚只是用來建磚窯用的，硬度不夠；而且我用的是物理原理，兩邊承托的距離最大，中間用力時，力的效應最大，所以一拳就把黃磚打斷了。」和尚、海安和大江等人見了，也拿幾塊瓦片試試，三塊瓦片叠在一起，下面用兩塊磚承托住瓦片邊緣，一拳下去，瓦片果然斷成碎片。（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四日修訂）

 

牛角的故事

牛角的故事（憶舊）

我由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在海南島國營農場當工人。農場主業是生產天然橡膠。農場的糧食和油料由國家供給，副食品、肉類及蔬菜就由各生產隊「自給自足」。一九七二年六月，我由割膠班調到生產隊集體伙房當炊事員。那一年夏秋台風季節，幾場暴雨沖垮了菜地，一個月沒有新鮮蔬菜，南瓜、椰菜、蘿葡乾、鹹菜、鹹魚都吃完了，實在無法安排全連二百多個勞動力三百多人口的吃菜問題。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生產隊長老齊決定派人趕牛車到附近農村市集（墟場），買幾百斤菜回來頂兩天。炊事班商量好，由我帶現金，老經驗的炊事員阿光負責趕牛車，到較遠、較大、新鮮蔬菜較多的龍門墟去買菜。預計牛車來回要走六個小時，於是阿光約定明天凌晨五點就趕牛車出發。

第二天，一月二十六日，清晨五點，阿光到水牛欄牽了一頭強壯的大牛繫上牛車，準時上路。一路上我們在牛車上打瞌睡，直到太陽升到半空，快到十點了，走了四個多小時還沒到龍門墟。阿光這時才想到，可能是拉錯了牛，這頭牛昨天耕田一整天，沒有休息，更沒有吃草，這可糟了。牛車走到龍門，已經是上午十一點多，市集快要散墟了。我和阿光趕緊搜羅了一批小白菜、菜芯、大白菜，大約五百斤。在龍門墟小飯館匆匆吃過午飯，立即拉起牛車往回趕。可是，來的時候只載兩個人已經走了五個多小時，回程加了幾百斤菜，那牛怎麼走得動？疲勞的大水牛邊走邊喘，下午四點，才從龍門走到嶺口，距離我們所在的合山生產隊還有兩小時路程，那牛實在走不動了。阿光把牛解下，讓它在嶺口公路邊吃草，我到嶺口郵電所打電話回連隊，請人明天一早趕一頭牛到嶺口來接應，我和阿光守著載滿幾百斤菜的牛車在嶺口露宿一夜。

我們在小飯館吃了飯，回到牛車旁邊守著。天黑下來了，夜風凜凜，寒氣逼人，我們又睏又累，便走到市集牆邊，用布面雨衣裹著身子坐下閉目養神。市集旁邊的一戶人家聽到墟場半夜有人聲，打起煤油燈出來看個究竟。阿光用海南話告訴他︰我們是農場合山隊的，趕牛車到龍門買菜，牛走不動了，要在這裏坐到天亮，等另一頭牛來拉車。那人聽了，覺得我們怪可憐的，就抱了兩件簑衣過來，讓我們墊在地上躺著；我們再在身上蓋上布面雨衣，勉強可以瞌睡一陣。可是，迷迷糊糊過了兩三小時，就被人聲和「殺豬般的叫聲」吵醒了，原來，這天是「墟日」，屠夫凌晨四點就到墟場來宰豬。我和阿光不能再睡了，只好抱起簑衣放回那戶人家的門口，走到牛車旁邊等天亮。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天剛亮，連隊派人另牽一頭牛來到嶺口接應，把在路上曬了一整天的一車菜拉回合山，阿光牽著累壞了的大水牛在後面慢慢走。這頭前一天犁田幹了一整天、沒有吃草、沒有休息，昨日又拉了十個小時車的大水牛，走到還有半小時路程才回到合山隊的長坑路段，便倒在地上喘粗氣，站不起來了。我們立即在長坑打手搖電話告知生產隊長老齊，隊長馬上派老工人佑邦、漢邦、友貴等幾個大漢趕來，趁大水牛還未斷氣便宰了，能吃的肉和內臟運回連隊分給大家，不能吃的部分由負責宰牛的幾個老工人自行處理。

負責宰牛的廣西籍老工人佑邦是我在割膠班時的班長，我悄悄對他說︰想把牛角留下做紀念。他笑說︰「那東西又不能吃，有什麼用？你想要便拿去。」他把牛角鋸下來，把右邊的一隻給我，自己留下左邊一隻，說是用來做裝獵槍火藥的容器。我請教佑邦如何處理，他教我放在大鍋裏煮一個小時，讓牛角裏面的骨脫出來，然後洗淨曬乾，就不會變質發臭。於是，我等到晚上炊事員們都走了之後，才把牛角放到伙房大鍋裏煮，煮到牛角裏面的角質部分和骨質部分之間的膠質溶化、骨質與角質分離，便熄火，然後把牛角洗淨，放到大伙房灶口外面的瓦頂上。牛角曬乾後，我用舊報紙包好，藏在衣箱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調到中學去當教師；一九七八年五月，我回廣州讀書；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帶著幼女到香港定居；直到現在，五十年過去了，這隻牛角一直帶在身邊。雖然這隻大水牛角不值錢，但在我眼中，它是我認為值得自豪的九年半知青生涯的見證，是我認為值得緬懷的艱苦歲月的見證，是我最初踏足社會的紀念品，是我在工作中第一次因為不仔細而出事故的記錄，它提醒我今後做事要留意細節，才能確保做得完善。這隻不值錢的水牛角比眩目的金銀珠寶還要珍貴。（二零二四年九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