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砭時弊

針砭時弊（舊作述評之三）

老牛過去二十幾年的漫畫，多是緊貼時事、關注本地的政治和社會民生熱門話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香港的「黃金十年」，這十年間，政治和社會民生都發生了許多事，經歷了中英之間的「千古罪人」（當時港澳辦主任魯平罵末代港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和「另起爐灶」（港英不與基本法銜接，九七過渡前夕中方不得不「另起爐灶」設置「臨時立法會」，立法局議員七九下車）的政治爭拗，也經歷了平穩過渡、皆大歡喜之後的金融風暴；人們嚐到炒樓賺錢的甜頭，也吞下泡沫爆破、變成「負資產」的苦果；人們有過期待、歡欣、得意和自豪，也有過失落、驚愕、徬徨和痛苦。無論是金光耀眼的虛幻繁榮，或是泥足深陷的窘迫苦惱；無論是舌劍唇槍的政治爭辯，或是聲嘶力竭的民間呼喚，或是臉紅耳熱的社會糾紛，過去的一切都已經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七十年代中期，越南戰爭結束，但由於越戰引發的難民潮延宕多年，許多越南人逃離家園投奔怒海，冒險乘船往其他國家和地區，香港在宗主國英國和世界霸主美國指使之下，不得不成為「第一收容港」。港英當局認為當中許多人並非真正的「難民」，故後期把乘船抵港、來自越南的人統稱為「越南船民」。船民問題成為香港人背上的、用「國際人道主義」大旗包裹著的沉重包袱，香港要設置船民收容中心，安置這些人並給予飯食、暫居之所和一切生活所需，以等待其他國家收容、讓他們離開香港移居外國；但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拖欠撥款，安置費用和日常支出由香港政府墊付，香港人便吞下這個美其名曰「人道」的苦果，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多年之後，香港才取消「第一收容港政策」，對不論來自何方的非法入境者一視同仁，即捕即解。

香港一直以經濟自由自居，資金自由進出，但自由開放型的經濟體也容易受到外來衝擊，股市也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而大起大落，所以近三十年來多次出現「股災」。香港人多地少、土地供應不足，形成「地價高、租金高、樓價高」，四成人口屬於低收入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房屋」；六成人口居住在私人樓宇，但只是少數人擁有不動產甚至可以出租予有需要者，多數收入高於限額、不能享受政府廉租房屋優惠的人士，要以「分期付款」方式購置住房，因而半生為住房付款（俗稱「供樓」）而節衣縮食，成為「房奴」。

主權回歸前，香港法律和制度向宗主國英國看齊，九十年代初通過所謂「人權法」，宣布廢除死刑，即使是殺人犯也只能判處終身監禁，民間對此法案均表示擔心治安惡化。另一方面，一些憑藉八九民運冒起的政客，以西方國家的習慣和行事方式看待中國政治，總以為以群眾運動向政治人物施加壓力，政治人物便會讓步；一些人看準北京領導人愛面子，便故意在香港搞一些令北京難堪的事，以此為政治籌碼向北京叫板；直至幾年前，有些人仍然抱著這個思路，挾持七百萬香港人作為「人質」向北京「勒索」，以搞亂香港要脅北京在政治上讓步。香港「回歸」後政制「原地踏步」，二十三條未能本地立法，就是因為有些政客不顧現實，以錯誤的思維和錯誤的方式去企圖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樣做不但無法達到目的，反而讓香港受到傷害。（二零二三年九月二日修訂）