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思維

正向思維（隨感）

去年四月，在港初中同學棉兄約一眾同班同學聚餐，席間我提及，有校友告知，我班同學德哥疫情期間去世。棉兄聞言道︰「好平常啦，我們都在排住隊了。」甚為坦然及樂觀。棉兄說，近日診斷出心率不整、血管收窄，醫生提醒要飲食清淡、不要過勞。但棉兄照樣不「戒口」，炆豬手、灼海蝦、蒸白蟮照食不誤。他說，「幾十歲人機器老化，肯定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如果什麼都不敢吃，那還有什麼人生樂趣？」我老牛也有與棉兄類似的症狀，也見過心臟科醫生，乖乖地聽醫生忠告，認真「戒口」、依時服藥、堅持運動、正常作息，生怕出事。聽了棉兄一席話，真佩服棉兄的豁達灑脫，老牛自愧不如。如何面對老年病、如何調整心態，我認為應該有像棉兄那樣看得開的正向思維。

本來生老病死是正常規律，每個人都會經歷；相親相愛幾十年的老夫妻，總會有一個先走一步，這也是必然現象。老牛的同學和一齊下鄉的農友之中，已經有幾個人離世，遺下的配偶都同樣面對喪偶之痛和如何安排日後生活的問題。先走一步的，有另一半相伴到最後一刻；但未亡人就要獨自面對一切。十二年前牛太去世，一位大學同學給老牛電郵，說︰「先走一步其實是幸福的，因為有人陪伴到最後一刻；餘下的問題就要存活者承擔和面對，所以存活者比先走者更辛苦、更難受。能夠走出喪偶陰影、樂觀面對孤獨、妥善處理自己的身心變化，安排好晚年生活，才是真正的強者。我相信你是生活的強者。」

高中同學梁太的先夫十一年前去世，當時她有半年「收埋自己」不肯見任何人。老同學釗哥當時剛剛由美國返港「落葉歸根」，有一天跟我打完太極之後說︰「我現在去見見梁太。她說只肯見我一個。」我說︰「好。請你帶幾句話給她︰叫她推開窗戶，看看窗外的藍天白雲；打開大門，走去外面的翠綠草地。不要把自己關在陰暗的屋子裏，邁開腳步走出去，你就知道天空照樣藍、地球照樣轉，天沒有塌下來，地沒有陷下去。走過人生低谷，前景依然光明。希望梁太振作，走出喪夫陰影，好好生活。」據釗哥說，一番撫慰之後，梁太情緒好了一些。經過幾年的心理調整，梁太重新振作，天天堅持游水鍛煉、全情投入幫兒子的診所做事、不時約老同學飲茶，完全走出了喪夫的陰影。

退休多年的農友賢姐也是妥妥的生活強者。先夫老蕭十一年前去世，她寄情帶孫、日常生活照顧周到；孫女聰明伶俐，又學樂器又學書法，如今不知覺已經小學畢業了。賢姐善於安排自己的時間和日常生活，除了照顧孫女，空餘時間又參加「老人大學」的書法班，學寫楷書、隸書；之後又參加詩詞班，學寫古體詩詞。她身體狀況尚可，行得走得，孫女入讀寄宿學校之後，她不時約校友及舊日同事、農友去旅行，經常在「朋友圈」貼出到處旅行的「打卡」照片。據她在「微信」晒的照片，便知道近期去過粵北、新疆、雲南等許多地方。

定居美國多年的農友寶姐也是生活的強者。先夫華哥約十年前去世，當時她也覺得萬念俱灰，後來在家人和老同學的鼓勵下振作，先是回國探親，然後應同學和農友之約去旅行，顯然是她的高中同學和農友把她從喪夫的陰影中拉出來。二零一七年夏季，寶姐在內地旅行行程完結後，由廣州搭巴士到香港機場轉機返美，我由農友的信息中得知，便與寶姐電話約定，我去赤立角機場接她。寶姐先夫華哥是學長，比我高一個年級，與我在農場中學時同住一個宿舍幾年，互相幫助，情如兄弟，所以我視寶姐為嫂子。四十年不見首次重逢，我請她在機場餐廳吃飯再送她登機，言談中知道她夫婦四十年來的概況以及近況，知道她在美國很少同聲同氣的朋友，於是相約建立微信和WhatsApp聯繫，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支持，互相鼓勵，愉快過好晚年。

這幾年，按照約定，我一直與寶姐保持微信聯絡。寶姐告訴我，華哥去世之後，精神備受打擊，身體狀況大變，整整一年頻頻進出醫院。後來經過醫生觀察和評估，認為她有腦退化跡象，於是允許她加入當地老人院，可以居家，也可以在老人院居住，疫情期間都是居家，用電腦上網課。這家老人院大多數院友是身體健康的長者，不但生活自理，還很有活力。院方安排每星期由一到五的各種活動，包括唱歌、詩詞、游泳、體操、瑜伽、繪畫、書法等，有醫生、護士、物理治療師、心理治療師駐院。這些學習項目由專業心理治療師設計、安排和評估，都是延緩衰老、減緩腦退化症的「行為治療」的一部分。寶姐參加各項活動，甚為投入，自我感覺良好，如今思維敏捷，語言能力大為改善，繪畫作業常被選作院內裝飾甚至選為印製月曆、賀年卡，原本的腦退化症狀也減輕了。（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天道酬勤

天道酬勤（隨感）

不久前，老同學梁太請我寫一幅字，說是送給孫兒去英國讀書的禮物，內容是「天道酬勤」。我查了「兩周金文選」，找出這幾個字的金文寫法，寫好後交給梁太。梁太六十年前是我們班的「學霸」，各科成績都甚好，只是「嬌嬌女」體格，體育科成績稍遜。如果當年一切順利，必能考上大學。可惜那位偉人親手發動的「文革」突然爆發，我們這個年級永遠定格在高二級，之後就是上山下鄉，一切理想都毀於一旦。梁太返回香港定居、成家立室，把自己的大學夢寄托在兩個兒子身上，兩個兒子都學業有成。如今連第三代也已經成長，到外國深造。「天道酬勤」正是梁太的親身體會，也是對孫輩的忠告。

孩童時代就聽過「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的民間諺語，也聽過老師和長輩人教導「將勤補拙」、「笨鳥先飛」，所以老牛從小以「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為座右銘。老牛並不聰明，更非「一目十行過目不忘」的超人，只是不斷催促自己勤學苦練、抓緊點滴時間學習、記住每一點學過的知識、留心觀察身邊的事物、吸取別人的經驗。老牛下鄉九年半的日子，做過幾年不夠資格的教師，也以「勤」字教導和鼓勵學生。但正如曾經當了幾十年教師的母親說，學生是否「受教」是關鍵，願意接受教導者，教師的努力可以見效；如果學生不受教，則花再多時間、再多心機也沒有用。母親的見解，符合「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的哲學理論。

幾年前，一位我當年下鄉所在生產隊的老工人慶華來看望我，她是由兩個女兒陪同，參加旅行團來香港旅遊的，約我去她們下榻的酒店見面。老工人慶華的幼女蓉蓉是我當教師時的學生。敘舊暢談，我問起當年班上一位比較特別的同學昌昌的情況。昌昌家在農場偏遠的生產隊，上中學才來到場部，看到冰棍、雪糕。昌昌學習基礎差、上課聽不進，只顧打瞌睡；課後不做功課，只顧與花得起錢的場部幹部子女到場部商店流連，買冰棍雪糕、糖果餅乾。每到周末回家就伸手向老父要零用錢。但昌昌的父親是「老病號」，只能做較輕的勞動，沒有重體力勞動工人那麼多的工資。那年月農場中學要「貫徹五七指示」，上午上課，下午安排各種體力勞動，但昌昌不願意讀書，也不願意參加勞動。

我花了許多時間和心機，用晚自修時間個別教他，並鼓勵他珍惜學習機會、學點有用的知識。但他不但沒有振作精神投入學習，更在同學中散播︰「黃老師表面溫和、認真、負責，其實很陰險，成天花時間個別幫我，其實是故意針對我。」他認為︰「讀書再好將來也是回到生產隊拿鋤頭砍刀，花那麼多心機背課文有什麼用？」我只教這個班一個學期，之後我離開農場回城，幾十年沒有再見過昌昌，但對昌昌印象甚深，總覺得是自己當教師的失敗。

蓉蓉告訴我，七十年代末，昌昌同學離開中學之後，返回原所在生產隊當工人；幾年之後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區，昌昌也在這個大潮中，跟隨其他人到過深圳打工多年，但沒有攢下多少錢，後來返回農場原生產隊，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有了孩子。那時農場的體制已經實行承包制，承包農場的工作之外，還可以自己種植檳榔、胡椒、芒果、菠蘿等經濟作物，賣給貿易商。但昌昌在「多勞多得」制度之下也沒有攢得多少報酬，也懶得種植經濟作物，與其他勤勞、能幹、有眼光、有幹勁的同學相比，日子過得很拮据。

我聽了蓉蓉陳述昌昌同學的概況，甚為感慨。我對蓉蓉說，古人云「天道酬勤」，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一生之計在於勤」，「勤」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基本要素。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天上不會掉下餡餅，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不勞而獲，不努力耕耘一定不會有收成。昌昌在學生時代就顯示出「懶」的本性，那就不論讀書或工作都不會有好成績。無論在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抑或在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抑或是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在原始時代抑或是現代，都要勤勞才可以過上好日子，都要努力工作、勤快做事才可以致富。世界上也沒有藥物可以治療「懶」，只能靠自己在實際生活中「經一事長一智」之後學會振作、「的起心肝」勤勉工作、努力奮鬥；如果自己不覺醒，自己選擇「躺平」、「放軟手腳」，那就注定永遠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誰也幫不了。（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健體樂園

健體樂園（隨感）

最近幾個月覺得右肩關節痛，好友玲姐說，多年前自己也曾試過肩關節痛，看過醫生之後，醫生說是肩周炎，要做物理治療；物理治療師建議去設有「長者健體樂園」的公園，「健體樂園」裏面有一款「蹺蹺桿」（現場沒有說明，不知正式名稱，這是老牛以其形狀姑且起個名），可以拉上拉下，堅持拉一段日子就會痊癒。於是老牛從十月底開始去公園拉「蹺蹺桿」。堅持拉了一個多月，每次十幾分鐘，晚上在家再用熱水袋熱敷半小時，似有好轉。

在公園角落的「長者健體樂園」，有各種各樣的運動器械，例如「健體單車」，雙腳如踏單車般踩，以增強腿部肌肉；車輪形的「大轉盤」（肩關節伸展器）用雙手順時針或者逆時針轉動，可以增強肩關節的柔韌性；一種手腳並用的裝置，手向後拉、腳向前蹬，腰向前挺，可以增強腰部力量；名為「升體器」的鐵架，可以用雙手做引體向上，鍛鍊臂力；一種小輪轉盤，兩手並用，向外或向內旋轉，可以增強雙手的靈活性。使用這些器械多數是長者。

老牛看到，這些運動器械沒有一刻停止動作，一個人玩完立即有另一個人接手，甚至是預告「我跟住你」，顯然每個人都對這些器械很有興趣。有個別長者行動不便，由佣人推着輪椅而來，但仍努力試玩這個「健體樂園」的器械。也看到一些長者步履艱難，有可能是中過風、手腳有些不靈便，但仍然很自覺、很認真、很頑強地踩「健體單車」、轉大轉盤。這便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願望的表現，這些「垂垂老矣」的長者都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活動能力。

十幾年前，幾個老同學一起聚餐時，曾辯論到底「生命在於運動」還是「生命在於靜養」。一位曾任高官的老同學說︰「八十年代曾經流行一句話是『生命在於運動』，但是，你看那些奧運健兒、足球健將，有多少個是長壽的？但那些書畫家、文學家、和尚道士，甚少運動，卻多有長壽者。又例如龜，行動緩慢，卻是長壽動物。可見生命不在於運動，而在於靜養。」

另一位熱衷打網球的同學反駁說︰「運動員追求更快更高更強，爭成績爭名次破紀錄，他們的訓練是超常的，時時受傷患困擾；參加比賽也有碰撞和意外受傷，當然很難得享長壽。但醫生常鼓勵病人多做運動，指的是規律性的帶氧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增強心肺功能、增強肌肉力量、提高免疫力，這才是『生命在於運動』的本來意思。你看看清晨和傍晚有許多人跑步，許多人在公眾籃球場打籃球，許多人願意花錢參加健身中心、跟住健身教練做體能運動，滿街的健身室都擠着玩跑步機的人；香港的『渣馬』、『街馬』有成千上萬人參加，許多人喜歡去新界踩單車以及參加公路賽；許多人喜歡游泳、行山、遠足，還有許多人練瑜伽、打太極、打羽毛球、打網球、打乒乓球，你就知道人們接受『生命在於運動』的觀念了。」

八九十年代流行一句「Keep Fit」，本義是「保持合適狀態」，這句話成為好多女士減肥瘦身的代詞。十幾年前，政府診所的護士為我做過一個「高血壓評估」，說我平時打太極不算是「帶氧運動」，建議我去跑步。我跑了兩個月，瘦了許多。牛太說︰「人家減肥才跑步，你已經夠瘦，還要減肥嗎？」於是我聽牛太的話不再跑步，只是每天早上拉筋、踢腿、打太極，一直堅持至今。我其實不在乎長壽，只注重健康。我視每天做運動為「必修課」，我相信適量的運動可以保持柔韌性、靈敏度和平衡力，減低跌倒的風險。這幾年定期去政府診所覆診取血壓藥，定期去見心臟科醫生跟進心臟血管變化，醫生看了我的「家居血壓量度記錄」認為甚好，鼓勵我堅持做運動，他們都認為堅持適量運動有助控制血壓、增強心肺功能，也有助減緩肌肉流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千億財赤

千億財赤（隨感）

財爺近日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承認，本年度財赤將達到一千億，比年初財政預算案時預計的四百八十一億多一倍幾。輿論譁然，市民亦議論紛紛。老牛畫了一幅關於「千億財赤」的時事漫畫，用手機程式傳給友人。老同學梁太看後直斥「敗家仔」；鄰居周太痛罵政府「大花筒」；好友玲玲也說︰「何謂謹慎理財、量入為出？連年巨額赤字，如何有信心幾年內達到收支平衡？真係講得容易。你看內地，許多青年失業、進城打工的農民工露宿街頭，許多地方政府官員都發不出工資了。香港那一點點財政儲備，恐怕再過幾年就花光了。」

誰都明白，罵別人、罵政府很容易，看到政府的苦心和努力就很難，因為很多老百姓都只看結果，沒有耐性去看數據，更沒有耐性看看這幾年政府做了些什麼。我老牛在手機WhatsApp上回覆說︰「爛賭、亂花錢才是敗家仔，今天港府不是爛賭賭身家，只是疫情之後香港經濟恢復不似預期，財團出手審慎、賣地多次流標、企業盈利不多、稅收減少；但惠民措施支出甚鉅，例如那些什麼支援中小企的貸款出現許多壞帳；幾年派電子消費券，市民企業哈哈笑，那些都是政府公帑、真金白銀。加上所謂地緣政治、老美濫施制裁，對香港貨物出口打擊甚大。支出大、收入少，出現財政赤字其實是正常的。」一位本地著名經濟學者也認為，政府出現鉅額財赤，主因是賣地不如預期。

好友玲玲說內地一些地方官員工資也發不出，也是實情。究其原因，正是因為三年疫情，圍封、強檢、隔離、防疫、打針、派藥、住院、治療，每一樣都是政府包底，就算政府多麼有錢，這幾年的疫情也洗乾洗淨，出現赤字。如今疫情算是過去，任何國家都不再公報染疫死亡數字，只視之為風土病；但疫後經濟重振乏力，人們的消費模式改變，特別是疫情期間人們習慣了網上購物、訂餐送貨、購物速遞，「電商」行業大行其道，商家期望「回復到疫情前」已經不可能。香港的情形也是這樣，二零二三年二月重新通關之後，來港遊客也不再是「拖喼掃貨」，只是手持手機四出「打卡」（拍照留念）作「深度旅遊」，所以香港的餐飲業、零售業以及酒店業在恢復通關之後也不見起色。

香港特區政府其實更心急，去年以來不斷搞什麼「繽紛夜市」、「盛事經濟」、「煙花匯演」、「無人機表演」、「廟街夜市」、「美食嘉年華」、「美酒巡禮」等等，都是想搞旺市面、帶起人流、催谷消費。但沒想到去年通關之後，不但出現「報復式外遊」，飛往台灣、日本、韓國、星馬、泰國，更衍生「北上消費」熱潮，搞旺了深圳、東莞、中山、珠海，本地商場、食店則是門堪羅雀。所以政府高官也期望商家「應變、識變、求變」，以適應新的形勢。

當然，我老牛只是一介退休長者，決無什麼治理社會的良方妙策，只是看到香港特區政府以及北京當局，都在千方百計搞好「內循環」。你看，內地當局出動津貼鼓勵市民「以舊換新」，撤銷限制鼓勵市民買樓，其實是調動民間力量來救市。香港政府發「銀色債券」、「基建債券」，也正是要調動民間力量來推動經濟發展。有「專家」擔心政府財困、要「淪落」到「發債度日」的地步。但我老牛認為，中國內地五十年代發行「愛國公債」、「建設公債」，八十、九十年代發行「國庫券」，渡過艱難之後有力償還債務，發債又有何不可？只要控制得宜、不會濫發，則可讓香港渡過難關，重新振作。也有「經濟專家」建議公務員減薪，以實際行動「節流」。不過我老牛對此不敢苟同。如今公務員架構已「凍結」即不再增加人數，工作量大增、工作時間長也要「頂硬上」，若動輒向公務員開刀，試問誰願意為政府做事？如果提出減薪建議的「專家」自己公開宣布帶頭減薪兩成以作示範，老牛則舉雙手雙腳贊成。（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船民困擾

船民困擾（憶舊）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千禧年代的二十多年間，香港一直受到「越南船民」問題困擾。老牛創作的時事漫畫，有不少涉及「越南船民」問題。所謂「越南船民」，原本稱作「越南難民」，源於一九七五年四月底，越南北部由越共領導的共產政權「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經過由六十年代初開始的「解放南方」戰爭，最終打敗了由美國支持的南越吳庭艷政權（南越），完成「國家統一」；但原本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南越，許多人不論富人窮人，都恐懼共產統治，於是掀起外逃潮。越南人用各種方式、甚至是乘小木船出逃，投奔怒海，前途茫茫。當時香港仍是港英治下，是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於是許多出逃的越南人選擇逃到香港，成為「難民」。一九七五年五月初，首批越南難民乘丹麥貨輪抵達香港。之後不時有越南人乘搭貨輪或木船抵港尋求庇護。

宗主國英國為履行政治和道義責任，宣布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原意是接收「難民」後經過審查、甄別，由其他資本主義大國例如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澳洲等國收容，而不是長期居留在香港。所謂「難民」也特指是可能受到當局政治迫害而不得不出逃、尋求政治庇護之人。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也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負責處理甄別、轉介事務。臨時收容的費用由香港政府支付，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香港辦事處的費用，也暫由香港政府墊支。一九八八年六月，香港開始實施甄別政策。

但是，各大資本主義國家收容難民過程緩慢；滯留香港的「越南難民」越來越多，難民營內不時發生打鬥、衝突，令香港人感到難以負擔。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拖欠香港墊支的費用也一直沒有清還，實在令人沮喪。於是，香港民間出現「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的強烈呼聲。同時，香港政府留意到，許多乘船抵達香港的越南人，其實不是遭政治迫害的「政治難民」，多數人是想到資本主義國家謀生、過上比國內更好生活的「經濟難民」，所以九十年代將乘船抵達香港的越南人改稱為「越南船民」。

鑑於各國甄別、收容進度緩慢，港府與宗主國英國以及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商討，再與越南政府商討、越南政府願意接收非法出境的本國國民之後，宣布推行「有秩序遣返」（強制遣返）政策，將滯留香港多年仍不能得到外國收容的越南船民，分批遣送回越南。一九八九年首批「自願遣返」越南船民成行。但美國對香港實施遣返政策表示強烈反對，認為不符合人道主義和自由價值觀。不過，同一時間，大批海地船民湧入美國，時任總統老布殊則堅決實施「即捕即解」（即時遣返）政策，克林頓上台後仍繼續實行強制遣返政策，美國卻對香港遣返越南船民指手劃腳，批評「不人道」，顯然是雙重標準。

香港回歸後，政府順應主流民意，一九九八年一月宣布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滯留香港的越南偷渡者知道不獲西方國家收容，也不能留在香港生活，無奈接受遣返。剩下約一千三百多名沒有國家收容、又不願返回越南的船民，香港政府最終在二零零零年二月實施「融入政策」，允許他們留在香港生活，不再關在難民營禁止外出，而是容許他們離開難民營，發給身分證，讓他們自由在港生活，找工作，自食其力，自謀生計。處理完所有滯留香港的越南人之後，最後所有難民營都關閉。困擾香港二十多年的「越南難民」問題終於告一段落。網上資料顯示︰由一九七五年到二零零五年，香港接收過二十萬個越南難民或船民；聯合國難民公署拖欠港府墊支的十一億六千萬港元費用一直沒有償還。（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攬炒自炒

攬炒自炒（時評）

繼「屠龍小隊」宣判之後，被稱為「串謀顛覆案」的參與「民主派初選」的四十七個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當中四十五人罪成，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宣判。首被告、策劃民主派初選並提出「攬炒十步曲」、企圖癱瘓政府並要挾中央的某大學副教授戴耀廷，連同第二被告區諾軒、第三被告趙家賢及第四被告鍾錦麟，被列為案件的「首要分子」，戴耀廷判囚十年，另外三人判囚六年一個月至七年不等。其餘四十一個被告，按各人的犯案行為、是否認罪、在案中角色等，分別判囚四年兩個月至七年九個月不等。

法庭的判刑理由提到，首被告戴耀廷是企圖取得立法會過半議席的「35+謀劃」的發起人，亦是「民主派初選」的組織者，他是整件案的主腦，因此被列為「首要分子」類別。雖然戴耀廷不是初選候選人，亦沒有參與立法會選舉，但他在「35+謀劃」中，為有意行使預算案否決權的其他人，提供了必要的平台，即使在第二被告區諾軒退出「35+謀劃」後，主謀戴耀廷仍沒有終止初選計劃。法官說，量刑時考慮了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戴耀廷的行為，亦注意到根據國安法，「首要份子」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終身監禁，判刑亦考慮到戴耀廷過往刑事罪行紀錄，法庭認為十五年是適當的量刑起點，唯一的減刑理由是被告及早認罪，予以三分一刑期扣減，最終判囚十年。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在政府總部見記者，他說，判刑已反映罪行嚴重性，「顯示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須予嚴懲」，向社會傳達了訊息，政府不會姑息危害國安的行為，保安局將就個別刑期，詳細研究判詞後，再考慮是否作出上訴。鄧炳強說，「攬炒十步曲」帶有革命主張，在審訊過程中顯示，「攬炒十步曲」意圖癱瘓政府，大規模的街頭暴動，國際政治、經濟制裁等，令香港社會和市民「受到無窮傷痛和苦難」。他指出，所謂「35+」計劃是要破壞特區政治架構，「為達個人政治目的，不理香港市民死活」。

此案宣判引起國際媒體關注。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稱，香港「經歷了二零一九年大規模、有時暴力的民主抗爭之後，北京加大了對異見聲音的鎮壓力量」。報道稱，今日的判刑更加展示出，香港這個擁有七百五十萬人口的城市，由昔日自由敢言、抗議活動屢見不鮮的社會，演變成為「中國專制政權的倒影」，「異見人士被收監、噤聲或被迫流亡」。美國紐約時報說，香港對四十七人企圖顛覆案的判刑，是自從港區國安法二零二零年實施後，北京對二零一九年連續數月的大規模抗爭的強硬回應。報道形容，本案對抗爭者、香港反對派先鋒的起訴，「對這座城市的民主希望造成了毀滅性打擊」。華盛頓郵報認為，本案對非暴力罪行的嚴苛判刑，揭示了「香港的司法制度已成為了五年前當局對民主抗爭運動的鎮壓延伸」，並形容「當局堅持繼續迫害反對派領袖」，並且認為這些領袖就是站在抗爭的最前線。

西方媒體的評論，並非對香港實情的無知，而是嚴重的偏見。西方政客和媒體見不得香港好，他們不想看到香港安定繁榮百業興旺，只想利用香港的「亂」來拖垮中國。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起的「黑暴」，香港普羅市民感受最深，打砸、縱火、堵路、衝擊政府辦公地點、破壞公物、打爛交通燈，暴力無日無之，市民惶惶不可終日。明明是破壞公物、擾亂治安、打擊工商活動、騷擾民生，社會動亂有百害而無一利，但西方政客偏偏認為是「民主希望」、「自由敢言」，視之為「美麗的風景線」，大加贊賞，推波助瀾，其惡毒目的是必欲置香港於死地而後快。以戴副教授為代表的企圖藉立法會選舉奪得過半數進而癱瘓政府的一班反對派人士，如今被依法懲處，西方政客和媒體的陰謀未能得逞，當然很不爽，當然就藉詞對香港法治大肆攻擊抹黑。香港實在不必理會西方政客和媒體的誣蔑，只管做好自己的事。（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屠龍宣判

屠龍宣判（時評）

二零一九年六月中旬爆發、延續超過半年的「黑暴事件」（當時「黑暴」同情者和泛民稱之為「反修例」「社會運動」），已經過去五年，不願提起、未能忘記。由電視等媒體報道和呈現的暴徒打砸店鋪、衝擊立法會和政府機構、四處縱火、襲警等恐怖畫面，至今歷歷在目。日前法院對一伙自稱「屠龍小隊」的恐怖組織企圖殺警的案件結案宣判，再次勾起人們對五年前的黑暴橫行日子的記憶，也再次提醒市民︰對潛在的顛覆政府的反社會暴行不可掉以輕心。若非警方在暴徒作案前偵破並瓦解這個組織，一旦他們的陰謀行逞，遊行當日必會造成許多執法人員和無辜市民傷亡。

這一伙「屠龍小隊」十多人原本策劃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民陣」策動的港島區遊行期間放炸彈及殺警。律政司首次引用聯合國反恐條例檢控，其中七名被告十一月十四日在高等法院判刑。首被告「屠龍小隊」隊長黃姓嫌犯，早前承認一項「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及一項「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以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罪」，被判十三年六個月；案中主腦吳姓嫌犯，承認一項「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及一項「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被判監禁二十三年十個月。案中擔任「槍手」的蘇姓嫌犯承認「串謀謀殺、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及「使用槍械及彈藥」、「意圖抗拒或阻止合法逮捕」，被判監禁十二年。其餘幾個被告分別被判囚五年至十年十個月。

法官張慧玲判刑時表示，案中主腦拉攏不同人物招兵買馬，安排軍訓，積極參與策劃本案，並親身配製炸彈，雖然他在家人朋友眼中是關心社會，為人熱心，但他計劃濫殺警員，顛覆政府，更在炸彈中加入金屬釘，惡毒心腸令人咋舌震驚。黃姓嫌犯在二零一九年的「黑暴」之中積極參與行動、大肆破壞，主腦吳姓嫌犯看準此人「勇武行為」而拉攏加入本案計劃。法官認為，殺警計劃經過周詳部署，惡毒之處非筆墨可形容，殺害警員的目的明顯是要向社會宣戰，必須嚴懲。

這次是律政司首次引用聯合國反恐條例作出檢控。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出席活動時見記者，被問到會否再引用反恐條例起訴被告，他回應說︰「其實並非我們想不想用」，也不希望香港有人觸犯相關的條例，而要動用條例，「但如果有人犯法，危害香港的公共安全秩序，律政司一定會秉公辦理，將有關人士繩之於法」。警方表示，用「喪心病狂」來形容本案被告實不為過；本案嫌犯被重判，足見法庭認同案件的嚴重性、判刑必須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企圖殺警的狂徒終於被重判，當然大快人心，但是也令人痛心。這些被判入獄的「狂徒」，以及一兩年來已被判刑的一大批參與「黑暴」而被控「暴動罪」的年輕人，本來大多數都是大好青年、關心社會、積極做事、有上進心；有些是在學的大學生，有些是專業人士；為何在所謂「反修例運動」中突然變成「暴徒」？就是因為有人在社會上鼓吹「港獨」、「民主拒共」以及反政府、誣蔑執法者的言論，有外國勢力教唆、煽動甚至提供資金，令許多大好青年被教唆、被利用，為了所謂「崇高理想」而「不惜犧牲」。粵諺有云︰「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這些熱血青年敢於「出手」、參與打砸暴動、衝鋒在前的「笨人」，一大批被捕、被判，前途盡毀；然而，那些出書、寫文章、主持電台節目的名嘴、公子、教授、專家等等「出口」的「精人」，卻因為沒有實質行動而至今逍遙法外。目前社會無法對那些「精人」作出懲處，唯有提醒年輕人要看清楚、想清楚，不要受人唆擺去做出手的「笨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周刊漫畫

周刊漫畫（憶舊）

老牛由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起，接手由恩師洪流先生一直經營的時事漫畫專欄，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該大報由一九九三年起，出版一本小型週刊，星期六隨報免費附送。這本免費周刊主要是軟性內容，包括美化家居、流行歌曲、明星行蹤、歷史掌故、名人專訪、風水學說、星座運程、家務貼士、微型小說、電影簡介、一周電視節目等等。主編者特意留了一個版面，約我畫一個整版的彩色漫畫。編者打電話給我，要求根據每星期的社會動態和熱門話題作主題，完全有創作自由，不必顧及該大報的立場。我老牛明白漫畫的社會功能，當然不會為歪風邪氣張目，也不會為反社會思潮唱頌歌。

由於這本隨星期六報紙免費派送的小雜誌是周刊，也有一定時效性，我在構思時會留意最新新聞和社會思潮、熱門話題，或者重要題材來做當期漫畫的主題。勞工話題、環保話題、反毒品、反吸煙、反酗酒、反賭博、反家暴、反校園欺凌等都是我常用的主題。當然也有許多是「應時」、「應節」的，例如聖誕節、春節、元宵節、中秋節、重陽節等等。漫畫本身要有變形、誇張的手法，也要有輕鬆幽默、搞笑、笨拙等因素，讓讀者在笑中得到啟發和教益。

九十年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代，不但是因為香港已鐵定「九七回歸」，對九七過渡期不同背景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因而民心浮動；而且各個階層對未來的期望都有不同想法，社會上有許多各種各樣的思潮。這個社會和民心的大變化，造成許多值得表達的漫畫題材。所以那幾年的漫畫創作是很活躍和成熟。當時的許多社會事件，例如觀塘五間金鋪連環劫案、船民中心暴動、移民潮、學生明星夢、政客不務正業等等，都在每周一幅的生活幽默漫畫中有所展現。當然也有許多是鼓勵正向思維、多做運動、熱心助人、多讀好書等主題。

可惜該報的積極構思和振興努力，敵不過市場萎縮的衝擊和該報自己經濟困難的壓力。報業經營困難與社會變化、電子媒體發達、市民口味改變都有關、原本有幾個報紙同時有「晚報」，例如明報有晚報，大公報也有「新晚報」，都先後結束；較少市民留意的「香港時報」也停辦了。在這樣的大潮之下，這本每周末隨報付送的小周刊維持了不夠三年就停辦了。當時每星期交稿時，我都會在畫紙背後註明「用後請退回原稿」，主編者也很認真執行。小雜誌停辦後，主編者將原稿退還給我，真是十分感謝編輯的用心和盡責。直到今天，這一堆大尺寸彩色漫畫仍然放在家中的膠箱，留住一段回憶。（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科網熱潮

科網熱潮（憶舊）

八十年代，電腦還是在象牙塔中的事物，只有少數學電腦的專業人員、穿著白大褂、在「無塵工作間」操作電腦。九十年代初，個人電腦開始普及，中學生也被要求配備「三八六」學習使用；九十年代中，「互聯網」興起，「上網」成為時尚；九十年代末到千禧年之初，全球突然掀起「科網熱」，有人註冊一個什麼「.com/」的網頁，就賺錢賺到眉開眼笑；於是許多人追隨大勢投入「科網公司」，成為二零零零年的奇特現象。老牛親歷了那時全世界擔心「千年蟲」干擾電腦的過渡期，期間曾為一本在科網熱中創辦的月刊畫插圖和時事漫畫。

這家在「新時代」中創辦的雜誌的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小何，曾經是老牛的同事，他就是在「科網熱」中轉投科網公司，然後轉到一個資深傳媒人旗下，協助辦雜誌。小何知道我為某大報畫時事漫畫已經十年，於是打電話約我，為該新辦雜誌畫一個整版的插畫，內容自選，有絕對的創作自由。我向小何了解該雜誌的性質、主要內容之後，答應每月為該雜誌交一幅A3尺寸的彩色漫畫，內容配合該雜誌的主題，包括個人電腦應用、科學普及、互聯網應用、環保、綠色生活、保護動物、設計等等，以及與香港現實生活有關的幽默漫畫。

這個雜誌的創辦人是原本在某大報任編輯的資深媒體工作者。這本雜誌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起碼不反共、不唱衰中國、不反特區政府，不談政治時事，不提什麼「政改方案」、「民主」、「普選」，主要是做科技普及和介紹最新網絡使用知識，特別是教讀者如何開設電子郵箱、如何使用電子郵箱傳送圖文資料、如何開設「網店」，以及如何在網上學習、網上營銷、網上搜尋等等。雜誌的文章由資深科技人員撰稿，內容正確又深入淺出。

老牛覺得主持者的用意甚好，在席捲全球的「科網熱潮」中，這本雜誌及時向讀者介紹相關知識，實在是科普的先驅。雜誌定位為月刊，順利出版幾期之後，小何告知漫畫版改為半版，內容仍然自定。於是我嘗試畫單幅的幽默漫畫，也嘗試畫略有故事的四格漫畫，以期在嚴肅深奧的科學知識之外，可以多一點惹人莞爾一笑的幽默。出版大半年，與小何合作愉快。

但是，當時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的恢復期，該雜誌的市場反應未如理想，商業廣告甚少。本來，香港乃至全世界的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電視台，或者實體紙質媒體如報紙和雜誌，都是倚賴商業廣告為主要收入來源，而不是靠銷售。不過，銷售情況是廣告商考慮投放廣告的依據，即是說，銷路廣、讀者多、潛在受眾多、廣告宣傳效力大，商家才願意投放廣告。因此，電子媒體或紙媒體都會誇大讀者群和銷量，以吸引商業廣告。

這本介紹最新網絡資訊的月刊，也許是市場定位不清晰，或者是自己宣傳不足、知名度不夠，每期只有兩三版廣告，實在很難維持基本支出。在財政困難中堅持了一年多之後，小何打電話告知我，說是因為沒有大財團、大老板和大品牌的廣告支持，創辦者的財力難以繼續支撐，決定結束。我得知雜誌無能力繼續辦下去，深感無奈。這段日子為雜誌創作的漫畫，如今回顧，仍覺得內容積極正面、富有幽默感，是老牛覺得滿意的作品。（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日）

時代終結

時代終結（憶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十年的二十幾年間，我老牛不但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為幾家出版社畫插圖、為財經雜誌和政論雜誌畫插畫。二零零四年為一本只出版了兩期的期刊畫時事漫畫，是很特別的經歷。這個期刊的主辦者是曾經在中共駐港最高機構任職的香港人何老先生。

何先生前半生經歷甚有傳奇色彩。他在香港出生成長，少年時代家貧輟學流落街頭，輾轉赴內地，追隨中共游擊隊參加抗日戰爭，從事演劇等文藝宣傳活動；四十年代末，曾在中共在港設立的「達德學院」求學。中共建政初期在內地當幹部，五十年代中期重返香港，八十年代官至中共駐港機構某部副部長。但「八九風波」形勢急變，何老先生不認同北京的處理方式，宣布脫離中共。晚年全心全力協助摯友、知名富商霍老先生投資開發南沙，成績斐然。

何先生這些背景資料只是閱報所得，其實我老牛並不認識何先生其人。二零零三年十月，何先生透過朋友聯絡我，稱要商量一些事。我如約到銅鑼灣香港遊樂會網球場休息室拜會何先生，這是第一次見面。何先生說，自己手頭上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和一些著名作者的甚好的文章，不要浪費了，要設法讓世人看得到，所以決心以晚年的餘力，自資辦一本月刊。何老先生從未涉足文化出版，他的出版理念只能交給他認為靠得住的執行編輯去實施。何先生從他交託的執行編輯口中，得知我老牛十幾年來一直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於是約我見面，囑我為他辦的期刊畫一個整版的彩色時事漫畫。

何老先生與我在遊樂會餐廳吃午飯，邊吃邊談。他特別強調，作者完全有創作自由，看到近期有什麼重大事件、最熱話題就畫，不必有顧慮。他說︰「報章雜誌的時事漫畫本來就應該是『無字的社論』、『圖像的短評』，在宣揚正義、討伐歪風中發揮『匕首』、『投槍』作用，所以本來就應該獨立存在、獨自成篇，而不應該視為文字的插圖或附屬品。」既然主辦者有如此廣闊胸襟、給予完全的創作自由，老牛自然應允為他供稿。一個星期之後，我把第一幅大約A3尺寸的彩色時事漫畫交到何老先生委託的執行編輯手上。

二零零四年一月，月刊創刊號面世。何先生再約我到香港遊樂會見面，在會所餐廳一邊吃午飯一邊談約稿事宜。這次何老先生談了許多對特區政府施政的看法，也說了許多自己年事已高、力不從心、自找苦吃一類的話。我考慮到月刊的特性，要盡量追貼時事，就不宜太早畫，一邊觀察社會動態一邊構思，到截稿前三天才動筆。交了第二幅畫稿後，一個月不見新一期雜誌面市，不知何故。未有收到何先生任何訊息，於是決定在下一個月的預計截稿期前，再交一幅。我想︰如果事情的發展真的如上次何先生所說的「力不從心」，那麼，即使月刊還堅持出版，我也等用了已經交的畫稿再作打算，不必急於創作新畫。我便一直留意市面書報攤，是否看得到新的一期雜誌。

再等了兩個月，終於在報攤看到第二期月刊擺上貨架。我急忙買一本翻看，發現後來交的兩幅漫畫同時刊出，最後一頁還有一版「編後語」，告訴讀者「這是第二期，也是最後一期」，向「關心」這本月刊的讀者交代「停辦的原因」。內容與上次約我吃午飯時談的相同，大意是回歸七年特區政府的一些做法與「安定繁榮」目標背道而馳︰一些媒體長年唱衰中國，好的不講，專找不足之處「天天講時時講」；扼殺某些行業，大批青年走進失業行列；政府投資失誤，浪費公帑，似乎是要將香港的家底「分光、用光、賠光」； 「高薪酬、高福利、高成本，用人亂、政策亂、意見亂」等等許多個人意見。

這篇「編後語」特別提到，自己的一些觀點寫成文章投給報章，少數報章會刊用，但通常是被多數報章投入廢紙籮，或者改動觀點，或者放在不顯眼位置、作特別處理，自己感到十分無奈，這才激發自資創辦雜誌的打算。但是「創刊號已經搞得筋疲力竭」，自感「歲月不饒人」；強調「絕對不是被人封嘴」，完全是因為「自己心有餘力不足」，停辦雜誌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屬於何先生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老牛有幸因為畫時事漫畫而與何先生結緣，有幸親耳聆聽何先生的心聲，也算是人生一段很好的回憶。（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起三落

三起三落（憶舊）

我自小喜歡畫畫，喜歡臨摹小人書上的馬超、黃忠、呂布、趙雲，也喜歡閱讀中國老一輩漫畫家的作品。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固然愛不釋手，平日閱報最喜歡華君武、方成、苗地、丁聰、畢克官、繆印堂、王復羊等人的幽默漫畫和插圖。這些漫畫是本來意義的漫畫，即有幽默、諷刺、搞笑意味，以誇張、變形手法繪製的單幅或多格作品，並非日本流行的連環圖故事。一九八六年秋來港定居後，發現香港報章多有漫畫版，申明「園地公開，歡迎投稿」，這便是香港這個「自由世界」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的體現。我由一九八八年四月起，畫幽默漫畫投稿報章獲得採用。一九八九年秋季獲恩師洪流先生舉薦、香港藝術中心邀請，參加「笑論人間．香港專欄漫畫展」，一九九零年起為某百年大報經營時事漫畫專欄，也不定期為不同報章、雜誌畫時事漫畫，以及專題漫畫專欄，也為幾個出版社畫插圖。

老牛為某百年大報畫時事漫畫專欄凡二十二年，期間經歷「三起三落」。一九九零年初，在該大報一直經營時事漫畫專欄的恩師、漫畫家洪流先生移居北美，推薦我接手他的漫畫專欄。其實之前因為該報社長約我試畫國際時事和本港時事漫畫供該報選用，該報編輯對我的作品風格和取向已有所了解，於是由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起，正式接手經營每星期刊出六幅的時事漫畫專欄，到二零零零年整整十年。其後主責編輯告知將要改版，二零零一年一月漫畫專欄停了。這是第一次起落。二零零二年，該報創刊一百周年之際，我曾撰文憶述該報老社長楊先生約我創作時事漫畫的往事，此文其後收入該報百周年紀念叢書。

二零零二年底至零三年初，中國內地突然出現「非典」（香港稱為「沙士」），繼而傳到香港，造成香港幾百人死亡，社會恐慌、百業蕭條，這場瘟疫肆虐半年又突然無聲無息消失。二零零三年「七一」回歸紀念日，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發洩對政府不滿。也許這場遊行示威讓上頭主管宣傳的領導人有所醒悟，明白九七年「七一」的「平穩過渡」不等於天下太平，宣傳工作不能放鬆，於是該報又約我繼續畫時事漫畫。二零零四年六月重啟沒有專欄名稱的專欄，每星期刊六日，持續了六年，其間經歷了技術的提升，以往一直是每日交畫作原稿到報社，由二零零八年七月起，改為以電子版、通過電子郵件交稿，每日畫作掃描製成電子版，用電郵傳到報社，漫畫原稿就留在自己手上。到二零一零年八月，編輯告知改版，九月用完最後幾幅就結束。這是第二次起落。

二零一一年底，該報一位編輯打電話給我，約我由二零一二年一月起供稿，並改為彩色，每星期一至五刊出。我欣然接受任務，每日以電郵交稿。但閱報時發現，一個星期採用我的畫作只有兩三幅，其他日子是另一位作者的作品。這顯然與約稿時的說法不同，我感到不受尊重，二零一二年三月某日交稿時，在電郵附一封信，大意是︰我老牛創作漫畫多年，思路枯竭、靈感耗盡，決定不再交稿，請編輯見諒，另請高明。這封信驚動了評論部主任，該主任立即回電郵，稱他自己是讀老牛的漫畫長大的，請老牛繼續供稿支持該報；至於編輯處理稿件的問題，報社內部會適當處理。我感其誠，同意繼續供稿。

但編輯卻要求我每日的畫作要配合評論版的「頭條」。我甚氣憤，即回覆道︰「這個配合評論的要求，比會考生猜題還要難十倍。我認為重要的社會事件、熱門話題，立即構思動筆創作，但怎知道貴報明日刊出的評論版會否以此作頭條？本來報章漫畫是『無字的社論』、『無聲的吶喊』，是『匕首投槍』式的獨立存在，不應將時事漫畫視作評論的插圖或者附屬品。」我答應繼續供稿，至於如何處置則是報社的決定，我老牛不過問。當時牛太正病重，她知道我與這位新編輯鬧得不愉快，勸我說︰「你是退休人士、將屆長者之齡，要有『總有一天要退下來』的思想準備；人家編輯有人家的想法，他不用你的作品就算，不必動氣。」我很感激牛太的勸慰，一直堅持做好自己本份。這年十月中旬牛太去世、十一月上旬處埋後事，我強忍悲痛一直堅持創作、交稿。到聖誕節前，接到責任編輯的賀年卡，卡中附言告知︰二零一三年元旦起改版，漫畫專欄撤銷。於是老牛的專欄漫畫生涯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落幕。二十二年間曾經「三起三落」，也算是對社會和人生有所交代吧。（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劫後餘生

劫後餘生（憶舊）

母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時代女性」，在接受新式教育、思想開明的外祖父鼓勵下，母親在省城讀完小學、初中，考入市立師範學校，畢業後再讀大學教育系，決心當教師獨立自主、自食其力，不走那個年代許多女孩「早早嫁人、做住家娘」的舊路。人民中國成立後，母親一直當教師，六十年代升為主任，主持職工技術學校的行政工作。一九六六年發生「史無前例」的「革命」，一九六八年，母親下放到「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

所謂「五七幹校」，源於毛澤東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批閱「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當時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的批示，即所謂「五七指示」，當中提到各行業都要「學工、學農、學軍」。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黑龍江一個『五七幹校』為幹部革命化提供新經驗」的報道，轉達了毛澤東關於「幹部下放勞動」的最新指示，於是全國興起辦「五七幹校」。這些所謂「五七幹校」其實是安置機關幹部和教師的勞動改造農場。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母親跟隨機關幹部，步行到從化縣山區由「戰備工廠」改建的「上羅沙幹校」。母親在晚年自撰的回憶錄中，記述了在幹校勞動時，昏倒在田野、差點失救的舊事。

這所幹校所在地從化縣上羅沙是丘陵地，「地無三尺平，出門就爬坡」。幹校學員參照軍隊編制分為班、排、連，日常生活主要是在農田裏勞動和政治學習。那年頭機關已癱瘓，所有幹部都要去「五七幹校」勞動。但「文革」時期興起以「血統論」為理論基礎的思潮，講求「家庭成分」，即「背景」，家庭屬於工人、農民、革命軍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即所謂「紅五類」的就成為「紅人」，被安排當「班長」、「排長」；這些文革「紅人」不論本來是何職級，突然變得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對不是「紅五類」的同事頤指氣使、飛揚拔扈。母親的家庭出身是小資產階級，當然是被「紅五類」欺負的一群。

當時母親已到退休年齡，而且患血管硬化、高血壓，但勞動強度和工作量與青年健康人沒有分別。一天，排長分派母親到很遠的田地去整地、鋤土，母親體力不支，暈倒在田頭，昏迷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入黑時分，原機關工會幹部李大姐收工經過，看見田邊有一堆黑糊糊的東西，覺得奇怪，本來已經走過去了，還是忍不住回過來，俯身下去再細看，赫然發現是一個人倒在田地裏。她扶起一看，認得是我母親「高老師」，摸一摸，還有體溫和呼吸，於是連搖帶喊，叫醒這位「高老師」，扶著母親慢慢走回到工廠的衛生室。

但衛生室裡面沒有人也沒有藥，於是再扶母親走到半山腰的宿舍。當時幹校「宿舍」沒有床，人人都「打地鋪」，就是在地面上鋪一層乾稻草，然後在稻草上鋪草蓆，這就叫做「打地鋪」。李大姐把母親放在地鋪上躺下，給母親塗藥油，然後去找班長「老鷹」，告知「老鷹」高老師今天下午在田地裏暈倒不省人事的情況，請求班長體恤這個老年病人，適當安排較輕的工作。班長「老鷹」冷冷地說﹕「那就叫她明天不用下田，在家燒水給全班洗澡。」

燒水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工作，特別是在山區的「幹校」，特別是對於母親這個曾經昏倒在地、渾身無力的病人來說，更是重活。那年冬天特別冷，病中的母親要從半山腰的宿舍到山下溪澗取水，挑到半山；搬來石頭砌好爐灶，架起大鐵鍋，還要跑遍山頭去撿枯樹枝作柴火，累得上氣不接下氣。母親在回憶錄中說︰「幸好自小在農村生活，一向勞動慣了，這樣的工作難不倒我。學員們在寒冬中辛苦一天回來，有點熱水舒舒服服洗個澡，也算是有點貢獻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母親隨其他學員從原本的從化山區「上羅沙幹校」遷回廣州市近郊珠江邊的「沙貝幹校」。母親因為曾經在田地昏倒過，在沙貝幹校不用拿鋤頭下田，只負責養雞。一九七一年初，北京傳來毛澤東「最新指示」，稱對「老弱病殘者」應給予照顧，一九七一年三月，母親作為受「照顧」的「老弱病殘者」，離開沙貝幹校，安排到輕工局轄下的糖果廠包裝車間勞動。在工廠，體力勞動之餘也協助車間搞點文宣工作。工人對這位有病的「高老師」很客氣。比起在幹校下田勞動，能夠返回城市、回家住，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下放到海南島國營農場，兩年半之後的一九七一年五月，第一次回城探親。得知母親被安排在市內的糖果廠，我便到糖果廠包裝車間來看望母親（用現代的說法是「探班」），與包裝車間工人們攀談、參觀車間設施、與母親一起勞動，休息時就幫母親搞車間的壁報欄，中午在飯堂吃飯。我能畫能寫，態度友善，工作效率高，完成的壁報有大字標題也有精美插圖，美觀吸引，深得工人好評。一九七一年十月，母親在糖果廠辦理退休。

中午吃飯的時候，母親對我說︰「幸好當初李大姐把我扶起，沒有在田地裏失救而死，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整整三年在幹校和在工廠的體力勞動，既是折磨，也是鍛煉，我的身體狀況反而好了。上天給了我繼續生存下去的機會，讓我可以看著在文革中變得不可一世的人，如何難以面對自己的失態和歷史的嘲弄、如何無地自容；讓我有機會看到自愛自重、自強不息的兒孫成長，我一定會頑強生活，一定可以笑到最後，笑到最好。」（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二日修訂）

留住記憶

留住記憶（隨感）

許多年前，有出版社出版「老城市系列」，述說幾個省會城市的前世今生，吸引各個不同年齡段的讀者去探究歷史；也有出版社出版「老照片」系列，分專題刊出許多一百年前的珍貴圖片，讓今天的人們從照片的圖像中認識那個遠去的時代，實在是功德無量。八九十年前，照相還只能在照相館（影樓），照相機是高級玩意，普通人玩不起。如今人人用手機拍照「打卡」，無法想像祖母輩年代要拍一張照片有多麼隆重。九十年代初，我曾經買過「老城市系列」中的「老廣州」，以及「老照片系列」中的「羊城憶舊」給母親細讀，勾起母親許多童年回憶。我母親自己也非常重視保存照片，她認為每一張照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背後都有一段故事，都為我們留住那一段往事的記憶。

我母親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省城讀師範學校，立志當教師自立自強，師範畢業後邊當教師邊用晚上時間再讀廣東國民大學教育系。可惜剛讀完大學、通過了畢業論文、拍了畢業照，侵華日軍就炸到廣州，母親不得不帶着現金、衣物和心愛的照片，跟隨家人「走難」回到家鄉躲避。母親戴四方帽拍的大學畢業照，是她珍藏的老照片之一。照片正面用墨水筆寫着「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幾日之後，侵華日軍的飛機就炸到廣州城。這張照片經歷戰亂、逃難、四處奔走、顛沛流離，幾十年動盪不安，仍能保存到今天，真是難得。

家中最古老的一張照片，是大約上世紀二十年代，外祖父的六兄出洋多年回鄉娶妻時，在照相館擺姿勢拍的「標準照」。雖然照片已經發黃、顏色漸褪，但仍可看到六伯公年輕時的英姿︰筆挺的西服、粗大的手放在桌子的禮帽上、寬大的方形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六伯公文化水平不高，因為家鄉窮困而不得不簽一紙合約「賣豬仔」到北美，憑着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勤勞儉樸的本色，在異國他鄉熬出頭，妻兒最後都定居美國，兒孫們都有一番成就。這張發黃的舊照片便是當年一代華僑背井離鄉艱辛經歷的歷史見證。

母親在日軍侵佔廣州時逃離廣州，輾轉到了粵北，與父親在有敵機在上空盤旋的山區茅草屋「結國難婚」。第一個孩子在逃難途中夭折，第二個孩子一九四三年一月出生。孩子幾個月大挺得起腰時，剛好有攝影師帶着工具來到曲江偏僻的窮山區為百姓拍照，母親便抱着孩子，與祖母和父親在木屋的白牆前拍了一張「全家福」。這個手抱的孩子就是我的姐姐，今年八十一了。她經歷了日軍侵華的逃難歲月，見證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也經歷了經濟困難、物質奇缺的日子，今天也學會用手機通話，真是目睹幾十年的翻天覆地變化。

有一張小小的生活照，內容是一群小學生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這張大約攝於一九四八年的照片，是母親當小學教師時，帶學生郊遊的記錄。照片中的七十二烈士墓正是原本的樣子。六十年代末，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墓頂的自由神像被掃除了，墓碑也砸碎了。七十年代末，「十年浩劫」結束，社會回復理性，才重建了墓碑。但後世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這個埋葬着當年為反清而犧牲的七十二烈士的陵墓的本來面貌和歷史意義，只依稀從課本中得知黃花崗起義的概要。孫中山親題的「浩氣長存」大牌坊，成了遊人「打卡」的景點，卻沒有人去探究背後的血與火的革命故事。

家中保存着一張外祖父與眾兄長及家族第二代的合照。那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約請攝影師在廣州一個庭院中合照。前排坐者是外祖父與眾兄長。他家本有七兄弟，外祖父是老么，排行第七，最年長的夭折，存活六個，所以他有五個兄長。外祖父在省城「省立工業學堂」讀書，畢業之後回鄉任教師，後來受鄉賢聘用，在省城保險公司做事。二伯、四伯、五伯在鄉間守住田產，三伯和六伯年輕時「賣豬仔」到美國，一直在美國謀生，若干年後回鄉娶妻生子，又再返美。後排是這個家族的第二代，那年代重男輕女，所以參加合照的只是男丁，女兒都不在場。合照之後，原本在鄉間的兄長仍舊回鄉，在美國謀生三伯和六伯以及他們的兒子重返美國，之後再也沒有機會聚在一起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在美國的表舅嫁女，特意匯款回國，讓外祖父與在國內的親人吃一頓好的，當作是「請」我們家「飲」他家的喜宴。那天外婆弄好滿桌飯菜，約請堂舅和表舅來一起吃飯慶賀。堂舅借了一部相機帶來，給我們留住這一刻的記錄。照片中的環境是外祖父家的客廳，狹窄的小空間一張圓桌圍坐着一家老少；牆上如傳統家庭那樣掛着擠滿相片的鏡框。本來牆上掛着幾幅名家字畫，拍不到了，進入鏡頭的只有康有為寫給外祖父的中堂，內容是康有為自撰七絕「庭蔭南柯方夢覺，几攤大藏讀楞伽，吾生自有安心法，所遇皆欣即是家」。幼時每次到外祖父家，他都教我讀這首詩並給我講解，這首詩在我不識字的年紀已經會背下來，但還是看不懂。相片中只看得到康有為的落款和蓋印。這件文物在文革中已失去，只在舊照片中留下痕跡。（二零二四年十月五日）

功勳相機

功勳相機（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多名廣州知青來到海南中部的母瑞山農場，分配在合山隊，很快便投入艱辛而繁重的體力勞動。不過，「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猶」，年輕人仍然有用不完的精力，工餘時間總想找點活動。看到從未見過的深山密林、青山綠水、白雲藍天、朝陽晚霞、層層梯田，總有一點「指點江山」的衝動，很想把眼前看到的景色拍下照片，然後寄回家去給家人看看，讓家人放心。大江看透了大伙的心思，悄悄對好友和尚說︰「臨離家前，我偷了父親的相機，如今帶來了，正好派上用場。」

這是一部德國蔡司一二零相機，風琴摺疊式單鏡頭，可以拍六厘米乘六厘米的正方形，也可以把菲林盒的活門關上、拍成六厘米乘四厘米的長方形。那年頭相機可真是貴重物品、高級玩意，不但極少人擁有，許多人甚至見都沒見過，更不懂怎麼擺弄。大江是如今的相機主人，當然由他來操作。星期天休息，一大群知青便跟著大江鑽進橡膠園林段和防風林去，擺個「戰天鬥地」、「指點江山」的姿勢，或者擺個那時舞台上常見的「群像造型」，拍照留念。

一九六九年春，生產隊重新編班，一部分知青安排在農副班，多數知青安排在割膠班，開始學習割膠。一天上午九點多，割膠工人陸陸續續膠歸來，向著公路邊的膠水房方向集中。大江把相機掛在脖子上，站在公路邊的「合山大門」（寫著宣傳語句的柱子）旁，看到幾個女知青正挑著膠桶走向膠水房，便「抓拍」了走動著的「收膠歸來」；看到一大堆人正在膠水房下面的小溪（河溝）洗膠桶，叫了聲「趕快過來，拍個合照。」十幾個正在膠水房和小溪邊洗鋁桶的割膠工，以及在附近打石頭的農副班知青聽到叫聲，趕忙跑到「合山大門」前面，拍了個朝氣蓬勃的「小合照」。

那一年合山隊（六連）有基建任務，外包工在公路邊的稻田築起磚窯，在旁邊挖土打磚瓦，磚窯堆得像小山高。星期天休息日，一班知青走到磚窯去看熱鬧、爬到磚窯頂上去好奇的觀看。大江又拿起他的相機，拍下在磚窯頂「高高在上」的照片。流向膠水房的小溪，經過連隊瓦房外圍的一段，溪邊有幾棵四人合抱的百年大榕樹，巨大的枝椏和氣根組成的樹幹縱橫交錯，手腳靈活的年輕人喜歡爬到樹上去玩，大江又拍下了這「童心未泯」的鏡頭。

其他分場、連隊的同批知青，知道合山人有一部相機，都羨慕得垂涎三尺，老是想借大江的相機回去拍照留念。大江說︰「相機是貴重物品，不是人人都會用，萬一弄壞了就誰也拍不了，所以決不外借。借機不行，借人可以。意思就是，誰想拍照，我去跟他們拍。」於是，大江和幾個合山知青便在星期天，步行到寶峰分場，為寶峰幾個隊的知青拍下珍貴的鏡頭。正因為大江充當攝影師，所以許多合照相片都不見大江的身影和面容。

四十多年過去了，每一次知青聚會，每一次重溫老照片，負責整理圖片的沛強就說︰「幸虧大江有一部相機，我們才有機會留下這些珍貴的記錄，大江應記一功，大江的相機是功勳相機。」二零一六年，合山知青在從化聚會，沛強又對大江說了這番話，大江才道出這部蔡司相機的故事。原來，這部德國相機是大江的父親四十年代末從香港帶回來的。大江的父親是廣州某大香煙製造廠的技術人員，文革前夕是該廠負責人，文革中自然被整得天昏地暗，關在「牛棚」不能回家。大江那時只是初中二年級，無人照顧也無人看管，在「上山下鄉」大潮中，跟隨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報名去海南，離家前偷偷把父親心愛的相機帶走了。這個「叛逆行動」固然把父親氣得半死，卻為記錄知青生涯立了大功。

這部相機不但記錄了大江父親被整的不堪回首的往事，也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時刻，讓我們可以重溫過去的風華正茂的青春歲月。幾十年後，大江的父親獲得平反、補回被扣的工資、安排了宿舍，生活改善了。到如今，大江自己也退休了，他的那部古董相機仍躺在家中的櫃子裏，同它的主人一樣，過著優哉悠哉的退休生活。這部相機拍下的黑白照片，仍在繼續訴說著五十多年前的遙遠故事，牽動著每個合山知青的心。（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蜞蛇蜈蚣

蜞蛇蜈蚣（憶舊）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國的「文革」大亂兩年後，原在校大中學生都要離校到農村去。我接到赴海南落戶務農的通知，回家告知住在樓下的外祖父，並打長途電話，告知在廣州北郊從化縣深山裏的「上羅沙五七幹校」勞動的母親。外祖父對我說︰「我自己未曾到過海南，傳說那是蠻荒之地，歷史上是犯人流放的地方，唐代李德裕、宋代李綱、胡銓、趙鼎以及蘇東坡等人都曾因言獲罪，被囚禁然後流放海南，可知那個島真的是天涯海角。那裏有許多人跡罕至的原始森林，充滿山嵐瘴氣、蛇蟲鼠蟻甚多，你到那個地方千萬要小心。」我感激外祖父的提點，但未曾經歷，很難想像什麼是山嵐瘴氣。在農場生產隊住下並參加實際勞動之後，才明白「原始」、「蠻荒」的含義。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只知道海南是一個「以旅遊興省」的最大特區，到處都是新建的酒店和遊樂設施，滿街鮮花、水果，海邊是陽光沙灘，無法想像五十年前的落後狀況。

我最初負責割膠的橡膠林段是「南三十六段」，大約一九六零年開墾的新林段，一九六九年開始開割時，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樹幹達到四十厘米圍徑（圓周），大部分橡膠樹還太細不能開割，能割的樹稀稀落落，樹與樹之間距離遠，而且因為樹冠小、雜樹灌木生長快，因而砍萌工作量極大；坡度陡，走路多，二百六十株樹跑遍兩個山頭，老工人都不願去，只能讓我們知青這些年輕人啃下來。我和「大白豬」海安負責兩個相鄰的新林段共三個山包，每天收膠後我叫海安為我帶膠水回膠水房，我自己就留在林段砍萌、鋤草、修路，到中午時分才回宿舍。經過這樣的額外付出，南三十六段就好走得多。

凌晨割膠最大的挑戰不是瞌睡，而是滿山的山螞蝗（山蜞乸）。山螞蝗是海南的特產，不像平常見到的水螞蝗那樣在水中活動，而是在陸地上一伸一伸爬行，在草叢或灌木叢伺機爬到人身上吸血，所以稱為「飛螞蝗」。開發好的地方、人住得久了、殺蟲藥用多了的老居民點，山螞蝗就少一點，橡膠林段就到處都有，隨時不動聲色爬到人身上，吸完血走了還不知道。山螞蝗的特點是怕鹼性東西，所以割膠工人都獲發中筒水靴，人們用肥皂塗在靴筒上，防止螞蝗鑽到腳上去，但總是防不勝防，每天收膠回來，每一個膠工幾乎都是腳上有血的。有的知青甚至是痕癢難當用手指抓破傷口，弄得滿腳都是傷疤甚至化膿。有一次一名知青被水螞蝗鑽到鼻孔裏（也許是收膠回來在小溪洗臉時讓螞蝗鑽進鼻孔的），直到螞蝗吃飽血塞住鼻孔來才知道。

有一天凌晨四點半左右，我正頭戴電池燈埋頭割膠，忽然覺得脖子上有點東西，我以為是蚱蜢或飛蛾之類的東西，扭一扭脖子、甩一甩頭，還是覺得有東西爬在脖子上，癢癢的，就用左手一撥，爬在脖子上的東西「叭」一下掉到地上。我借著頭頂上的割膠燈的亮光一看，那東西不是什麼蚱蜢蝗蟲或飛蛾，原來是一條大約一尺多長的銀環蛇！那蛇掉在地上，立刻「瑟瑟」幾聲鑽到旁邊的草叢去了，我這才害怕起來，雙腿打顫，但割膠剛剛開始，不得不硬著頭皮堅持下去。到收膠的時候經過那棵橡膠樹時，心還「扑通扑通」直跳。

如果凌晨時分下大雨不能割膠，有時會等到雨停了再上林段。有一次早上下大雨，我們午飯後才到林段割膠，我和「大白豬」海安並肩作戰，海安匆忙中沒穿中筒水靴，只穿個塑膠涼鞋就上林段，誰知剛割了幾棵樹，就被蜈蚣咬著了。那蜈蚣大約二十厘米長、大拇指般粗，鮮紅色，光看那樣子就很嚇人。海安被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起來，我在旁邊的林段聽見叫聲，馬上跑到海安的林段察看，看到海安左腳腳弓處的傷口紅腫，立即把海安揹起來往住地方向跑，跑了幾步跑不動了，就叫海安用手搭着我的肩頭，他用右腳一拐一拐的跑，送到連隊衛生所。麥醫生察看傷口後，安慰安海說︰「幸好蜈蚣不像蛇那樣劇毒，只是劇痛，沒有生命危險，不用太擔心。」

有一次傍晚，老工人老符的約七八歲的兒子發高燒及昏迷到連隊衛生所求診，麥醫生診斷可能是腦膜炎，告知連長，連長派我和國建兩個人用擔架送老符的兒子到場部醫院。連長打手搖電話到場部機運隊，要求派車來接送病人到場部醫院，但不知汽車什麼時候才到，就叫我和國建抬著擔架先上路。我們抬着擔架大約走了半小時，才看見有車從場部方向開過來，把我們接到醫院。我們看著醫生給小符抽脊髓檢驗，已經是晚上九點多，就扛起擔架步行回合山隊。由場部醫院到合山隊住地，步行大約一小時二十分鐘。那天下午下過大雨，晚上借著天色的微光，看到公路上隔一段路就有一條蛇在蠕動，也許是在公路上透透氣。原來蛇和蝸牛都有這個特點，下過大雨後不躲在草叢而是走到路上。我和國建在路旁折一根小竹子拿在手上，隨時準備防範蛇的攻擊。幸好順利繞過躺在公路上的六七條蛇，沒被咬著。（二零二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